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病目之后的书作

( 欧阳修《灼艾帖》 )

欧阳修“以荻画地学书”写进了《宋史》本传，背景是“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欧阳修年谱》记载，失怙之后，母亲带他到随州（今湖北省随州市），投奔做随州推官的叔父欧阳晔。荻是一种路旁水边生长的草本植物，茎直，叶阔，形如芦苇。芦与荻，异种而同科，刘禹锡的“故垒萧萧芦荻秋”，卢纶的“江平芦荻齐”，都是富有画境的名句，但“以荻画地学书”却是穷困的写照。欧阳修以荻秆为笔，在地上画字，说是“学书”，却和今人拿自来水笔写字一样，只能练习间架结构，而不能训练“用笔”的能力，体会不到毛笔书写的种种笔趣。黄庭坚说欧阳修的字“颇于笔中用力”，“未雍容”，恐怕难脱最初“以荻画地学书”的干系。

欧阳修（1007～1072）号称宋朝的韩愈。初读韩愈文章也在随州，《宋史》记为“（欧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心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这件事，《欧阳修年谱》记载得具体：“家益贫，借书抄诵。州南大姓李氏子好学，公多游其家，于故书中得唐韩昌黎文六卷，乞以归，读而爱之。”在李家获见韩愈遗稿对他的文学生涯影响至深。欧阳修出仕之后为“李氏子”写过一篇《李秀才东园序》，提及两人的友情，“城南李氏为著姓，家多藏书，训子孙以学。予为童子，与李氏诸儿戏其家”，“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欧阳修丧父而迁居随州，亦振起于随州，24岁中进士第一，出仕，离开随州。一生转官中央与地方，55岁官至副宰相，65岁获准退休，66岁病逝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

欧阳修字永叔，两个外号更著名。40岁贬官滁州太守时，自号“醉翁”，《醉翁亭记》道明来由：“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高，故自号曰醉翁也。”64岁，退休前一年，改号“六一居士”，并作《六一居士传》自明退隐之志，开篇解释“六一”之意：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五物之间，犹有一老翁。后代文人叹赏欧阳修“六一”之号蕴涵的情趣，把他的金石题跋、论诗的笔记刻成书，作为闲情读物，名为《六一题跋》、《六一诗话》。

文学史上，欧阳修第一个用随笔的方式论诗，创立了“诗话”这种文学批评的新体裁。他和韩愈一样，也是革新当时文风的重要人物。宋朝建国百年间，文风袭五代之陋，雕刻骈偶，论卑气弱。仁宗时，士子竞尚“险怪奇涩之文”，号为“太学体”。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1057）的“贡举”考试，革除此弊，凡是文涉雕刻者，一概不取。虽然落选的举子伺其外出，聚嚣于马首，造成“街逻（巡警）不能制”的“群体事件”，但他利用科举的导向作用扭转了“场屋之习”，宋朝文风随之一变。也是这次考试，苏轼脱颖而出，名列第二，苏辙与曾巩亦入选，后来和欧阳修同列“唐宋八大家”。

当时的书法状况，欧阳修也有批评：“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宋朝科举对书法不像唐朝那样要求严格，士子当然“忽书为不足学”。欧阳修虽然兴叹“书之废莫废于今”，而他早年“亦厌书字”，47岁写给梅尧臣的书简中承认了这一点。为了与那些忽视书法的士人划清界限，称自己缺乏学书的天赋而不为，所谓“学书各有分限，殆天之禀赋，有人力不可强者”。受了蔡襄的影响，欧阳修才“锐意”书法。他在《集古录》中多次提到蔡襄“善论书”，经常向他请教书法，并以文坛领袖的威望，力推蔡襄的书法“独步当世”，为北宋后期出现的书法高潮做了铺垫。那时，后人所谓宋四家的“苏黄米蔡（京）”，苏轼18岁，黄庭坚9岁，蔡京7岁，米芾才3岁。他们那一代成长的环境，有了欧阳修树立的榜样，不再是不知书家为贵。

( 欧阳修《自书诗文手稿·欧阳氏图谱序稿》 )

锐意书法以后，欧阳修计划“自此已后，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预期“十年不倦，当得书名”。他写过一则自嘲的跋文：“往时有风法华者，偶然至人家，见笔便书，初无伦理。久而福祸或应，岂非好怪之士为之迁就其事耶？余每见笔辄书，故江邻几比余为风法华。”北宋施元之《施注苏诗》记载：京师汴梁开宝寺僧人，俗姓张，好诵法华经，人呼张法华。其言语散乱不经，又呼为风法华。风法华又被称为言法华。苏东坡也曾以这个“今典”自喻其书：“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蔡襄），稍得意似杨风子（杨凝式），更放似言法华。”

