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实与忠于理想

( 阿瑟·库斯勒 )

观念的束缚

福山在《历史仍然终结了》一文中说：“经济复苏也许来得太快了，说它太快，是因为这意味着这场危机没有严重到迫使美国和全世界实施长期的解决方案。人类事务一个悲惨的事实是，人们只有在最严峻的情况下，才会深刻地改变其根深蒂固的态度和习惯。可怕的危机也许过去得太快了……以前，美国的力量重要的基础是美国社会的吸引力，不仅是其物质财富，还有医疗、民主的活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上美国人对他们的实用主义感到自豪，尤其是跟受到古老的信念和意识形态迷惑的欧洲人相比。但问题是，美国人现在的世界观非常意识形态化、非常僵硬。”

初看上去，约翰·格雷的观点跟福山的观点如出一辙，格雷在《梦想的终结》一文中写道：“不现实是过去10年间流行的观念的核心特点。世纪初不切实际的幻觉仍没有被放弃，它们只是缩小到了可以被继续坚持的程度。英国政治提供了这种趋势的例证，政治家们不承认新保守主义失败了，3个主要党派的政治家不停地捡起思想花招，解决意识形态造成的问题。格拉德威尔的《决断两秒间》、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的《助推》、詹姆斯·索罗维尔的《百万大决定》，这些东西在书店畅销一时，随后便被人们遗忘。政治家的智力缺陷不能靠回到过去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大部分公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源自没有能力应对现实。也许只有一场更严重的危机才能推翻造就了很多政策的幻想。”

两位学者都说，观念、意识形态和幻觉妨碍了人们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但对于人们受到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束缚，二人是根本对立的。格雷说的幻觉是以为自由市场是终极模式，福山认为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幸免于难，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比较具体，如民主党的奥巴马“错误地迅速回到大政府路线，政府广泛干预华尔街、汽车业和医疗”，共和党没有重新思考导致危机的里根主义——宽松的管制和减税造成的预算赤字。

福山感到遗憾的只是，金融危机本应该可以暴露美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从而触动美国解决问题。他说：“在过去30年间，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和全球化带来了繁荣，使数亿人脱离了贫困。随增长而来的还有民主政府的扩展。危机源自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华尔街，这一事实可能会使以市场和开放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丧失合法性。但全球体系的合法性也许受到了打击，却并未崩溃。虽然华尔街做错了，但合理的经济理念仍然统治着全球，开放的经济秩序毫发未损。”

( 弗兰西斯·福山 )

但在格雷看来，这一场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主张是低税收、私有化和撤销对金融服务的管制。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诺奇克。

格雷说：“10年前，出类拔萃的一辈都相信华盛顿共识，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是唯一跟现代性的要求吻合的经济制度，它注定要广泛传播。不仅右翼的新保守主义这样认为，中左党派也热切地拥护这一想法，而他们在历史上的角色是为自由市场施加限制。任何有历史感的人都知道，认为‘冷战’后的泡沫体现了新的世界秩序是荒谬的。资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性没有消失，反而更突出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更加依赖不可持续的债务。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秩序远非牢不可破，反而是高度脆弱。”

( 约翰·格雷 )

格雷说：“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妨碍了人们意识到美国的衰落。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即美国化这一观点被很多人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畅销书《凌志汽车和橄榄树》与《世界是平的》强化了这一等式。全球化的实际效果是把经济实力转移至实行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新兴国家，但对那些跟弗里德曼拥有同样梦想的人来说，全球化不过是美国自由市场的扩大化。这种观念只有在金融危机仅限于小国时才能持续，当美国的金融体系从2007年中开始崩溃时，这种观念就烟消云散了。”

格雷说，一种错误的信念贯穿了过去10年一系列的幻觉。鲜有例外地，左派和右派都认为历史是一个直线过程，其终点将是跟他们一样的东西在全世界得到复制。在21世纪的头10年行将结束时，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很多人还以为这种历史发展模式最终会走向理想化的西方社会，就像福山20年前预言的那样。

格雷认为，这种自信带来的观念10年前仍被相信，但今天只能够给一个陌生世界下的人带来安慰。“西方的实力在各地退缩的现实仍被否认，但中国的崛起不只意味着出现一个新的大国，其深层含义是，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过时了。西方社会不再是全人类的榜样，未来，西方只是现代性的版本之一。”

进步的理想

福山和格雷都对经济危机未能促使人们做出改变而改到失望，都要求人们丢掉幻想，面对现实，他们对危机之后的前景都非常悲观。福山说：“经济危机未能动摇美国人的一些偏见，将来这会给美国带来麻烦。”格雷说：“好像我们还要在2000年代的废墟中盘桓一段时间。”

《经济学家》杂志讨论了“进步”这一理念，提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也要胸怀理想：“人能够区别是和应当，但不能保证是和应当之间的鸿沟能够弥合。每当有人让你现实一点，他们是要让你对你的理想做出妥协。哲学家苏珊·尼曼承认，你的理想永远无法彻底实现，但有时你能接近它，就好像你在朝着达不到的地平线迈进。她写道，人类的尊严需要热爱理想本身，但没有规定说这种爱会得到回报。”

《中午的黑暗》的作者阿瑟·库斯勒的经历展示了如何在信守意识形态化和面对现实之间保持平衡。库斯勒是最早在英国发起取消死刑运动的人之一，他建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帮助改造犯人。他捐出了很多收入收容流亡作家，但改善永远无法让库斯勒满足，他要的是拯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这种冲动导致他踏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在退出政坛之后，他想把现代科学从理性和实证主义中解救出来，通过解读宇宙“看不见的作品”，他找到了精神指引。他开始相信宇宙中有一种控制力，可以通过超意识、漂浮或者食用毒蘑菇得到它。他宣称人类的大脑都有缺陷，要把我们放在金属稳定器上来解决这一问题。当所有政治上的希望消失之后，他最后的应许之地在一个药瓶子里。在《中午的黑暗》中，鲁巴肖夫对权力做了思考。他的结论好像是，任何政治和管制制度都要求少数人为多数人的利益做出牺牲，要求目的超越手段。他想不出有别的政治模式，他没有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他想象的其他道路体现在朦胧的精神或感官的事物中：一幅《圣殇》，或对女性身体的记忆。

库斯勒一生中不停地拥抱各种意识形态，但“他是一个能够让自己清醒起来的狂热者，一个偶尔会让现实从裂缝中穿进来的意识形态拥护者。他没有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但他向我们证明，为什么它只是海市蜃楼，会使我们偏离真正的、不断改革的努力”。

斯卡梅尔新出的《库斯勒传》副标题为“一位怀疑论者在20世纪的文学和政治历险记”。但英国作家乔安·哈里说，库斯勒并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是一个寻找绝对真理的浪漫主义者：当一种事业不能够给他提供绝对的拯救时，他就会绝望地放弃它，努力去寻找另一个有着同样的许诺的事业。“他从来没有长久地探寻过解决困难的真正方法——渐进的民主改革。人类社会的真正改善要一步一步地来，没有通往理想世界的宏大地图。如果你要求完美，你就会失望；如果你要求改善，你就能成功，并获得足够的希望让你第二天继续奋斗。”■

（文 / 薛巍） 忠于面对现实格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