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异教的诱惑:波德莱尔、贝克特及之后》

文 / 小贝

“现代主义文化也许已经成了博物馆的藏品和一个不会让中产阶级感到害怕的口号，但是评论家和历史学家还是不愿意跟它说再见。”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评论家克莱夫·詹姆士（Clive James）出版了一本厚重的《文化失忆症:历史和艺术中应该记住的东西》，向现代主义致敬。现在又有了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盖伊写的《现代主义:异教的诱惑:波德莱尔、贝克特及之后》（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詹姆士的书触及了各种主题，盖伊的目标是全面、彻底地展示现代主义运动的全景，涵盖1870年至“二战”后的文学、绘画、建筑、舞蹈、音乐、电影和戏剧。他写了代表性的插曲和主要人物的传记故事，画家从印象派的莫奈、立体主义的毕加索写到抽象表现主义的波洛克，小说家从亨利·詹姆斯到詹姆斯·乔伊斯，作曲家从勋伯格到约翰·凯奇。

盖伊注重的是广度而非深度。书中汇聚、点评了一系列轰动事件。这一分钟写的是阿尔弗雷德·雅里《愚比王》喧闹的首映式，旋即就转到了苏黎世，见证1916年达达的奠基。

盖伊是一位很受敬重的社会史专家，其著作包括一部弗洛伊德传和五卷本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生活史。他说，现代主义中间存在着冲突和悖论，但是“各种派别的现代主义者有两个共同特征，首先，异教的诱惑推动着他们挑战传统的感受性;其次，致力于严谨的自我审视”。现代主义冲破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约束，现代主义的作品不仅新奇，而且丑陋、喧闹、粗鲁，让那些有教养的人感到震惊，现代主义者会辩解说，他们反映了工业时代的特征。

他尤其关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现代主义美学的先驱。在尼采、王尔德、波德莱尔等“现代主义首批英雄”的著作中，盖伊看到了向内心的陡然转向，不知疲倦地审视自我及它与自然、过去和传统的关系。

彼得·盖伊

在盖伊看来，现代主义标志着浪漫主义全盛期的到来。莫奈的风景画其实是自画像，“印象派的绘画作品是来自内心的报道”。他检视了塞尚、高更和凡高在自画像中揭示的“富有表现力的感情”。他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塞尚的作品说，他那些精确、有节制的肖像暴露了他试图掩饰的内心的狂乱。

除了强调现代派关注自己的内心这一特征，盖伊并未对社会和政治背景视而不见。他指出，现代主义者来自各种政治派别，有投向了法西斯主义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姆生、保守主义的艾略特、精英主义的勋伯格、厌恶女性的斯特林堡。斯特林堡《朱莉小姐》的前言就是他的艺术宣言:“我的灵魂和性格是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书籍和报纸上的片段、人性的碎片的集成，曾经很华美的衣服现在变成了破布，就像人的灵魂也是缝补而成的一样。”他感叹现代主义的不民主，在书接近结尾处，盖伊说，自由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它将冲动和创造力从独裁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像艾略特和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现代主义者却背叛了现代主义，屈服于传统，批评“异教”。

2006年11月15日，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在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上演

盖伊尤其关注资产阶级，他们既是兴盛的先锋艺术攻击的目标，又是艺术和文化的消费者。他描写了经营艺术品的商人、博物馆馆长和出版人对现代主义的贡献。他们突破的是新奇的绘画作品不好卖，读者对新小说的疑心更重。盖伊承认，尤其是在音乐方面，对现代主义的品味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即使现代主义者们本身也是这样。1908年，施尼茨勒在听了勋伯格的《第二弦乐四重奏》之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信不过勋伯格。我能立刻听懂布鲁克纳和马勒，现在我得认输吗？”

盖伊说，波普艺术标志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因为它破除了高雅和通俗之间的分隔，化解了现代主义的颠覆性。在“二战”之后，艺术家变得对宏大的东西保持警惕，更喜欢冷静、古典的风格。但现代主义留下了不少不朽的作品:人们可以去聆听《春之祭》有力的节奏、在雕塑《空中之鸟》前激动得屏住呼吸、去读《到灯塔去》或者参观莱特的流水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