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寻找邬达克

上海的铜仁路北京路口，占据两个街道拐角的是一幢绿色的奇异的4层建筑物，兼具现代主义和装饰艺术风格特征的外观和墙壁，1938年染成绿色的墙砖蜿蜒开来，隔了70年，还是有一种不事夸张的讲究和精致——北京路的墙角上，当年底层的佣人房，硬被挖掉一块做了个24小时的小超市，廉价的煮玉米香飘出来，可是无损于建筑整体的美。

这就是邬达克在上海的最后一件重要作品——当时颜料大王吴同文的住宅。

路牌是铜仁路333号，可在老上海人口中，津津乐道的是其别名“绿房子”，是1938年内部就已经安装好的私人住宅电梯和中央空调，还有近乎神奇的装置：在楼上某专用的化妆间里，只要轻轻一按，镜子上方就有香水呈雾状洒落下来，这装置，是吴同文夫人的专用设备，她来自于颜料大王贝家，是贝家的九小姐。

走进去，电梯还在，虽然只有4层。因为整个屋子外观是弧形，所以电梯背部也是弧形。按照当年的照片，内壁和电梯门都是柚木，可现在，柚木装饰已经荡然无存，只裸露着金属外皮，所幸当年进口的电梯十分坚固，现在上下运行，还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嫁给吴家后代，与绿屋子渊源很深的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当年吴同文的住宅修好后，被一些媒体广泛报道，有英文报纸将它称为“远东第一豪宅”。亲家贝家也许是有点“别苗头”，在不远处的南阳路西康路也建造了新公馆，也安装了电梯，成为上海第二幢有电梯的住宅，“可是设计创意相差甚远，关键在于设计师的质素”。

在同济大学邬达克建筑研究者华霞虹看来，内部的豪华装修并不能说明绿房子的价值，绿房子之所以值得建筑学者考察，“还是因为巧妙的总体布局”。1938年，设计完国际饭店的邬达克在上海已经名气响亮，“可他还是很尊重业主，尽量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业主”。

“这块地皮是其岳父购买赠送给吴同文的，因为周边两条路名——哈（同）路和爱（文）义路含主人姓名而选址于此。当时上海的地皮已经寸土寸金，这块地皮面积并不算大。为了在高密度的城市中心营造一方安静气派又环境优美的小天地，邬达克在建筑整体布局上动足了脑筋。完全契合道路线的弧形围墙和长条形主体建筑构成L形边界，西南面的大片土地都留给了花园和网球场。其布局相当接近中国传统宅院和园林的做法，外面相对封闭，与街道隔离，风花雪月尽在其中。”按照程乃珊在接受我采访时的说法，“什么是豪宅？光有一幢豪华的房子根本称不上豪宅，关键是要有数倍于房子面积的花园和运动场”。

为了节省道路占地面积，特别是对花园的影响，同时又便于汽车出入，邬达克巧妙地将主体建筑中间首层架空形成车道，由东侧主入口进入，西北角次入口离开，借用周边道路形成环路。更主要的是，首层的起居厅可以与花园形成一体，不会有车道在视觉和使用上造成干扰。上世纪60年代走进绿房子的程乃珊还记得那时候，绿房子整体尚未遭受重大破坏，“汽车道是邬达克又一创新，汽车可以从马路直接开到花园内再驶入住宅，免于雨淋日晒，汽车道外墙全部用意大利进口的腐蚀型大理石做成，在当年，是十分现代的审美观”。

而让华霞虹赞叹的，是道路、住宅和花园的关系，“因为车行交通都利用架空层和城市道路解决了，辅助和服务用房都布置在临街的北侧，所有的起居用房和卧室都朝南面向花园，设计大面积玻璃和线条流畅的大平台和阳台，还有阳光房，主要的生活空间都享有充足的阳光和优美的景观，一层两层都可以很方便地进入花园。建筑的南立面也显得格外摩登，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这样的建筑构成了城市独特的肌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邬达克是一位匈牙利籍的上海建筑师，和当时当地的城市文化紧密相连”。

30年代的上海，因为土地昂贵，邬达克的不少建筑都属“因地制宜”的产物。“就是说，这幢建筑只属于这片土地，不可能搬家或移动。”例如绿屋子，“绝对不能搬到别的地方，他和周围环境是合而为一的”。相比之下，“内部损坏倒在其次”，所以，尽管经历“文革”，格局和内部装修已经破坏殆尽，“但只要不拆掉它，就无损于它独特的建筑价值。”华霞红说。

