传奇瓦希德

（文 / 徐菁菁）

( 2004年7月2日，印尼雅加达，前印尼总统瓦希德（左）和维兰托将军共同参加礼拜活动 )

12月31日，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佐邦的清真寺里，上万民众送别了前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12月30日，这位69岁的印尼第四任总统在首都雅加达的一家医院病逝。“我们失去了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儿子。”印尼现任总统苏西洛在主持国葬仪式时说，“他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父亲和老师，一个杰出而高贵的人。”

1999年，印尼处于十字路口，东南亚经济危机结束了印尼持续二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政治危机与社会动乱也终结了苏哈托长达32年的独裁。在由7个穆斯林团体组成的“中央轴心”集团支持下，双目几乎全部失明，听力欠佳，曾经两次中风，倚靠轮椅行动，饱受糖尿病困扰的瓦希德在最后一刻击败了风头正健的梅加瓦蒂，成为印尼自1955年以来的第一位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在1999年，总统是由政治精英组成的‘人民协商会议’代议选举产生的，而梅加瓦蒂没有能够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赢得更广泛的政治精英的支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米·弗里曼向本刊分析说，“对于伊斯兰政党来说，他们也不情愿由一位女性来任总统。瓦希德则因为他的穆斯林身份、支持改革的立场和普通民众的支持而被选中。”

在印尼，人们习惯于用“Gus Dur”来称呼瓦希德，“Dur”取自其名字的第二个音节，表示亲昵，而“Gus”则是穆斯林使用的敬语。1940年，瓦希德出生于东爪哇区佐邦市穆斯林望族。他祖父于1926年创立了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父亲则是印尼解放运动中的英雄，曾任印尼首任宗教事务部部长。1963年开始，瓦希德相继赴开罗、伊拉克和荷兰求学。瓦希德传记作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格雷戈·巴顿告诉本刊，在开罗求学期间，瓦希德开始接触并喜爱上了法国电影，在开罗美国大学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并流连于当地咖啡馆里的辩论会。

1971年，瓦希德回到印尼。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教授威廉姆斯·里德尔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在印尼做研究工作。70年代中期，他第一见到了求学归来不久的瓦希德。据他回忆，瓦希德当时已经开始为两家机构工作：一家是著名的印尼《时代》周刊，该刊集聚了一批雅加达政治知识分子；另一家则是“经济社会研究、教育及信息学会”——由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派穆斯林主导的社会研究机构。1984年，瓦希德继承家族的衣钵，出任拥有4000万成员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主席。

在苏哈托执政的印尼，瓦希德被认为是极个别敢于长期批评政府而又安然无恙的人物之一。“他挑战军方和苏哈托，涉及的内容包括践踏人权、腐败、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巴顿告诉本刊。但在弗里曼看来，直到90年代末瓦希德对苏哈托的批评才真正升级：“可以说，在很多方面，瓦希德一直温和并且安全地批评苏哈托直到其执政的后期。况且他是一位具有极高声望、广受尊重的宗教领袖，这也让苏哈托并不会因为他的批评而感到受威胁。”“在80年代和90年代，瓦希德的政治技巧在于努力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同盟，在扩充自己的同时避免过分激怒苏哈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里德尔告诉本刊。

( 2009年12月31日，印尼东爪哇,上千民众前来送别瓦希德 )

1988年，为获得博士学位在印尼从事伊斯兰运动研究的巴顿结识了瓦希德。作为传统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领袖，瓦希德的开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瓦希德喜欢贝多芬、莫扎特和詹妮斯·乔普林的摇滚；是劲头十足的足球迷，也是文学爱好者。“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我曾经问起他的阅读趣味。”里德尔向本刊回忆，“他说他当时最喜欢的是哈伊姆·波托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阿舍·列夫》。我问他为什么，他简短地回答：那是一面镜子。”犹太小说家波托克的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犹太男孩因为自己的艺术天赋而遭教派排挤，但最终在导师帮助下追求自己梦想的故事。瓦希德告诉里德尔，他注意到了书中犹太人问候语与他熟悉的伊斯兰问候语的联系，“短语上的相似之处不仅显示着两种宗教的同源，更体现了人类宗教体验的普适性”。

“在推进印尼的文化多元和包容性上，瓦希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的宗教领袖，瓦希德以宗教宽容、维护少数族裔的利益和人道主义著称。《雅加达邮报》记者柯内柳斯·普尔巴仍清楚地记得，9年前瓦希德作为总统访问苏门答腊岛时，一些穆斯林曾抱怨许多基督教教堂的建立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瓦希德严厉地批评道：“但是，在这个国家有多少清真寺获得过官方许可？”针对批评他的声音，瓦希德回应道：“那些说我‘不够伊斯兰’的人应该回去重新阅读他们的《古兰经》。包容、宽容和共享是伊斯兰的题中之意。”在许多伊斯兰政治家呼吁把伊斯兰教作为国家制度的时候，他坚持政府应当世俗化，信仰是个人问题。“他努力结束印尼的宗教冲突。”弗里曼评价说，“我想他并没有完全成功。现在，关于伊斯兰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角色的争论仍有许多，印尼宗教上的不宽容仍然存在。但是，在官方层面，公开对少数教派群体的歧视已经微乎其微了。”

