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合制作下的中国纪录片

( 《打造新北京》 )

进入纪录片国际游戏

“国际联合制作这种模式，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尝试的。”这些纪录片的中方制作方、五洲传播中心的副主任袁力丽介绍说。五洲传播中心成立12年，最开始是隶属于国务院“新闻办”下面的一个以对外宣传为主的传播机构，但目前的影视业务是以影视的国际联合制作业务为主。和国外制作机构的接触事实上从1995年就开始，“2000年以前我们基本上只是在协助拍摄。”袁力丽说。这种协助只是帮助联系拍摄对象、场地、协调各方面关系等等，没有版权、也没有播出权。当时，五洲传播中心自己也制作纪录片，希望能拿到海外去放映，但最后往往只能在一些华人社区的华人电视台播映，播映时间大多是晚间22点左右,对海外的主流媒体影响很小。

黄华麟是“文化连线”公司的中方负责人，正在制作一部将在荷兰、中东、法国和澳大利亚播出的名为《中国的好莱坞》的纪录片，他很直接地用“不带我们进入国际游戏”来代替了“对主流人群影响小”的说法。

“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纪录片作者，但是在我们看来，或许故事叙事方式更适合中国人，而不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这是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总裁史达民对中国纪录片的观察。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是世界第二大纪录片制作单位，也是探索电视网和国家地理电视网的固定“供货商”。2006年11月，它们与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合作为中国的电视观众量身订制了5集系列纪录片——《新西兰之旅》，在中国的“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向中国的电视观众全方位介绍了新西兰的文化和社会。

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曾经和新疆电视台有过合作。当时新疆台拍摄了有关野马回归自然环境的纪录片《回家的路有多长》，史达民买下了这部片子，经重新包装剪辑后供应给动物星球频道首播。在史达民眼中，这部片子“镜头量是足够的，但是时长有两小时，节奏比较慢，内容线索太多，比较含混”。后来“找到片中的主角，讲述它的故事，后来我们选中了野马群中的一匹母马，这样观众就会看到她的故事，会牵动观众的心”。《回家的路有多长》就这样被改编成为一小时的《野马回归中国》，加入许多戏剧冲突。

( 《吴桥杂技之乡》 )

根据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与新疆台的约定，《野马回归中国》的国内版权归新疆台，NHNZ负责该片海外销售，海外版权利益双方共享。“所获利润按事先商定的比例分成，每隔3个月，我们就会相互通报销售的情况。”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中国业务总监于春宏说。2000年以后，这也成为国内纪录片制作播出机构与国外同行合作时普遍采用的模式。五洲传播中心也采取了这样的模式。

当然，中国和国外合作拍摄甚至联合摄制并不是从五洲传播中心开始，也不是从《回家的路有多长》开始的。25年前，CCTV就曾和日本NHK合作拍摄过《丝绸之路》，NHK也因此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腹地进行拍摄的国外媒体，但当时的《丝绸之路》拍摄完毕后仅作为中央台自己制作的节目在中央台播放，并没有版权和发行的意识。而25年后，中国和全球的电视市场都已经进入了制播分离的时代，对于中方来说，这不仅仅意味着进入国际游戏圈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参与的单位在影片的制作过程当中享有绝对的主动权,这样就确保了对影片题材和风格的选择上有最大的发言权。”

( 《颍州的孩子》 )

而联合制作也大大降低了项目本身的风险程度:一家荷兰的节目发行代理公司专门负责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的全球销售，代理公司为《野马回归中国》做了一个为期6年的发行预期。据于春宏介绍，通常纪录片从开始发行到成本持平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野马回归中国》在两年左右就收回了成本。该片在动物星球频道首播后，现已发行到30多个国家。

压力下的中国纪录片市场

( 《在中国乘火车》  )

表面上看，中国纪录片在2000年以后似乎越来越国际化了。2006年底，华裔女导演杨紫烨拍摄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而探索频道（Discovery）在中国的“新锐导演计划”也已经进行了四届，“这是××，探索频道的第×批新锐导演”已经成为纪录片圈子里的常用介绍语。2006年12月初，在广州举行了一个“纪录片大会”，去了200多纪录片导演，“全是奔着‘探索’去的。然而在‘探索’看来，‘探索’并不能承诺太多”。

“新锐导演计划在别的国家也有，但是在中国这个计划确实是持续时间最长、届数最多的。” “探索”亚洲区副总裁张方承认新锐导演计划对中国确实有一点点“偏爱”，这种“偏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中国优秀的纪录片人才非常多，而且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有很多丰富的纪录片题材。”然而他也非常客观地指出，这并不能说明目前中国纪录片市场有多么成熟，也不能反向推动国内的纪录片市场，同时这个计划在世界上的传播力或许也没有中国纪录片工作者们幻想得那么大。“这个计划选拔出来的导演和他们的作品大部分还是供应给‘探索’在亚洲的频道，欧美的需求量并不是那么大。”张方说。

( 史达民 )

实际上，国内纪录片的市场出口还是很狭窄的:买方市场很小，主流买方市场集中在少数电视台，比如中央10套和上海的真实频道。作为中国独立纪录片最早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文光目前还在继续纪录片创作，他用“生就穷人的命，就不要做富贵的梦”来形容目前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处境。吴文光很直率地说，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并没有衰退，如果说整个90年代，好的作品就那么十几、二十部，但是从2000年到现在，每年都能有五六部很好的作品。这些“独立作品”大多数是作者拿DV拍的，90%只能在小范围影展、纪录片交流活动这样的非常小众的范围内看到。也曾经有发行商想涉足这个领域，吴文光自己的《流浪北京》音像发行权就卖给过一家曾经豪气冲天地向他保证“要把中国的纪录片全包下来”的公司，结果是“赔得很惨”。

