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山上的头脑风暴
作者:薛巍( 1月30日,维珍集团总裁理查德·布兰森缠着吊带扮作伤员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参加难民逃亡模拟活动 )
从复杂性到可能性
人们在达沃斯讨论的都是大问题——全球经济、战争、贫穷、能源、银行、商业,主办方说该论坛全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与会者除商界领袖外,还有政治领导人、艺术家、学者、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每年年会都有一个大主题,今年的是“构建危机后的世界”,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2500人与会。5天中将举行多场商讨、讲座和专题讨论会,活动非常密集,有时有八九场活动在同时进行。大家在论坛上主要是交流想法,坦诚地讨论问题。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说,希望达沃斯能够充当一种治疗和恢复元气的力量,充当魔山、世界经济和社会的疗养院。
《华尔街日报》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教授卡普斯坦恩表示,资本主义如今被普遍视为失败,不再是受尊重的对象,这在达沃斯论坛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他从1994年开始出席达沃斯论坛。
英国电影演员劳伦斯·奥利弗的儿子理查德·奥利弗说:“资本家神话迷人而有朝气,它开启了工业革命,但也许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新的革命。”理查德拥有一家开办讲座的公司,将在达沃斯举行一场关于商业领导能力的讲座,讲座内容以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为基础。这出戏讲一个英勇的士兵变坏了,他的野心和贪婪致使他迷失了自我——“想想雷曼兄弟吧。”奥利弗说。
论坛上有一项活动是体验难民的生活,维珍集团的老板理查德·布兰森等人手臂上缠着绷带,手持领食物的小盆体验难民生活,在5分钟内,与会者可以从会议中心走到一个人工搭建的战地环境,途中会遇到叛军的袭击、经过一片雷区。美国《国家评论》说:“非常有趣,也许对有些人有用,但是同情心的力量排除了举办这项活动的必要吧?”
阿里安娜·赫芬顿说:“在达沃斯,需要从众多活动中仔细挑选,看哪些是一定要去的,哪些不去也行。我打算略过的活动有‘音乐治疗心灵和身体的力量’,组织者在宣传语中说:‘聆听乔治·格什温(1898~1937)的《蓝色狂想曲》和《波吉与贝丝》,以理解如何利用音乐惊人的疗伤作用。’我相信音乐的疗伤力量,也是格什温的‘粉丝’,但我决定借助听iPod里的曲目来鼓舞自己。另外,格什温39岁就死了——并非最适合宣传他音乐的疗伤作用的人选。”
论坛上有一系列关于复杂性的讨论组:理解复杂系统(对自然界系统的研究对我们理解组织、社会和市场有什么启发);管制复杂的工业(从食品安全到金融衍生产品,管制者和消费者在跟工业化高度的复杂性作斗争);复杂性的视觉化(视觉化如何让复杂的数据变得容易理解、让决策更加全面);管理复杂性——不同的进路(从复杂性到可能性——一位艺术家的进路)。
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阿德勒说,要对那些对过去复杂的事件整齐的解释持怀疑态度,更要怀疑那些对人将来的行为自信的预测。有那么多变量与那么多复杂性相互作用,你得有多幸运、多英明,才能赌对危机爆发的时间和形式。有那么多东西有待学习,对如此复杂的东西的探索需要相当的怀疑精神和谦卑。
连续12年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布鲁斯·努斯鲍姆建议说:“不要去参加跟你的专业有关的讨论会,听同样的人谈论同样的问题会很无趣。今年的主题是重建衰退后的世界,但很多讨论你都已经很熟悉。相反,应该去参加关于慈善、音乐、科学、健康、美食、数学、哲学和伦理学的讨论会,振作一下自己,那将有助于你为周六晚令人昏头的社交活动做准备。”
科学与印刷媒体的未来
讨论会非经济类的题目有“什么是好的设计”、“再生医学的未来”、“从科学小说到科学的解决办法”。有一个讨论组讨论的是“国家权力的回归”,《国家评论》讽刺说,但很多人认为国家权力从来没有离开过。
在讨论“科学是怎样发生的”时,有人说,打破学科界限的时刻是非常痛苦的。物理学家批评弦论败坏学生,因为它教的是没有实验基础的物理学,数学家也指责弦论败坏学生,因为它教的是不严谨的数学。
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题目叫“右脑危机,左脑恢复”:对大脑运作机制和左右脑关系的深入了解为理解日益复杂的世界提供了新的机会。神经科学的进展揭示了大脑的高级功能,讨论小组成员介绍了这对其他复杂社会现象的意义,他们还强调了大脑的可塑性。
讨论中谈及,大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结构,每个半球各有其特定功能。左脑负责理解,帮助弄懂发生的事情,向你经历的事情提供因果解释。大脑的不同部分负责不同的事情,它们如何发展取决于它们受到的刺激。大脑将做它们被训练去做的事情,它非常有弹性。大脑数十亿个皮层柱中的每一个都比最强大的计算机还要强大。
神经科学现在集中研究刺激这些皮层柱的通路,对社会的延伸意义: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二维世界(长时间使用电脑),一些神经制动和平衡遭到破坏,可能会引发鲁莽的行为。很多人生活于其中的二维现实对大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结论是:21世纪的重大挑战是破译意识密码,就像破译DNA。神经科学的进展将改变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神经科学家跟其他学科的专家一起,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大脑如何影响我们的存在、我们为什么做我们做的事情,最终帮助我们理解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历史决定了人类,但我们的理想(形成于心灵之中)决定我们的未来。
参与“娱乐业的未来”的讨论的有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参与讨论的人认为,传统的娱乐业模式面临威胁。今天的互联网一代只知道免费的娱乐产品——免费的音乐、免费的电影下载和免费游戏,人们不想为内容付费,但又希望想得到的时候就能得到。停止免费的内容是徒劳的。相对于电影,音乐更加脆弱,因为人们更不愿意为音乐付费。娱乐产品只有足够好,人们才愿意为之付费。在娱乐内容泛滥的网络世界,品牌认同会有帮助。报业是一个垂死的行业,因为广告正在从印刷转向网络。图书没有受到免费内容趋势的影响,因为图书仍然非常便宜、便捷。免费的电子书引起对印刷书籍的需求,因为人们更喜欢阅读物理的而非虚拟的图书。
《时代》周刊2月16日的封面文章的主旨与此完全相反,认为拯救报纸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媒体不能只依赖广告收入生存,媒体应该主要对读者而非广告商负责,只依赖广告收入最终会削弱媒体跟读者的联系。媒体的网站要收费,但不是要读者订阅,而是让他们能够以便宜的价格购买某一期刊物,甚至某一篇文章。■
(文 / 薛巍) 头脑山上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