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这个易感群体

(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 )

明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特殊些

广州恒缘心理咨询公司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在谈到明星这个群体时说：“公众人物是被培养起来的明星，你一直很喜欢名声，所以走的这一步。我们都讲钱权名利，再讲深一些，我们活着都想影响别人，我手里有钱，可以多做一些事来影响别人；我手里有权可以直接让别人听我的。但钱权都有附加的东西，我为你做了事你才被我影响，名声不同，有了名声，好像别人心甘情愿被你影响。这时候自己的虚荣心，自恋就得到极大满足，所以做明星会有很大的诱惑。”

林松是北京今雨来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的心理咨询师，他长期以来一直给公众人物做心理咨询和治疗，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在21世纪，人类进入到心灵的世纪，我们会关爱自己的心灵，对成功的定义应是心灵健康、自我实现与外在成就的完美结合。当今社会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成功人士是焦虑、忧郁发作及心脑血管疾病等身心疾病的高发人群。在心理咨询室中，我见到太多的成功人士过得并不快乐，他们被工作、社会角色或某种创伤使命感完全驾驭，承载着比常人更多的心理压力。更有不少成功人士的成功动力来自心理创伤，我把他们由此带来的问题叫‘创伤后成就动机负效应’，因为这种动力比一般的成就动机要强，使得他们比别人有更大概率的成功。”

林松解释“创伤后成就动机”说：“人类有普遍的自卑情结，我们会本能地超越自卑，实现自我价值。如果一个人选择表演行业，能当明星就可以满足人的多重需要，可以极大地弥补创伤和自卑，实现超越。一个心灵健康的人，是可以驾驭完整的自我以及面具和角色之间的区别的，但一部分人进去了出不来。比如他演一个悲剧人物，他就慢慢把自我和戏中的角色融合，把自我也刻画成了悲剧。不光是演员会有这样的困惑，普通人成功人士中也有存在。这是自我完整的人格发展和某个角色面具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有太多的人实现不了自我价值，当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就是挫败感的叠加。持续的挫败感就会出现抑郁的状态，演艺圈患抑郁症的人会相对多一些。”

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患抑郁症的群体大约有3000万人，而且多集中在都市，抑郁症已经是继癌症之后的第二大疾病。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人际交往环境也随之变化，导致抑郁症的发病率逐年增高，林松说：“现在我们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处理的层面越来越多，相对来说信仰是可以缓解抑郁症的，为什么中国人抑郁症多？中国人是有信仰危机的。”

( 同济大学教授、精神科医生赵旭东 )

同济大学教授、精神科医生赵旭东在谈到明星的心理健康问题时说：“对我们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务人员来讲，这一类人群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在我们面前没有真正的VIP。他们的问题其实跟其他人的问题没有太多本质的区别，他们跟一般人碰到的问题、发生概率基本相同，发生发展的机制都差不多，只不过他们发生这些问题后容易被别人注意到，容易成为话题，所以他们是以特殊性反映了普遍性。”

关于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理问题的诱因，林松通过临床经验总结道：“包括一些不公平，包括一些阴暗面，比如一些潜规则，会给他们造成挺大冲击。有人很单纯，抱着表演梦童话进入复杂演艺圈，他承受不了了。更重要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演员都想成为明星，但机会那么少，有些人心理不健康，认为只有达到那个高度我才能是我，达不到那儿的我都是失败的。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有的人太强调成就动机了，即我要一定成为什么来弥补我缺失，我要成为什么才是我，这两种心态都是会有心理问题的。”

( 心理咨询师林松 )

因敏感而易感

赵旭东从一个职业选择的角度分析了明星为什么会变成易感人群——“文化娱乐圈的人，从心理学特征上讲，情感丰富，体验深刻，不随大流，但是又非常看重别人的评价，寻求情感刺激方面比较明显。自我中心，情感逻辑较重而不太讲理性逻辑，比较自恋，有的人说不定就有点神经质了，特点是情感非常易变，不稳定。很多有创造性的人会有循环性的人格特点，抑郁和情感高涨交替出现，这样的人格特点就像物理学上振幅很大的波峰波谷，严重者就变成双向情感障碍。这个行当会吸引一部分有特定性格基础，有特定能力、兴趣倾向的人，而这里面可能会隐藏出现心理偏差的相关因素。”