江邻几（1005～1060）名休复，欧阳修的好友，仁宗朝任集贤校理，墓志为欧阳修所撰。宋人传说，江邻几“晚著《杂志》，诋公（欧阳修）尤力”。那时的“诋公”之词，以蒋之奇弹劾欧阳修“私从子妇”流传广，却在江邻几逝世之后。据说欧阳修有狎妓之好，至以娼自随。《隐居诗话》不点名地说他“庆历间，签书滑州节度判官，行县至韦城，饮于县令家，复以邑娼自随。逮晓畏人知，以金钗赠娼，期以缄口”。此类记载，人多斥为“飞语”。江邻几不但把欧阳修比为风法华，对他的书法也有评论：“永叔书法最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这是友人之间的实话。欧阳修的门生苏轼，推崇座师“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也有“用尖笔干墨，作字方阔”的直观描述，作字状态是“纵手而成，初不加意”。所谓“初不加意”，即一点儿也不作意，是夸赞欧阳修通脱，苏轼自己也如此。

欧阳修当年“每见笔辄书”，现存手迹不过11帖。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灼艾帖》是写给弟子焦千之的尺牍。辽宁博物馆收藏的《自书诗文手稿》，卷中装有《欧阳氏谱图序》、《夜宿中书东阁诗》两件手稿。其余8帖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欧阳修编校《新唐书》时写的2片工作便条，装为《书局帖》；4则金石题跋合为《集古录跋卷》；《气候帖》和《上恩帖》是写给丁宝臣、司马光的尺牍。这些书迹，50岁所写《灼艾帖》最早，最晚是去世那年写的《上恩帖》。宽泛说，都属于晚年笔迹。欧阳修自称写过草书，而存世手迹不外行书、楷书。他写楷书，用笔露锋直书，“似逆风行船，著尽气力”。墨色浓而燥，点画容易显得苍劲，江邻几说他“浓磨墨以借其力”即有这层意思。笔画，横画细，竖画粗，类颜柳。结构“方阔”，但“不工”。行书则有所不同，墨色滋润一些，显得笔调柔和，连属的笔势带出了流美的姿态。

宋人很少说及欧阳修的书法师承，张邦基见过欧阳修55岁所写9则札记手迹，以其“字画清劲”，以为“多柳诚悬（公权）笔法”。依据某人的书法形态判断其师承，本是有效的方法，却对不上欧阳修的陈述：“余因李邕书得笔法，然字绝不相类”，“用法同而为字异，然后能名于后世”。欧阳修中年以后才开始研习书法，做官、著书是正事，闲暇时间少，他发挥理解力的优势，采取读帖求意的方法，弥补临池之不足：“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遗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苏轼后来也有相似的表达：“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流传甚广，而世人不知此法是欧阳修率先提出。

我们看到的欧阳修书迹都写于病目之后。他42岁花眼，看书模糊不清，现在配副花镜就可解决，欧阳修没有这样的条件，以为是“上热太盛”所致。经人指点，采用“坐常欲闭目内视，存见五脏肠胃”的“内视之术”疗眼，“行未逾月，双眼注痛如割，不惟书字艰难，遇物亦不能正视”。他担心目盲而成“废人”，“十年不曾灯下看一字书”。叶梦得《石林燕语》透露，他节省目力的办法是“使人读而听之”。像欧阳修那样的文豪，诗词应声而出，文章摇笔而来，对他而言，最耗心力和眼力的事情是撰写史书。说来惊人，皇皇二十四史，欧阳修名下有两部。30岁开始撰写《新五代史》，47岁完稿。48岁以后的6年里，他主持编撰《新唐书》，亲自动笔部分是《纪》、《表》60卷，而全书200余卷的通稿、校对、总其成都由他承担。自编《新唐书》以来，欧阳修的目疾日见严重，“病目”、“目痛”、“目病”、“目昏”、“昏花”、“昏眩”屡屡出现在书简里。

晚年的欧阳修贵为名臣，但是“书字如隔云雾”、“昏眩不能多书”、“病目艰于书字”。外人看来，欧公病目作书亦如常人，他自己却意识到“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做书家的事不再去想，唯以学书为乐趣。他有一则“学书之乐”的题跋，引用苏舜钦的话自况：“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对于童年“以荻画地学书”的欧阳修，又有几人能够理解他晚年“学书之乐”的心境？■

（文 / 刘涛） 中国古代史书法欧阳修新唐书之后病目书作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