“到目前为止，一部片子也没有真正卖出去过。”是黄文海对自己状态的描述，他的作品《梦游》曾在2006年3月获“法国真实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喧哗的尘土》入围2004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新人奖”竞赛单元、2005年获法国“马赛国际电影节”国际纪录片竞赛单元“乔治·波格尔”奖。但目前他还不能用纪录片创作来养活自己，纪录片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黄文海认为，国际纪录片市场留给中国纪录片创作者的空间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他们并不真正需要完整的中国作品，而仅仅是素材。黄文海的一部片子曾经被国外一家电视台选中，他本来以为是播出完整片子，结果却发现片子被剪辑得面目全非，以至于他都不好意思承认是自己的作品。

而在张方看来，黄文海的问题是国内独立纪录片作者不适应国外已经成熟的纪录片体制的问题:“国内的纪录片作者往往更像‘作者’，但在国外，主流渠道播出的纪录片流程已经非常工业化和栏目化了。”他说，这些作者都很优秀，但在一般情况下，“探索”不太会考虑和他们合作。

在合作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怀疑能力的问题。华亿联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王松瑶正在和美国的Nine Times合作一部纪录片，她的感觉是:“我们美国的合作者，对我们的导演对于灯光怎么架、这个摄像机怎么拍都要手把手地教，他觉得你不会，你不懂，你做不出我需要的东西来。”而外国人对中国知识的贫乏也让她很无奈。“全球的销售上，海外的观众包括我们去德国，我们也问过很多人，你们对中国到底什么感兴趣？他们常常只能说出来‘我对长城感兴趣，我对兵马俑感兴趣’。”而黄文海最希望的是本土纪录片市场的迅速扩大。他开玩笑说:“所有的艺术都是贵族养着的。”这一天似乎正在慢慢到来。12月初在广州召开的纪录片大会上，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上海的“真实频道”——中国国内唯一的一个纪录片频道，这个频道成立于2002年，目前已经成为业内一个范例:2005年的时候广告是4500万元，实现了盈利;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6500万元，预计在2007年他们能够达到1亿人民币的收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的杨明品认为:“这一成功改写了我们认为的纪录片是一个小众产品，经济效益差，市场空间小，难以盈利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的纪录片市场环境逐步改善，市场需求逐步释放，市场前景广阔。他列出一串非常枯燥的数字，描绘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从播出频道来看，中国现有公共节目套数有2899套，付费节目有99套，卫星电视节目有94套，互联网电视节目有103套。现在全国拥有电视机5.6亿台，电视观众达到了近13亿，有线电视用户达到了1.3亿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超过了400万户，手机电视用户超过17万户，中国的卫星电视家庭用户到2010年可以达到1500万户。就电影来说，2005年全国共有36条电影院线，电影院的总数有1243家，银幕的总数2668块，数字影厅超过了200个，电影院已经成为城市影院的发展主流，这为纪录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可以设想每个电视频道平均只放10分钟的电视片，全国一年需要的纪录片的时间是19万个小时，如果我们13亿人民有10%的人观看纪录片就有1.3亿个观众，数字电视和IP电视里面有10%的人点击电视片，我们的现实用户就超过50万户。保守预计，如果这个数字以每年10%的数字增长，8年之内纪录片的付费收看用户将超过100万户，增长速度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专访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总裁史达民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而言，纪录片的意义在哪里？

史达民:纪录片通过大家能接受的方式来介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纪录片是在我们和其他种族、文化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让我们清醒地认识我们的世界。比如说环境，如果你了解不够多，就不会在意。如果我们了解到了，就会好好地保护环境。其次，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纪录片是一个国家影像输出里非常重要的一环。电视节目形式中，除体育节目，纪录片应该是唯一可以被全球观众接受的节目。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观众对纪录片制作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是一个单纯的制作公司，有没有考虑到把业务拓展到发行、播出等其他方面？

史达民:这个空间利润一直都不太好，现在情形更严重，打个比方，现在市场上经营的频道越来越多，频道增多意味着越来越细化。技术手段越来越多，所以质量的要求更高了。所以是越来越难，能花的钱越来越少，要求越来越高。比如原来说我们要做一个四五十万美元的片子，在一个市场里就能完成并且回收。但是现在利润越来越薄，要在好几个市场才能回收。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们觉得公司要明白自己的长处，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实力，我们公司的组成只是一群善于用镜头讲述故事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我知道你们刚刚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合作。对世界纪录片制作商而言，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真正有效的市场，还只是巨大的题材库？

史达民:中国是很特殊的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目前的变化很迅速，所发生的变化也是最大、影响人口最多。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好的机会，8年前我们就开始制作有关的节目。

你的提法很有意思，我们对市场两方面都有期望，但目前，中国主要还是提供了大量题材。我们目前所有关于中国的片子都是和中国同行共同制作的，我认为除了制作的便利外，对中国同行了解海外纪录片市场和制作方式也是有必要的，对中国纪录片走出去也是重要的，中国纪录片市场还需要一个起步的阶段。根据我对中国纪录片的观察，中国纪录片目前发生的变化，和西方20年前非常相似，当时没有一个专业的纪录片频道，大家觉得纪录片谁看呀，但后来，“探索”的创始人认为一定有稳定的纪录片收视群体，这样慢慢地就有很多人看了。中国也会有这个过程。 纪录片纪录电影国际中国电影回家的路有多长综艺节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