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语言的桎梏

( 1995年春节晚会，赵丽蓉、巩汉林表演小品《如此包装》 )

时间

1983、1984年的演员们是十分幸运的，只要观众打进电话点节目（那时有电话的人也实在是少），他们就可以无休止地唱下去、演下去，节目的随意性大到不可想象。刘晓庆和姜昆临时搭档《刘海砍樵》，王刚的服装是借来的，人们团团围坐成小型茶话会的模式，演员就坐在观众席中，需要演出时再上来。刚从政治阴霾中走出的中国人，一点点小乐子就逗得大家放声开怀。当央视有了600平方米的一号演播厅，笑声却要靠领掌去强迫。范伟常常感叹：如果在剧场里，关了灯，只有一束追光，台下是黑的，能听到观众的笑声，那该多好？纤毫毕现的演播厅曾让他莫名地紧张。演员是很敏感的，台下观众翘个二郎腿，范伟会联想到：是不是他觉得没意思？虽然戴着麦克风，却总觉得声音还不够大，拢不住观众的神，于是演员们开始青筋暴露扯嗓子。如今作为一个旁观者，范伟也是从这条岔路上走过来的：“真的，我特想和他们说说，嗷嗷地喊，电视里不好看。”

“喊”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自身和作品的不自信，小沈阳今年没有喊，虽然《不差钱》是临时在十几天前突击出的剧本，但所有包袱都是他在二人转舞台上平时演出的那些。赵本山早期的合作者崔凯告诉我：“小品应该先养一段时间，小沈阳十几岁起就和母亲在吉林演出，每天都演，作品千锤百炼。”春晚小品一般要经过如下程序：讨论题材——作者念稿子——排练——8～10场的审查。“一个作品最多演10场，10天的孩子能有一年的孩子成熟吗？”范伟告诉我。

春晚曾经是演员们不可拒绝的舞台。“我妈都卧床起不来，一听儿子上春晚，坐那一直看到完，不得了。”范伟说。他们最怕导演笑呵呵地走过来，那就意味着“对不起了”。有一次赵安笑着走到一位演员面前，他立刻哈腰站起来：“赵导，我去买火车票。”让范伟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零点敲钟之前的最后一个节目被称作“刀口节目”，如果前面时间胀得太厉害，这个节目就要被当场拿下。有一次是6个人表演的大学生辩论会，麦克风都别上了，旁观者都为他们难受。第二次轮到潘长江的节目，前面的《卖拐》观众反应太热烈，鼓掌、大笑，把时间硬是拖长了，急得导演带着潘长江给其他演员挨个作揖，请他们一定抢出时间来。《卖拐》的开头，范伟应该骑上三圈自行车，高秀敏在后面说：“拐啦！拐啦！”范伟的表演上有个层次——由半信半疑到怀疑。为了抢时间，他只骑了半圈就下来了，因此当年在辽宁台的表演就比央视的精彩。

在成为不可替代之前，赵本山得到的表演时间通常是13分钟左右，如果实在节目需要，可以再申请。春晚的表演时间有严格把控，崔凯说，他为潘长江创作的《过河》就百般为难，总导演袁德旺要求他不超过10分钟，那是个歌舞小品，唱完歌跳完舞就已经9分钟，剩下的1分钟里要交代剧情，还要抛出好几个包袱，经过讨价还价，放宽到12分钟。基于这种考虑，《卖拐》的作者宫凯波很坦诚地告诉我，即使春晚请来郭德纲，他也没办法抖响，因为剧场里允许铺平垫稳，春晚要求扎鸡血似的，15秒一个小包袱，30秒一个大包袱，三句一个小龇牙，五句一个大咔嚓。当然现在的赵本山不存在这个问题，今年的小品他表演了25分钟，湖南的喜剧演员大兵也认为时间不是问题。

( 2000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和宋丹丹表演小品《钟点工》 )

审查

“你说要采访春晚的故事，我一回想，这里面有政治智慧，有审查艺术，有朋友间的情义与误会，什么元素都有。”参加过10次春晚的范伟对我说。

( 1998年春节晚会，陈佩斯、朱时茂表演小品《王爷与邮差》 )