同类的还有大光明电影院，“很多人赞美其豪华或现代，这么说远不够全面深刻”。大光明电影院受地块条件制约很大，两头小中间大，跟哪条路都不平行垂直，沿南京路只有一开间门面，还有4个已有的店铺需要保留并加以整合。邬达克于是特意设计了腰果形的进厅和休息厅，将上海人特有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发挥到极致。不仅解决了门厅与观众厅轴线方向转变的难题，而且通过两个大楼梯将门厅与二层休息厅相连，形成高大宽敞、富于变化的公共空间。加上弧形墙体、吊顶和装饰，非但没使人感觉局促，反而装饰和吊顶都突出了特殊的空间感。现在大光明电影院在重新改造中，剥离了后来添加的装饰，发现还是当年的那种弧形最奇妙，“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在里面”。华霞虹说。

这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在程乃珊第一次走进绿屋子时，就感觉到了。当年绿屋子落成时，邬达克曾对吴同文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50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然是超前的”。

当年程乃珊走进去时，还是60年代初期参加一场舞会。屋子主人还在里面，住在三楼和四楼，“一、二楼已经捐献出去，作为上海工商联活动的俱乐部，不过那些人是很懂得房子的贵重的，无论是圆弧形的家具还是那些安装了现代图案的护栏，都保护得很好”。“屋子里早就装有中央空调了，那个壁炉只作为装饰用。”可是，“就像契诃夫在《樱桃园》里写的那样，砍伐树林的声音已经慢慢地逼近了”。程乃珊遗憾地说。当时，酷爱跳舞的屋主人吴同文早已不使用自己家一楼的装有弹簧地板的舞厅了，他习惯于坐在自己从法国家具店Art & Craft专门定做的沙发上看《红旗》杂志，揣摩动向，要不，就在当年邬达克专门设计的家堂里发呆。这是整个充满现代感的建筑中最传统的地方，供奉着吴家的祖宗画像。

1966年6月，抄家者将绿屋子特殊的、当年专门从日本进口的一排弧形玻璃窗全部砸碎，吴同文预感末日已到，于是穿着中山装，和穿着中式收腰、白底黑牡丹花图案服装的姨太太一起自杀，向生命谢幕。绿屋的其他主人们四散而出，再也没有回来。

70年代末，政策落实阶段，吴同文太太没有要回绿屋子，程乃珊问过她原因，用带点沧桑的上海话转叙给我，“她说，就算拿回绿房子，那几层楼的家具，如何配齐？配齐了，又要像从前那样夜夜请客跳舞，这样的日子，我也过不惯了”。

同样一去不复返的，还有邬达克那个时代的整体环境。

按照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的描述：“当时的上海文化是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模式的双重背叛。”这种双重背叛的文化尽管在当时饱受贬低，可是，上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的海派文化与上海的城市改造密切相关，改造目的，就是把上海制造成能与西方大都市相媲美的现代化大城市。

这种改造，无疑需要邬达克这种受过严格训练的建筑师参与。

华霞虹说，在当时上海的建筑师事务所，强手如林，一个像邬达克这样名不见经传的难民，想要出头是很困难的事情，“他最早在美商克利洋行做绘图员”，可是，一年后，就已经独立设计英国商人何东的住宅了。

这所完成于1919年的住宅现在被上海辞书出版社圈在自己院子里，先是作为《辞海》的编辑处，后来又租借开设咖啡店，作为“上海怀旧潮流”的组成部分。可是因为位置偏，咖啡店生意不好，显得萧瑟冷清。程乃珊不喜欢用这种老洋房开店，她说，“连套像样点的家具都配不齐，那些廉价设施看上去很不登样”。

内部已经变了，只能从外观来怀想邬达克的设计——还是他初到上海时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南面的几根爱奥尼亚柱门廊上爬山虎纵横，落地窗外昔日反衬的是苏式花园，可现在已经被一幢丑陋的临时性办公室取代。

邬达克刚到上海的时候，25岁的他身份可疑，华霞虹说，“祖国被占领，父亲的财产被没收，他又是从俄国战俘营中逃出来的，证明文件统统没有”。可是，从他祖父那代始，家族就已经涉足建筑业，父亲在奥匈帝国时代已是著名的建筑承包商，布达佩斯第一条地铁就是他建造的。邬达克毕业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建筑系。

邬达克更大的长处是，适合上海这座城市，他非常善于变通。华霞虹说：“跟当时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坚定立场比，邬达克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建筑师。在我看，他更属于一个职业素养高、能力强、商业上很成功的建筑师。他没有自己独创的建筑理念，但思想开放，很容易接受新东西并运用到实践中，其设计理念更接近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