武志红通过一些明星的言行分析了一些明星的心理状态：“比如王菲，媒体、公众对她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说难听就是她很自我，说好听就是她知道她是谁，所以她不会迷失。刘德华就容易受到别人影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要做我的老婆就要小心，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要小心。他的意思是，我影响这么大，所以我们要维护好形象，不要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印象，这就是好大的压力。但王菲就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宫崎骏就说得很直接，他对《纽约客》的记者说，我从来不考虑观众，我是拍给自己的。他对别人不屑一顾，不容易受别人影响。但是像刘德华、贝克汉姆，他们从一开始就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对这些人名声就是很大压力。再比如陈琳在北大做过一次演出，我当时正好在北大上学，陈琳就在演唱前先跟大家聊天，问四川老乡举举手，她来回讲四川人，四川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大家就嘘她，陈琳就受不了了，她一被嘘就泪流满面，她说我到底哪儿做错了，你们这样对我。所以对陈琳这样的人，名气真的是双刃剑，甚至割伤的可能性更大。”

“真我”与“假我”的问题

从心理分析角度，人都有“真我”和“假我”，明星特别容易制造“假我”，因为被公众关注，使他们很容易失去真我。当“假我”出现后，直接影响到他对自己的真实判断。林松说：“内在整合超越的健康人，必然会经历着认识自我、超越小我、融入大我、回归真我的心路旅程。为这些人做心理咨询，除了处理心灵创伤外，心理咨询师会陪伴他们找回真我。即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因为人有很多角色，很多自我，当一个自我实现，伤害其他自我的时候就会出现心理问题。为什么演艺圈里的人喜欢找信仰？信仰是可以帮助人缓解心理压力的，所以我们帮助不管明星还是普通人探索真我之路。我的观点是，把与假我之间的冲突化掉，不要让你的灵魂只在一个面具上，很多人一旦面具碎了，挫折了，灵魂也碎了。我们让它回归，我们不为面具生存，为心灵生存。”

武志红认为，一个人容易迷失自我可能跟童年早期的经历有关，“假如从小就被父母说你的感受有问题，不能这样想，他要通过父母怎么看他来认识自己，所以从小就失去自己。相反有另一种孩子，小时候父母没有干涉，也许学会了不管别人干涉不干涉我不在乎”。

赵旭东用野牛来形容这种迷失：“这是一头很危险的野牛，在需要的时候我们爬上去了，我们也想牛一把，但是这头牛后来失控了，我们在上面拿捏不住。有时候看美国人驯牛比赛，这个牛可能跳三下你下不来，跳六下你就得下来，很惨，可能还要被踩一下。这是很有趣的，怎样把握自己在媒体漩涡里的位置？这也就是要提醒那些喜欢出名喜欢炒作喜欢被追捧的人。”

赵旭东认为：“我想有一个重新来梳理的过程，可能有些底线需要去理一理，到底我们跟自己的天性要吻合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这些年有一个很时髦说法叫‘超越自我’，我是很不赞成这样的话，很多人要超越自我，把自我给异化掉了。我们说找底线，就是要来找我们自己到底认不认识我们的天性，不要去和我们的天性作对，不要太扭曲它。现在没有底线，在我的理解就是，我们以为在做最大化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跟我们的天性作对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狂热，狂热后真我假我搞不清楚，这确实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命题，也是一个伦理学命题。”

可能演艺行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容易让人迷失自我，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就是包装与塑造，一个典型的矛盾就是一旦你服从了商业模式，必定要放弃一部分自我，放大一部分假我。武志红说：“这就涉及比较基本的东西：活着为了什么？卡尔·罗杰斯和亚伯拉罕·马斯洛说做自己，和做自己相对的就是做别人。别人让我这样做，我做了成功了，这不是我的成功，这就是布兰妮·斯皮尔斯疯掉的原因，是她妈妈想让她成为明星，而她自己不想。”

心理素质成长赶不上外界挑战的速度

成功、成名、没完没了的演出，表演、商业合同带来的压力把很多人变成了工作狂，林松说：“工作狂往往把身体拖垮了，不能很好地安排工作和生活了，感性的那一面完全被工作驾驭了。工作狂类型在成功的演艺圈里都是存在的，比如笑星，笑星的心理压力在我看比其他演员还大，他每天给别人展现的都是快乐，他本身的不快乐怎么化解？由此笑星出心理问题猝死的可能性比其他演员要大。老演坏蛋的人可能活得长，因为他把自己阴暗的一面演出来了，宣泄了，宣泄了自己阴暗的一面本身就是治疗，所以演员是可以通过演戏治疗自己的，但是没调好的话就会伤到自己，这是我们做心理辅导可以教给他们一些方法。打个比方，比如他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他做心理调节是有好处的，他演哪些角色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创伤扩大，这个可以帮他们减压。不管你的戏角色大小，你是跟大导演拍电影，还是在小剧场演出，都是可以治疗的，这是角色治疗。”