1994年，赵本山准备了《儿子大了》，上京赶考。这年赵本山已经参加过4次春晚，加上家里有事，去的那天中宣部的审查已经结束。这是让范伟刻骨铭心的一次表演，在一家咖啡厅里，本山大叔演一个进城老农，穿着皮袄，背着行李，十来位导演组成员团团围坐，没有一丝笑意地看完了他们的演出。“那是我第一次进央视，小品没观众特难受，大家审视地看着你，笑是气场，大家都不乐，互相传染，我扑哧乐了也很唐突，我越演越紧，时间一点点走着，我们也一点点由希望到绝望。”节目演完了，他们通身大汗，文艺部主任邹友开说：“够呛，回去吧。”

崔永元讲过：中国有七大悲剧，头一条就是相声不可笑。崔凯认为，问题在于“包袱密集度虽然高，却失去了生活基础，这几年明显能听出现场有人带头笑，观众们乐得不开心、不自然”。《红高粱模特队》就是崔凯在辽南体验生活时发掘的，他在那里见识了一群乡村模特队的可爱。这个小品起初赵本山不太接受，他不知道矛盾冲突在哪，如何处理和范教练的关系，是开玩笑还是尊重他？崔凯说：“土教练和洋教练就是对文化理解上的错位。”

( 曾任1983～1986和1990年五届春节晚会导演的黄一鹤 )

春晚真正的问题在于题材的自由度，对赵本山来说，已经没人再给他规定命题作文，这些年春晚不是没有改革，为了留住观众，主题先行变成笑声先行。创作过《有事您说话》的沈阳军区作家王承友告诉我：“郭冬临是上戏本科毕业，强调塑造大都市小人物，既想好玩又想要启迪。作为部队作者就更想要有主题了。”主题先行，各方各面都要照顾到，是春晚小品的特色。农民工、邻里关系、部队建设，去年的奥运、赈灾，一定要在作品中体现。像去年有个《军嫂上岛》，今年《水下除夕夜》就必须的。作者们都认为，命题作文不可怕，可怕的是简单图解命题。当没有厚实内容时，用震破耳膜的狂喊曲解情感抒发，就变成了很多相声、小品的通病。

《牛大叔提干》的作者就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崔凯，他回忆道：“我下基层县里，总是吃吃喝喝，干部们说，不是我们愿意喝，工作做得越好，来的领导越多。”刚开始彩排时有一位首长提了意见：乡是一级政府，这么乌烟瘴气不行。但阴差阳错，没人把意见传达给演员。春晚联排是逢双数，22、24、26日，28日录备播带，28日那天就是铁定要上了。26日最后审查那天，那位首长来了，一看，怎么还没改？当时通知这节目拿下。春晚演员之间最关注的事就是谁会被拿下，这消息飞遍了整个剧组。范伟和赵本山住在一个房间，那一夜，赵本山辗转反侧。此时赵本山已然成名，参加过进藏代表团，有机会结识那位首长。“我想肯定完了，砰就崩溃了，但是本山大哥特别沉着。他给首长打了电话，说去年就没上，回去没法和父老乡亲交代，再拿下元气就不好缓了，况且确实没收到通知，不是有意。首长说，不是演员的问题。赵本山建议能不能修改一下，首长同意28日那天再审查一次。”

( 2001年春节晚会，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表演小品《卖拐》 )

节目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但是有个底赵本山一直没敢露——最后他拎起一串老鳖蛋说：“扯蛋扯蛋，就是打这儿来的。”崔凯透露，小品中有个笑料是端上三个老鳖蛋，却有四个客人，演员说三个王八蛋，没法分。“摄像笑得都不行，但审查时说这是骂人话，让删掉。今年台词里有‘感谢你八辈祖宗’，也说是骂人话，赵本山坚持说不是，导演组比过去民主，就留下了。”“底”对小品相声特别重要，一个好的“底”可以留给人一半好印象。赵本山到了直播那天，才让道具师做了一串乒乓球，讲了“扯蛋”。“我这种胆儿的不敢，本山胆大。这包袱无伤大雅，他心里有数，不会捅娄子。”范伟说。