20年代的上海已经面向西方世界，有自己特定的模仿对象——欧美大都市，上海的上层阶级很能接受西方风格，却又要求有自己的一些地域特点在内，“时尚一点，但又不需要特别时髦，以至于人人侧目，要有点缓冲中庸的感觉，他正是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典型设计师。”华霞虹说。

他必须这样做，当时外国建筑师事务所是法、德设计师的天下，外滩建筑群就出自他们的手笔，邬达克只能在一些新领域做他的设计，新领域不仅指地域，也包括新人群，“他语言天赋很好，会英文、法文，也能说流利中文，所以和中国业主沟通毫无困难”。

邬达克很快成为自己所在的克利洋行的合伙人，他所设计的武康大楼算是这个时期代表性建筑之一，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三角形地块上，楔形布局的大楼像一艘船，挑出的阳台和水泥仿石的砌面是船身自然而然的装饰，“这使他善于利用地形的特点显露无遗”。华霞虹说。瑞金路淮海路口的爱司公寓也是如此，“地价昂贵，所以要求他尽可能加高，他在底层设计了商铺，设计了7层楼的钢结构建筑，以文艺复兴风格为主，可是在凸窗外的出挑阳台和深色线角上又带有匈牙利地方建筑的风格”。

即使现在，这些老建筑边也还有些遗韵隐存，武康大楼的外廊里，有家简陋的书报摊，可是比许多精心装饰的报刊亭的内容还要多而全，能够买到当期的欧美杂志，刚站下，就看见几个外国人开着车，过来买杂志。

1925年之后，已经做到合伙人的邬达克还是离开了克利洋行，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于是逐渐成为他设计的主体。1927年，他为火柴大王刘吉生给妻子的40岁礼物设计了一幢小楼，也叫爱神花园，是现在上海作家协会所属的办公地，这幢希腊式小楼中，彩色玻璃把外面的强烈光线折射得不那么刺眼了，铁栏杆上的KSL，当年主人的英文名缩写也还存在。屋子外的大理石普绪赫雕像，是当年邬达克送给主人的礼物，专门从意大利定制送来，“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的圆通之处”。

“‘文革’时，雕像被懂得的人埋在地下了，才躲过一劫。”现在负责保安的中年上海保安员说自己不懂建筑，可是施工质量他看得懂，“那时候的老房子，能够把水磨石做出大理石的效果”。

90年代，爱神花园昔日的网球场和花园中，已经盖起了两幢古典复兴风格的小楼，尽管设计师竭力模仿了昔日的建筑风格，可是，“与当年的建筑比，无论外形还是施工，都是没法比”。

尽管事业蒸蒸日上，可因为身份模糊，邬达克留下了大量文件记载自己的设计和说明自己的身世，“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很多资料”。华霞虹说，“当时他逃亡时伪造了身份，在哈尔滨才弄到假护照。自己的祖国当时被占领，也没办法给他提供身份证明，他为了恢复匈牙利国籍，提供了大量文字证明材料，终于在1940年以后如愿以偿，他也成为匈牙利驻上海的名誉领事”。

这种身份不确定，在邬达克构造他的上海建筑时时常显现，“他喜欢用哥特式的外观，也喜欢东南欧风格的装饰，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使用这些符号”。他在上海西郊设计的息焉堂是上海少有的拜占庭风格建筑，“这反映了他浓厚的东欧情结，因为匈牙利曾经属东罗马帝国，受拜占庭文化影响颇深”。华霞虹说。1938年后，因为上海战乱频繁，邬达克只有少量不太重要的作品问世，不过早年的成功使他根本不缺乏金钱和享受，他和家人住在西郊自己设计的达华公寓里，这座10层建筑是当年上海西边最高的建筑。

1947年，因为时局紧张，邬达克匆忙离开上海，“据说也是从当时某些武装力量手中逃走的，和来的时候一样，什么都没带走，他的遗产也就不断转换人手了”。幸亏他在瑞士银行有大量存款，才保证他和家人的生活，50年代，应梵蒂冈邀请，邬达克前往罗马主持圣彼得墓的考古，“因为他的母亲是路德教牧师的女儿，他同时也是虔诚的信徒”。他从此再没涉足新的建筑实践，华霞虹说，“虽然成绩斐然，但似乎建筑对邬达克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是他作为家中长子必须承担经济支柱角色而选择的谋生手段，并非他真正兴趣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离开上海后会义无反顾地淡出建筑界”。

