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解放时的经济命脉

( 余建亭，时任陈云秘书 )

1948年11月2日黄昏，秘书余建亭紧随着陈云坐在大卡车上，进入沈阳。

现年91岁的余建亭老人，从1948年四五月份起开始担任东北局副书记陈云的贴身秘书，后任国家计委委员、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老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解放当天的情景仍然记忆清晰。“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保卫措施，主要由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陈龙来做保卫工作。他当时很有名气，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就由他贴身保镖，是‘二龙护驾’中的一员，我们都叫他‘护驾的陈龙’。当时沈阳大街上闲逛的人很多，也没有什么人来特别欢迎我们，一切很平静。”

根据《东北民报》的描述，实际上当时的沈阳经济系统，远不像看上去那样平静。大量东北资金纷纷入关，“本报北平26日专电（民国三十七年一月）：近来东北资金调平频繁，此间各行庄近日经营私人由东北回来资金，为数颇巨，每日每家由数亿至十数亿法币不等”。沈阳解放前夕，一些银行资本家抽调巨额资金逃往关内，私营银号锐减。及至沈阳解放时，全部停业。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政府立即接管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成立东北银行沈阳分行，下辖4个支行。首要任务是肃清伪币流通，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银行限期用东北币收兑伪币，明令禁止金银私相买卖和计价流通，迅速占领货币市场。

“当时共产党内懂经济的干部很少，陈云一直鼓励我往经济干部上转换。”余建亭于是从1942年延安整风后开始学习经济知识，他记得，关于解放沈阳后要不要“各按系统”来发展，党内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认为应该“打破旧制度一切坛坛罐罐，这样才是建立新政权。而陈云非常明白我们当时没有能力重建一切，必须依靠沈阳已经发展的各行各业的基础，包括金融业”。

陈云对粮价和金融，有一个基本思路。余建亭说，1948年解放沈阳正值秋收后，沈阳的粮情比长春好，陈云当时的指示是：沈阳物价不宜低于老解放区，否则市场上的大量物资会隐藏起来，对我们不利。与外地比较，价格不宜悬殊，避免暴涨暴跌。贸易公司定价格必须恰当，高到什么程度或低到什么程度都要很好研究。

( 胡亦民，时任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

关于金融，从11月8日到11月14日，东北银行用较低比价兑收东北9省流通券及金圆券。如何处理1945年苏联在东北发行的红军票也是问题。余建亭说，当时查不到沈阳市面上到底流通了多少红军票，只能在处理金圆券一段时间后，确定由银行规定比价限期以东北币收兑红军票，很快兑换完毕。

党内缺乏非常专业的经济干部，时任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胡亦民印象也非常深刻。如今92岁的胡亦民老人身体依然硬朗，沈阳解放的头一天深夜，他作为辽吉一地委组织部部长进入沈阳，接受了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工作。胡亦民后来曾成为辽宁省委书记，在沈阳的家里，胡亦民老人向本刊记者回忆了沈阳解放前后的情景。

( 王纪元，沈阳解放时负责接管沈阳造币厂 )

“原来我在东北先解放的地方当县委书记，被称为‘兵贩子’。我们动员老百姓去前线参军，把兵招到民兵中队，然后是县大队，再往正规军里送，动员一批送一批。沈阳解放后我的任务是‘数苹果’，各地来支援沈阳的干部不少，沈阳的地下党员又公开了身份，他们带着介绍信找到组织部，我们根据他们过去的经历和特长，分配他们到各个区委区政府或者是工厂去工作。当时的干部觉悟确实很高，从来没有人计较岗位高低，叫干啥就干啥。”

让胡亦民印象深刻的是，陈云在解放沈阳时对当地经济的熟悉程度。“在会议上，陈云对沈阳不同时期的粮价、金价，还有北京、上海方面的行情，了解得非常清楚。那些数字都在他脑子里，一个个蹦出来毫不含糊，经济工作上大的主意都是他在拿。”

后来成为辽宁省副省长的王纪元老人今年89岁，因为脑部手术正在沈阳金秋医院住院，老人谈到接管沈阳的工作仍然非常激动。沈阳解放时王纪元接管沈阳造币厂，任东北银行总行造币厂政委，后来进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任副行长，历任辽宁省行行长、辽宁省财政厅厅长、辽宁省副省长。

老人说自己原本在解放区负责造币，1945年10月来到沈阳城里的东北银行，印刷发行钞票，支援战争是当时银行的主要任务。东北银行也时常做业务培训，培养党的经济干部。1945年10月，王纪元开始在新民县筹办印制东北地方流通券，当时纸张油墨都非常缺乏，只能到哈尔滨高价收购，又从伪满印刷厂接收胶印机、铅印机、断裁机。1946年4月长春第一次解放时，东北银行总行明令王纪元去长春接收印钞器材，哪知伪满中央银行的地下库十分坚固，铁门是从东京运来的，王纪元只好请人用瓦斯烧开一个大口子，人钻进去再从里边打开门，接收了大量设备。国民党占领长春后，印钞厂搬到佳木斯，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佳木斯造币厂与沈阳造币厂合并。