崔凯当上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后，认为自己失去了底层生活，决定不再写小品。“《过河》是我最难的一次，开始是要我为黄宏写一个大中型企业脱困的下岗故事，后来张晓海导演找到我，说改路子吧，科技兴农也挺重大的。这让我头疼，别人帮我找了他在农科院的大爷，给我讲了一通无土栽培，听得我一头雾水。什么救了我？还是二人转的形式，从来没人在春晚舞台上演过歌舞小品。”

1986年，赵本山和潘长江的《大观灯》在基层演出了200多场，包括他第一次上春晚的《相亲》，观众在何时笑，笑声多大，多少个笑点，语言动作的节奏、分寸，非常圆熟，这是为了春晚突击准备两个月所不能比的，况且现在大腕们已经不用再准备两个月。过去排练从来没人敢请假，现在经常有人以去外地排戏为由离开节目组。阎肃曾经说过，春晚积累的负面效应要出来了。一位知情人说：“中央台的官本位衙门作风没丢下，领导一直认为自己是娱乐界老大，找谁谁都得来。怎么可能不来？基层语言组的头儿都急完了，大环境不一样了，娱乐平台太多了，拍电视剧、弄电影，人家不爱来，就得请。领导说，人家不来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新演员也不像以前那么愿望强烈，毙了？就走了。特别明显的是去演员剧组，以前特热闹。现在去了，就感觉怎么完事了？人都跑哪了？”以前只有春晚炒演员的，现在有点腕的演员也敢以“没档期”为由炒春晚了。

宫凯波告诉我：“如果说领导偏爱赵本山，也是因为老百姓偏爱他。和他们团队合作确实不费劲，不但题材上自由，还不用完整剧本，提供个思路就行，演员会自己编台词。”王承友也说：“作者是画大框，精装修是演员，哪个演员演对于小品非常重要。”话虽如此，但剧本的匮乏是不争的事实，演员们与长年写本子的作者形成哥们儿关系，一起吃喝，广种薄收，每次央求好几个人准备，择优录用。春晚的本子基本是没有报酬的，除非获奖，每年赵本山会把奖金给作者，因为他们也要陪着熬到上台那一刻。像徐正超原本职业是记者，由于赵本山有集团，安排他做了集团副总，平时还负责写电视剧、栏目剧剧本，当执行导演，关键时刻写春晚小品。其他演员没有这种条件养专职作者，只能凭兄弟情谊笼络编剧。崔凯说：“不仅曲艺作家，包括编剧，名字越写越小，文化市场的价值体系不对称，作品对于编剧是一次性付出，只拿到一次性稿费，演员却可以凭着它演好几年。”

成名

历来语言类节目就属于春晚中“条子”关系户较少的群落，如果观众不笑，再硬的关系，同样尴尬。在《宇宙牌香烟》、《虎口脱险》之前，马季、姜昆已经是曲艺界的名家。真正依托春晚成名的是冯巩、牛群及以赵本山为首的东北军团。所谓“一夜走红”，其实并不存在。就像有人问郭德纲同样的问题，他反问：“你看我是哪一夜红的？”

冲击春晚从来就不是一次性成功的，赵本山先是姜昆推荐，而后他不知轻重得罪了央视来人，在父老乡亲的期盼下，他提着10瓶茅台进北京，自己把茅台喝了，准备回去跟老乡们说送出去了，折腾了好几年，才算站稳。小沈阳有了师傅撑腰，依然反反复复。去年他的单口表演因为不符合春晚形式被毙掉，为了平衡，要把他塞进黄宏的节目里，不知为什么没弄成。元宵晚会已经定了要上，临了又毙了，在东三省还颇引起一阵小波澜。

范伟说他演完了《牛大叔提干》，就以为自己一夜走红。初一早晨他出了沈阳火车站，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和司机聊，末了人家也没认出这人刚上过春晚。“这都是人们的臆想，我露好几小脸都没出名。”1996年，范伟继续在《三鞭子》里演了一名没甚个性的司机，他还是站在赵本山身边的那个人。事实上，创作者很难把三句以上的台词给其他的演员，因为担心别人一开口观众不耐烦。