赵旭东认为：“社会文化变迁，确实会增加每一个人心理应对的压力。我们要对付的应激性因素，看我们每天要处理多少事，能睡多少小时觉，要和多少人打交道，有多少情绪的反应，脑袋里面要蹦多少个概念，写多少字，这些都是一定程度可以算的。这个世界对有名的人来讲是非常有压力、有挑战性的。从这个角度，也许我们心理素质的成长还没有赶得上外界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增长速度快。不是说他们和别人一样，但他们确实会有更多新问题。其实，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社交圈子、内心世界，都还是有一块比较脆弱比较尴尬比较难堪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有充足的时间、很好的条件来修补自己的缺憾、不足和创伤。但是太忙的人这样的机会就少了，或者说不如普通人。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有别人的问题，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可能他们自我疗伤康复的机会，使用的办法，能够利用的条件还不如普通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特殊性，别的人可以找人聊聊，但是他们要提防人，根本无法找到保护隐私的地方讲这些。”

“明星面对心理咨询师，也很难打开自己。”林松说，“真的觉得自己不行了才会找心理医生，甚至都不找。演艺圈里面真的找心理医生的不多，他都自己处理，这是隐私，内心的痛苦挣扎为什么要找你？找你的话会有风险。明星的防范意识都很高，信任不是第一面建立的，需要一个过程，只要建立信任了，认为你是可靠的，就可以告诉你。这跟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文化是有关的，我们有个刻板印象，找心理医生就是精神病，以前我们骂人说你神经病，其实找心理医生是让你过得更好，化解你的痛苦，让你更有力量。”

明星变成笼子里被窥视的动物

传媒的发达，确实容易让一个人成为明星，并且这种成名还会带来更多相应的附加值，因金钱和社会地位变化带来其他好处。但与此同时，带来的负面“附加值”也比过去增多。

林松说：“最大的问题是隐私没有了，人没有自我的空间了，可人是需要自我的空间的。如果一个人在相对健康的心理环境中成长，认知是健康的，包括人际互动，那他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就相对会小一些，因为有健康的价值，这种心态会影响他。有创伤、父母离异、家庭暴力这样的人患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大，这样的人到了演艺圈里，患心理问题可能性就更大。他们不能够把负面东西表达出来，他们会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有一种被窥视感。人不是动物，明星性爱录像都会被爆出来，很多人没做过心理辅导，本能是不能够完全化解的，这时候就会在冲突里面造成心理压力，可能衍生出来各种症状。”

赵旭东说：“每个人隐私空间被长镜头给拉得没有了。这些人在正式体面场所公开场所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符合社会规范的，符合大众对他们正面期待的行为，现在好像离开这些场景后比较随意、自然的，符合人天性那一部分表现被冲击了。在卸妆以后、放松睡觉、做梦，做一个非常普通正常人的时候，都被看到了。媒体以前叫审美情趣，现在有审丑情趣，想挖掘人性丑陋面驱使的东西，审丑的动机太强了。把原来表演好好的东西都撕裂开了，好像我们观察到了更多麻烦的事情。如果要打一个板子，还要打在公众的态度，打在公众对他们的期待、要求上。我们崇拜明星崇拜偶像，体现出很多人缺乏真正的自我。他们拿明星作为自己心理寄托的对象，寄托了太多的自己。我就觉得名利真是捧人支持人树立人，也是顷刻间可以把人打倒，彻底毁掉。所以我觉得做名人、做偶像不容易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媒体反映出来的大众的期待苛求。这对明星们的心理健康非常有害。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年代，我们一方面看到理性，看到宽容，看到正义，看到伦理道德的希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对人的苛求、不负责任、不宽容，肆意攻击诽谤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司空见惯。这样，如果公众人物不能正确评判、感受、处理这些社会上对他的反应，他们就会跟普通人相比有更多麻烦。大家用放大镜、显微镜看人，这类职业当然就属于高曝光度、高风险行当。”■

（实习生魏玲、郭闻捷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 / 王小峰） 明星这个易感心理健康群体武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