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时代与一个人的转行

1980年，叶永烈在成都将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送给少年读者

“80后”女孩听说我要采访叶永烈，一脸茫然:“他是谁？没听过。”对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童年时光的人来说，叶永烈是仅有的那一点点粗浅科普知识的启蒙者，虽然他只写过几年的科普文章，还都是中短篇，余下的几十年全花在了纪实文学上。他自己也更为看重最后这个职业:“科学的东西不大能表达我的思想，纪实文学能充分表达思想，我更想关注时代和人的命运。好多人觉得我放弃科幻创作可惜，我觉得还是写纪实文学比科幻重要。”

67岁的叶永烈三次改行，“我在人生道路上改了好几次，从化学系毕业后到电影厂当导演，又写科幻小说，再转到中国当代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他的每一次转行表面看是个人意愿，却逃不开大时代的挑选。

大学二年级时，叶永烈写了化学小品《碳的一生》，他想:这种书最适合给少年儿童看，他在新华书店翻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地址——延安西路1538号，寄过去。那时的他是理工科文学青年，11岁发表小诗《短歌》，经常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发表散文。宿舍的门正对着阅报栏，上面登着叶永烈的大名，有同学问他:“这个叶永烈是你吗？”“我说是同名同姓，那时做学生要低调，运动很多，弄不好受到批判，很小心。”叶永烈家在温州，坐火车非常遥远，他大学有三年没回过家，寒暑假泡在阅览室，北大有全国藏书第二的图书馆，阅览室是开架的。空闲太多使他尽可以舞文弄墨，《碳的一生》的责编恰恰是《十万个为什么》的化学组编辑，本来已经约了上海的中学老师写，风格太像教科书，因为叶永烈只有20岁，心态和文风与小孩子近似。于是化学组的173个为什么，他负责了163个。加上为气象、农业、生理卫生所写的词条，第一版中共有900多个词条，叶永烈写了200多条，是那部书里创作最多、最年轻的作者。每篇“为什么”约一两千字，稿费10元，叶永烈打折，因为他是学生，编辑们说:“不要产生第二个刘绍棠。”刘绍棠是建国初期的少年天才，1957年打成右派，当时普遍舆论认为他稿费太多，因此堕落。

《十万个为什么》有其特别意义，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科普作品得到了空前重视，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科普也像钢铁一样生产了大量快而糙的速成品。1960年的《十万个为什么》重新强调了质量的重要，1970至1976年的第三版内文附有毛主席语录，改革开放后，取消了语录。这些“为什么”是编辑向高小、初中学生征集而来的，编辑给叶永烈寄来一份写满问题的清单，有时他写着写着，自己也会想到一些“为什么”，再自问自答。书中并没有“十万个”为什么，这个题目来自于苏联的一首诗。在写《重水是水吗》，讲到重水的问题，其中就提到重水含量是多少。叶永烈说他当时查了很多书，但每本书讲的都不一样。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最后他专程请教了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张教授，才得到了答案。每一版的“为什么”都在与时俱进，“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讲电炉不能盛醋，现在很多小孩子都没有看过，这种设备早就淘汰了，所以后来就删掉了这个内容。还有讲DDT的喷桶为什么长一层白霜，DDT也早就不用了，这个‘为什么’自然也就淘汰了”。

初次的成功让叶永烈雄心万丈，他觉得写小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文学理想，长篇创作才是正道。1961年秋，他写成中篇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书中他虚拟了一座未来市，在那里，人们驾驶着水陆两用飘行车，家中有机器人管家，生病了有人造器官可换，癌症已经解决，随时可以去月球度假。在当时极为大胆的想象很多已经实现:交通违章摄像、环幕立体电影、电子表、人造肉、人造蛋、彩棉……当然也有违背自然规律、带有时代局限性的猜想，比如南极融化，变成长满鲜花的草原，蚊蝇灭绝。让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小灵通参观未来农业的描写:西瓜籽般的芝麻、比床还大的南瓜、一人多高的鲤鱼，西瓜大得必须使用电锯，4个人只能吃掉小小的一角。叶永烈写作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别说西瓜，连窝头他也吃不饱，对食物有强烈的想念，只能流着口水，靠着自己可怜的饮食经验用想象填肚子。他满以为这本书的文字和想象力更加成熟，却遭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退稿。直到改革开放他才想明白:“我以为肯定出版，比《十万个为什么》写得好。出版社认为，三年自然灾害，饭都吃不饱，小灵通却住那么好的房子？当时想不通，后来想明白这个道理。1978年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小灵通正好适合那个时代。”