《红高粱模特队》中范伟的戏份很多，他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演完这个小品，他想这回自己有点腕了。贵州台请他去做节目，那节目安排了恶搞偷拍，下飞机有人拦着他，检查证件。范伟说：“我是演小品的。”人家问：“你演什么小品？”他说：“和赵本山演小品。”人家说：“我们知道赵本山，不知道你。”范伟说：“扯蛋扯蛋那个，还有走路垫步的。”他傻乎乎地学着小品里单腿蹦，周围的人笑喷了。

我听到过一个段子，春晚排练时小品作者每顿饭的伙食费是20块钱，想喝点酒点些好菜根本不可能。冯巩每年去得早、带的人多，有人嘟嘟囔囔抱怨，冯巩一急，拍了1万块钱，让跟着他的人随便吃。讲给范伟听，他对这种事情茫然无知，参加春晚10年来，央视对他们这个团队一直很客气，吃喝管够，他们也从未送礼请客，而范伟是个最敏感不过的人，“我们是本山大树后面的人，他们对我们客气不客气我们都感觉不到”。

创新

早在黄一鹤时代，他就找过心理学家研究观众看一个节目多久会感到疲惫。崔凯说：“那时重视题材的新颖开发，逼着创新。”首当其冲的就是打破东北方言垄断，到南方寻找节目。央视春晚在上海地区的收视率一直不高，如果有个滑稽戏小品，江南收视率立刻飞升。郎昆今年开会首先定下的就是寻找南方语言类节目，前几年也曾经把导演组分成几批，四处寻找。有一年号称发现了一个“广州赵本山”，那个节目叫《草台班子》，都觉得那演员挺好，可给了机会不一定能走上去，节目演完就无声无息了。前几年还偷偷摸摸审过被央视封杀的陈佩斯，看完导演们就散了。

崔凯在写完《红高粱模特队》后思考小品创作说：“过去我分不清东北小品和京津喜剧有什么区别？《红高粱模特队》是拐点，东北喜剧强调人物，京津强调包袱，像小沈阳的‘这个真没有”，不是包袱，是剧情顺下来的笑点。”

为什么南方喜剧不被春晚舞台接受？上过3次春晚、也曾被毙过3次的湖南演员大兵分析说：“全国有8大方言，南方占了7个，但是首都在北京，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主，很难找到全国观众都明白又不削减魅力的语言。滑稽戏在上海演起来山崩地裂，到了北方没人笑。走向全国就是走向北方，我们不得不忍痛牺牲，削足适履，就像人家用右手吃饭，我们用脚吃饭，这种方言上的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大兵在春晚用湖南普通话表演相声，他说：“‘你qia饭没’说成‘你吃饭没’，韵味一下子消失了。”另一个原因是南方人比较细腻，比较小的包袱可以让他们乐个不行，而在讲究密度、冲击力的春晚舞台上，人们长期习惯东北喜剧的猛烈快速，南方喜剧远远无法满足。

赵本山并不是只力推小沈阳一个徒弟，早在《卖拐》系列，他就找了两个徒弟上场，但表现机会不多。今年他为央视准备的小品原本是《送蛋糕》，小沈阳扮演那个送蛋糕的人，很多亮点都在他身上。临时改成《不差钱》后，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最能展示他模仿能力的角色。同时，在辽宁台演出的《送蛋糕》换掉了小沈阳，角色的包袱也去掉，就是为了留给央视最好的，演员和作者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作品，包括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

在和宋丹丹连续合作两年后，赵本山找来范伟筹备《有钱了》，讲中彩票的故事。赵本山进入央视春晚之前，就开始在辽宁台春晚露脸，雷打不动。每年他准备两个小品，先在辽宁台录像，他认为最好的那个呈现给央视。有趣的是，好几年他觉得指定会火的小品审查时一演，观众反应都不激烈。而地方台的要求很简单，观众笑了是硬道理。就像《有钱了》，一开始就下大力气抓，演员、创作者们住在“影视之家”，两个月的封闭，讨论、修改，一上舞台，场子不热。范伟归结为“劲使大了，创作喜剧越放松越好，真紧张起来，为央视打造精品，离笑不出来就不远了”。