“瓦希德担任总统后，取消了一系列针对华人族群的歧视政策，他的行动对印尼的华人地位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弗里曼告诉本刊，瓦希德撤销了苏哈托时代在华人身份证上打上特殊标记的做法，取消了对汉语班和汉语出版物的限制，允许此前被迫使用印尼姓名的华人沿用传统中国姓名，并将农历春节设立为国家假日，允许舞龙舞狮表演。“至今，说出Gus Dur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这就是大家对他的评价。”印尼雅加达海南联谊会主席余有信在瓦希德的追悼会上说。

2000年，东帝汶独立后，瓦希德是首名到访的印尼政府领袖。他访问圣克鲁斯公墓，针对印尼政府强占东帝汶24年的经历公开道歉。里德尔告诉本刊，1998年的一天，他曾到医院探望刚经历过一次严重中风的瓦希德。“他一个人侧躺在床上，虚弱得抬不起头来，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就像一个濒死的人。我问他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意思是也许我可以给他一杯水，令他舒服些。”里德尔对本刊回忆说，“可是，他叫我和东帝汶天主教贝罗保持联系，让贝罗来医院看望他，他有一个计划能够既让东帝汶留在印尼，又使东帝汶获得自治。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半小时里，这就是他所愿意讨论的全部问题。这让我看到了他的两个决心：他肩负着促进印尼宗教多元化的责任——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一样重要；他强烈的爱国主义——他愿意尽一切可能将东帝汶留在印尼版图内。虽然他抱病数月，没有达成心愿，但我清楚地记得这次访问。”里德尔说，“因为他的热情和眼界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在瓦希德当选总统后的几天，他曾经打电话给我。”巴顿告诉本刊，“他告诉我，他对于自己的总统工作充满信心。但在18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他承认：成为总统以后我发现，摆在我面前的，是前政府留下来的残骸——外债高筑，经济混乱，社会萧条，派系纷争，还有不断的分离运动。”在弗里曼看来，瓦希德将军队移出政府或许是他执政最大的成就。但在里德尔眼里，瓦希德的总统工作却称不上出色：“他允许亚齐实施伊斯兰法，而当时并没有组织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实际上恶化了当地的情况。他不顾其他政治家的反对，给予了巴布亚岛过多的自治权。”“瓦希德开始了地方分权的进程，这在接下来5年里成为印尼的一大难题。”弗里曼说。里德尔说：“瓦希德不了解现代经济的运行，他的政策走向了平民主义的极端，打压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而实际上，印尼需要这些机构的帮助来恢复经济。”

在任总统的21个月中，瓦希德马不停蹄地走访了约30个国家。巴顿说，瓦希德希望扭转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封闭的形象，希望通过展现一个开放、自信的印尼去扭转国际经济危机对印尼的影响。但频繁的外事访问也令批评者指责他忽视国内问题。

“没什么大不了”是瓦希德竞选总统时的口号，这也恰恰暗合了瓦希德不拘小节的性格。“在当选总统以后，他仍然保持着自己开放、不拘小节的个性。”巴顿说。然而这却成为他作为总统的某种缺陷。

在政党斗争中，“他把伊斯兰建设团结党主席哈姆扎·哈兹逐出内阁的举措和他与另一位伊斯兰党派领袖马亨德拉的不和，使得帮助他获得总统一职的‘中央轴心’迅速疏离了他”。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中心印尼问题专家贝纳德·普拉特达什告诉本刊，“他在非穆斯林中的庞大网络使得一些人认为他亲西方，他对以色列的态度更激起了他的反对力量”。

很快，印尼国会从2001年2月起就开始了弹劾瓦希德的历程。瓦希德强硬地应对这次弹劾，重组内阁，甚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典型的政治家需要会做交易，擅长妥协。”巴顿说，“但瓦希德则是理想主义的，他不懂妥协，只知道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7月在人民协商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弹劾提案，宣布梅加瓦蒂为印度尼西亚新总统。

“一位评论家曾说，我们有两个瓦希德：一个大瓦希德，一个小瓦希德。”里德尔告诉本刊，“小瓦希德不是一个好的民主政治领袖，他不知道如何处理不同政见，他既轻率地怀疑他的盟友，又轻率地相信谎言。而大的瓦希德则拥有一个追求多元化国家的宏伟眼界，他视国父苏加诺为英雄，他看见苏加诺建立起包容所有群体的现代国家，而这种包容性恰是民主国家的基础所在。他继承了这份工作，在我看来，他完成得非常出色。”

“瓦希德留给印尼的最大遗产在于，他的主张告诉人们印尼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个政府应该保护它的公民，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巴顿说，“也许他不是一个合适的总统人选，但对我们的时代，他是一个正确的人。”■ 瓦希德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