1984年，叶永烈为小学生演示化学实验

“文革”时叶永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期间他写过关于恐龙、世界最高峰的科幻作品，“小灵通”手稿被扔进了破纸箱。为了庆祝国庆30周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找他约稿，叶永烈把这份快被遗忘的作品又塞给他们，发行量达150万册，至今保持着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销售纪录，仅小人书就出了4版。上世纪90年代叶永烈看到美国电影《第五元素》，大吃一惊，布鲁斯·威利斯开进自家阳台的正是他提出的“飘行车”，去年这种车已经在美国研制成功，两个发动机，每部车800万美元。上海车展上不会开车的叶永烈被请去做嘉宾，他很纳闷，电视台告诉他:“你的飘行车在汽车行业里叫做概念车。”

科幻创作背景让叶永烈还没毕业就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预定了，北大化学系的回复是:我们的毕业生只能搞化学，不能搞文学。叶永烈分配到上海的一家研究所，上班一个月后被不屈不挠的科影厂调走，改行做编导。他拍摄的影片以科教片、纪录片为主，获得过1980年的百花奖。1976年，成立了一个内片组，“只知道中央交办，来头很大”，厂里有的是老导演，之所以选中叶永烈，因为他是快手，能在半个月内拍出半小时长度的片子，虽然完成快，用光、质量又要很讲究。这些片子的内容是京剧、马戏，送交给国务院文化组，由王洪文审查。它们是为病重的毛泽东准备的，医务组建议让他看一些娱乐性强的影片。这内情叶永烈很久后才知道。

拍了18年电影，叶永烈觉得自己在纯文学上可以有所发展。他在《收获》、《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不时有文章发表，定下的目标是冲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不比现在，文学奖是很被看重的”。1981年，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科幻小说《腐蚀》差几票没有获奖，“它是在11期上发表，第1期发表没准就得奖了，如果得奖我就会一直写”。与此同时，报告文学的春天到来了，他也开始涉足，第一篇主人公是自己的老师、北大副校长傅鹰。傅是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中间偏右的典型，毛泽东多次提到他。叶永烈对马思聪、傅雷、傅聪的命运很关注，这三人曾经相当敏感，带着所谓叛国投敌的帽子，马思聪坐小艇偷渡，傅聪从波兰到英国，“这时我才正儿八经卷入了政治人物”，他说。80年代初思想解放，关于马思聪的6万字稿件立刻被《文汇月刊》拿走，临时撤掉别的稿子，占据了当期刊物的1/3。从报告文学上，叶永烈初尝获奖滋味，他先后得过“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从此之后，他确立了采访对象的原则:知名度高透明度差，别人没写过。“抢救了好多老文献，好多次采访完回到上海，电视里就播那人的追悼会，庆幸。也有准备去采访，一忙推迟了，人就死了。纪实文学让我有历史的紧迫感。”

创作前要报批，创作后要审批，采访难度大、波折多，让叶永烈有参与时代进程的自豪。“我在上海监狱采访时知道‘托派’领袖郑超麟在上海关了好久，骑了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到他家，有人和我说，你自行车一放，号码就被抄去了。对‘托派’管理得非常严，事先要向公安局文保处报备，不然很麻烦。”采访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让他更有成就感，陈伯达事前看过他写的《四人帮兴衰》，很痛快地同意采访。“我现在去中南海采访，不用带介绍信。”当然一开始，叶永烈的科幻写作名气只能带给他小小的方便，大部分功夫要磨。“我在朋友帮助下得以步入一个个档案室，遵照规定，只能逐字抄录，不许复印，不许拍照。有时一些好心的管理人员见我实在抄得太累，便‘开恩’让我拍照。于是，我拿出照相机——我连拍照的灯都在包里事先放好。回到家中，我又得自己冲胶卷、自己放大、洗印——因为这样的档案不适宜拿到照相馆冲放，幸亏当年我是学光谱分析专业的，暗房技术娴熟。”他把文献称做死材料，当事人的讲话是“活材料”，也有采访对象拒绝录音和正式采访，比如戚本禹。

叶永烈写作求多求快，1995年陈云逝世，半个月内叶永烈就写出了25万字的《陈云全传》，他的《蓝苹外传》从交稿到上市，只有一个月，连他校对出的错别字也没改。从“9·11”到正在采访的西沙群岛，叶永烈面面俱到，他把自己的采访手记汇成一本书《出没风波里》，他声称:还有几十万字的文稿未能展示。

（本文图片由叶永烈提供） 读书文学作家青少年时代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