尽管演员和创作者都不愿意承认题材限制了他们的发挥，可事实确实如此。王承友今年的节目被毙掉了，包袱越砍越少，他在电话里对我复述了整个原稿，沮丧地说：“我不太会念稿子。”不会生动地念稿子的作者，第一关就难通过。赵本山早期作品尖锐地触碰过现实，《三鞭子》讲述农民对下乡干部不信任，觉得他们在走形式主义。崔凯说这个作品非常难写，“春晚整体氛围是喜庆的，不像中纪委廉政文化晚会，既可讽刺，又可批判，人们怀着期望准备乐。‘年三十晚上死头驴，不好也得说好。’讽刺谁都不合适，要避免得罪各个阶层”。

对于擅长讽刺、让人们在笑声中和弱点告别的相声，这就是个致命的限制了。宫凯波有个现成例子，他写的《好人不打折》，大意是一个袜子厂工人下班误把袜子带到家里，引起媳妇的误会，两人回厂里还袜子，保安不让进，说你把我撂倒才能进。工人一急，把透明的丝袜套头上装劫匪，初审时观众乐得东倒西歪。审查时有人说：“袜子俩腿，脑袋套在立裆，容易让观众浮想联翩。”要求换成纱巾，还必须是黄色的。底下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黄色，反正直播时一个包袱没响。他告诉我：“最初创意阶段，很多东西都挺好，剩下的全没意思。包袱往下咔嚓，尤其是早期。领导想的和基层操作不一样，领导想别出事，这话敏感。地方台就好弄，北京台小沈阳的《超级大明星》能把砖头拎上去，那个节目央视审了几次就不敢上。”

崔凯说：“我不同意小品、相声走入绝境的说法，去年我们走过几个省，观众还是很喜欢。但是你不能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吧，问题就是出在创作上。侯宝林、马三立在长期表演中，观众用笑声告诉他们，为人民服务是句官话，但老百姓满意就是最重要的审美标准。”

“不能用春晚的标准去衡量小品相声。”崔凯总结道。

年前，赵本山在电视剧《关东大先生》的发布会上，提到范伟躲他不接电话，他为此生了气。赵本山把范伟单拎出来数落，很大程度上出于他的焦虑。去年我在“本山基地”采访时，“本山传媒”总经理刘双平就提到，赵本山在准备春晚前七天七夜没合眼，失眠，压力大到哭泣，今年他在台上的咳嗽控制不住。近两年为他写本子的徐正超告诉我：“每年都这样，咳嗽还要生憋，他是年三十的一道菜，不上不行，上就得保证得接得住前面的。”

今年宋丹丹提出不演，赵本山想了一个点子，最适合他和范伟。范伟不演对他造成打击，赵本山自己又无法退下来。其实1994年赵本山就没有参加春晚，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如果放在今天，会成为报纸头条。那个年代他最有力的竞争者是赵丽蓉老太太，有她在，赵本山就很难拿到小品类一等奖。赵丽蓉去世后，赵本山才成为真正的小品王。

可今时不同往日，宫凯波开玩笑说：“本山是一杆大旗，必须迎风飘扬。”这话却也不假，赵本山有很大的一个摊子，学校、基地、剧场、电视剧，东三省对春晚又格外重视，如果不上春晚，他的美誉度会受损，学校生源、卖片都会出问题，别人会怀疑他是不是犯错误了。每年赵本山会收到成千上万的剧本，远至东莞、海南，他手下专门有看本子的人。徐正超说：“对路子的基本没有，送本子的人以为重复以前的俏皮语言就行了，他现在要的是沉实的幽默，不是制造经典流行语。各种表演方式全用遍了，出新的可能性为零，观众的笑点一年比一年高，就想题材首先面临着‘躲坑’。”徐正超和人打过赌，如果对方能提供可操作的、效果好的小品思路，他愿意付20万元，直到现在这钱也没输出去。■（文 / 孟静） 犯罪电影央视春晚喜剧演员小品语言赵本山喜剧片范伟综艺节目赵本山徒弟去世桎梏卖拐崔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