达华公寓现在被改造成了达华宾馆，办公室主任成敬梓告诉我，还真没什么遗迹了，“所以我不好意思去参加邬达克纪念展的筹备活动，去了当灯泡”。面向花园的阳台还保留着，这是宾馆中不多见的，最早的时候，这里一层楼只有两户人家，宽敞而舒适，而邬达克一家住在顶楼，视野开阔，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属于市政府公产，粟裕还在这里休养了几年。

现在，这里和邬达克大多数建筑物的命运一样，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内部格局也因此被破坏，越来越拥挤局促。

因为特殊性，毫不陈旧而保持优雅风格的国际大厦大概是保存最完好的邬达克设计的建筑之一，走进去，就看见上海原点的标志在大堂里，1931年进行测量时，这里就被作为上海市中心所在地。

邬达克的名声和交际技巧，使他从金城、盐业等4家银行的“四行储蓄会”手中拿到了这个项目，按照白吉尔的说法，“这是中国和远东第一座真正的摩天大楼”。在之后的50多年里，83.8米的高度纪录始终没有被打破。为了建造自己心目中的摩天大楼，邬达克在设计之前的两年专门去了美国纽约和芝加哥考察那里的大楼，他所画的若干张设计图纸，现在还在国际饭店的二楼展示。　

事实上，国际饭店也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储蓄会拿到的地皮并不算大，但邬达克却很好地利用了地形，采用了层层收进的垂直线条风格，平面布局很紧凑。由于设计和施工优秀，使国际大厦成为上海地面沉降最少的老建筑，“比锦江饭店少沉降1米多”。

西方建筑学者评论说：“无论是建筑史家还是普通但不缺乏审美判断力的平民，都感知到了这幢建筑在造型、立面以及内部功能等等处理上的现代主义特点，是格罗比乌斯在他的法古斯工厂，勒·柯布西耶埃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以及密斯在他的有关玻璃幕墙摩天大楼的设计方案中共同倾诉的现代主义特点。”

消防龙头和顶层的消防门还是当年旧物，非常紧密严实，巨大的消防门使出大力气才能关上，公关经理潘薇告诉我：“里面处处有这样的细节，精致的小电梯，底层的金库，铺设在墙内的管道，都是当年为了使建筑物紧凑而专用的独家设计。”

14楼的餐厅也能看出当年气派，竖铺的柚木地板丝毫没损坏，中间的铜钱花纹也很是突出。几位中年服务员正把刚烤出来的蝴蝶酥搬运到楼下，这是国际饭店最著名的西点，据说现在卖的，和当年在陈香梅订婚礼上烤制出来的没有两样——陈香梅的订婚典礼当年就在这里举行，只不过，当年的顶上是可以打开的露天玻璃——现在已经成为固定的彩色玻璃窗。

这幢基本上没改变用途的建筑物，是保留最完好的邬达克作品，二楼甚至陈列了许多当年开业时候的银器，发着幽暗的光芒。

他的多数建筑物的命运更坎坷，像原来的卡尔登大戏院、方西马大楼都已经被拆除，更多公寓被众多住户占据。按照程乃珊的想法，产权不明肯定是这些楼命运不佳的根本原因，“当年这些公寓，包括邬达克的多数建筑，都是上层社会的居处，比如说武康公寓，当时基本上是外国商人的住所，档次并不比花园洋房低。不少建筑租金昂贵且只收美元，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实惠住宅。”

而今天这些公寓，包括被各单位占有的花园洋房，“全部改变了功能，命中注定不会受到良好的保护”。她喜欢去各个老房子转转，发现里面的设施大都已经破坏无遗，“那里已经成为群居的典型了，地板不打蜡，一家人用的厨房里面，至少要安装三四个煤气灶。”“当年供应冷热水的管道，60年代被彻底拆掉了，现在的老房子要恢复旧模样，太困难了。”

但是，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副局长伍江显然比程乃珊要乐观得多，在他看来，这些历史遗产保留下来是第一位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最好的办法，是不去动它，在目前财力不充足的情况下，不要匆忙改造和使用”。

既然产权的恢复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像上海外滩建筑群那样实行慢慢置换，将使用权落在一些有能力，也有愿望改造这些房子的人手中，这些房子不一定要向公众开放，伍江说，“很可能只是有财力的私人使用者来实施改造”。但是，“使用者一定要善用实力，慢慢地改造，恢复原来内部的精良设施，而外部的施工也要极其谨慎”。■ 程乃珊上海邬达克建筑设计寻找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