王纪元在东北银行工业处任政委兼处长，对当时任东北银行副总经理的王企之记忆深刻。1904年出生的王企之是辽宁海城人，早年就读怀德商业学校，后来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长期在银行工作，是共产党内少有的专业财经干部。后来王企之等一批东北银行的专业人员，在接受沈阳的金融工作中成为主力。他率领的先遣队在沈阳解放当日也进入沈阳，接收了国民党设在沈阳的“四行两局一库”，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银行沈阳分行和直属分行。东北银行总行迁回沈阳时，中国人民银行已在华北成立，但还来不及马上统一全国银行建制，从有利于稳定金融、支援经济建设和支援解放全中国方面考虑，东北地区仍由东北银行行使国家银行职能。王企之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含冤自杀。

接管沈阳后共产党不仅需要恢复沈阳的金融秩序，更需要把沈阳作为一个金融业的大后方，为逐步展开的全国解放战争提供货币支持。今年90岁的前中国人民银行辽宁分行副行长鲁前，解放前曾是辽西印刷厂（造币厂）厂长，接管沈阳时成为沈阳造币厂的副厂长，后来一直在辽宁的银行系统任领导职务。

老人家目前患肺癌，住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里，他记得接管沈阳造币厂时，造币厂已经停工多时，机器残破，工人也早已离散。从原来辽东造币厂和辽北造币厂搬过去的胶印机派上了用场，他们又广泛寻找工人，让他们回来复工。“那时候生产多少纸币都不够，所以工厂是24小时开工，工人倒班。”

1949年随着解放军往西北、西南等地挺进，政府发现一些地方的百姓对共产党发行的纸币“信不着，觉得银元更管用”。于是鲁前说他领导的沈阳造币厂又开始了一年多生产银元的工作。银元生产远比印刷纸币复杂，需要将银子溶化成液体，铸成银块后由机器冲压成银元。“找不到合适的模子，只能把原来工厂的老工人请来，刻出我们需要的模子。”当时有沈阳和成都两地的造币厂生产银元，鲁前现在还保留着两个厂生产银元的直径、重量、成色、花齿等区别，两个厂子的努力生产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解放战争对银元的需求。

沈阳的金银业在旧东北和伪满的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金银价格的一涨一落，直接影响东北现钞的价值。民初时，城内中街的铜行胡同和出颖胡同因为金银店多，被称为银楼街。及至逐步发展，中街成为金店的中心。

从民国十七八年到“九•一八”事变，沈阳的金店由30多家突增到80多家，竞买竞卖，颇极一时之盛。金店在沈阳的经济活动能量相当大，既能从事市内本国的各银行透支借款调剂经营的周转，还能从三经路的英国汇丰银行和马路湾的美国花旗银行、日本朝鲜银行借款。大型金店的这种做法，通称“叫得开”。

当时沈阳的金融以银元为本位，所以工商业的资本也以现大洋为本位。白银与黄金素有比值，金银价格的涨落直接牵动工商业的盈亏和金融稳定的程度。因此金银业就形成了当地金融的枢纽，而代表金银业的沈阳萃华金店更是金融业的重要中枢机构。

当时东北银行副总经理王企之深深懂得控制黄金市场的重要性。他分析，解放前一两黄金交换高粱米比例为580斤。黄金市场的管理，在国统时期，国民党公布黄金数交归国库，严禁私人买卖。但黑市交易非常猖獗。解放后我们公布每两黄金价值人民币440万元，交换高粱米为1460斤，因此市民有黄金者争相出卖换取粮食。

而投机倒把的商人一直在黄金市场活动，“我们银行挂牌收买2000多两。后来由于商人知道唐山、天津每两黄金可换布10匹，而沈阳比价只换3匹，因此一般商人以及去关内的战俘，争相购买黄金，有的即到唐山换布。有的存黄金准备天津解放后再换布，当时虽然哈尔滨银行方面每天抛售黄金三四百两，也压不住涨风，而且根据天津黄金换布比例来看，如果不久天津解放必然影响沈阳物价，不是黄金大涨，即是布价大跌”。两者权衡，王企之认为，如果黄金上涨不影响百姓生活，则对北满刺激黄金生产有利，所以银行也随着市价将黄金牌价由每两440万元改为每两800万元。“这就是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管理黄金办法，但也不能够放任不管，我们是了解市场动态主动掌握金价，成立官金店，领导金店工会审查私人金店，规定成色，注明牌号……”

沈阳解放后，中街会兰亭浴池胡同和南站太原街一带，金银摊贩又开始买卖金银、现大洋、美钞等。直到1949年春在现在的沈河商场设立小市场，将金银摊贩集中起来营业，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国营东祥金店”和“金银管理处”掌握金银行情、稳定物价。（文 / 吴琪） 经济命脉银行解放沈阳经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