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血
作者：曾焱
《混血》系列作品：黄·瑞尔森家庭（Huang Rielson Family）
“正式参观者”
传统全家福照通常是采取坐姿的，或者一部分人坐而另一部分人站立。但CYJO选择了让家庭成员在画面中央等距站成一排的单调线性构图：爸妈在左边，孩子在右边，每个人都面朝镜头，双手自然垂在两侧，正面全身，凝视着拍摄者，也凝视着正在参观他们家庭的“我们”。
照片中的人不一定在微笑，不过，表情都是放松的，淡然的。和抓拍的人像不同，这些以摆拍方式完成的人像很难让对面的“我们”产生瞬间被击打的毫无防备的力量感，但是，它们还是让“我们”愿意停下来长久地对视，安心地进入，并且寻找细节。
对，“我们”是被图中人物邀请和接纳的“正式参观者”，而不是窥看者——这是CYJO的拍摄意愿的传递之一：在人口流动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快速和复杂的21世纪，“混血”将不再是有着悲情历史背景的被人为研究模式框定的人种学实验对象，或者单纯好奇心的指向，它将成为一种自然身份和家庭形态的日常存在。
《混血》，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在讲述方式和结构方法上都经过设计的诚实故事。诚实和冷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出发”和“到达”。
《混血》作者CYJO
CYJO为她目前展出的《混血》系列已经拍摄了19个家庭，9个在纽约，10个在北京，每一对夫妻都是不同种族或人种，并且都育有一个或多个子女。她精心保持拍摄的规范化，构图方式一致，时间从2010年持续到2013年，地点都在拍摄对象的家里。“房间里最宽敞的一个地方，通常是客厅”，“背景里的家具和物件可能因为遮挡画面的原因有稍许搬移，但绝不做任何添加”。没有任何一张照片是在自然光下拍摄，全部使用灯光，用近似舞台灯的前灯衬托出人物，使家庭成员成为画面的焦点。CYJO为每个家庭整理了简短的文本档案，主要是愿意出来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的讲述，有些是一个两个，有些是全部，基本信息包括：名字、职业、年龄、国籍、血统、语言，以及讲述者对混血家庭和生活状态的自我感受。被拍摄的家庭可以是单亲，但成员中必须有孩子，这是CYJO个人化的偏爱：她希望观察到差异中的两代家庭关系线索，挑战血统的预示性，以及更宽容的社会对混血儿的成长影响。
美国艺术史研究者艾什莉·布鲁克鲍尔（Ashley Bruckbauer）关注到艺术家的时尚学习背景及职业经历对作品所发生的潜在影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CYJO毕业于纽约时尚技术学院，她自述，在时尚领域的工作无法完成她“和他人深层交流并充分表达自我”的愿望，当某一天，她拍摄的一张音乐表演照片偶然被纽约媒体采用，人生轨道从此改变。她辞去工作，做了一个职业视觉艺术家。布鲁克鲍尔指出，《混血》系列不仅同当年的阿加斯奴隶银版照、桑德的社会“分类”及“优生学”的卡斯塔画系有些共通之处，同现代的时尚摄影也有共同点，“作品中手放两侧的正面全身像已经成为时尚摄影的常规”。不过这只是表面的造型特征。接下来布鲁克鲍尔提到，“混血”主题在如今美国社会受到青睐，混血儿成为时尚界、模特界的宠儿，《纽约时报》在2003年一篇文章中写到“E·A一代”，即20岁左右种族不明的新一代年轻人正在成为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这篇文章使人们注意到了最近流行起来的‘种族不明一代’，他们的面孔不时出现在诸如路易威登（LV）、伊夫圣洛朗（YSL）和H&M等品牌的广告当中，影视界和音乐界也不乏他们活跃的摄影。IMG模特经纪公司总裁伊凡·巴尔特十分看好‘种族不明’人士的吸引力，说他们是个谜，不确定性本身便是一种‘诱惑’。”这样的诱惑，必须既亲切又具有异域特色，实际上也是被加强了混合人种被“他人化”的现象。在这样的时尚审美背景下，CYJO的《混血》将得到多元解读。
《混血》系列作品：斯诺德格拉斯家庭（Snodgrass Family）
类型和反对类型
“我采用了‘类型学’摄影的拍摄方式，但是我想用它来反对类型学。《混血》不是从任何社会研究、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不涉及学术研究的元素，而是一个纯粹展现我个人生活环境现实和体验的艺术作品。”CYJO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德皮塔家庭（De Pita Family）
当代“类型学”摄影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摄影师贝恩德和希拉·贝歇夫妇（Bernd & Hilla Becher），贝恩德已经去世，希拉仍生活在杜塞尔多夫，正是在那里，他们创立了这种影响20世纪后半叶的摄影体系。贝歇夫妇持续半个世纪的对德国及周围欧洲旧工业区建筑静物的拍摄，曾在1999年作为观念艺术获得威尼斯当代艺术双年展最高荣誉“金狮奖”。因他们而闻名的“无表情拍摄”，实际上是借鉴了文献资料拍摄的方法，即将主体放在画面中央，用极为保守的、清晰到没有瑕疵的精准画面来做如实记录。但是贝歇夫妇对作品的分类和展示方式让其作品延展成为艺术概念：按照19世纪植物学研究中的种类和亚种类的方式来归纳和排列作品，在“相似物体的相似形象，不同物体的相似形象以及同一物体的不同形象”之间错位或叠合，以此形成画面之外的文化显现。
《混血》也让人想到“20世纪见证者”、德国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876～1964）的作品。桑德比贝歇夫妇更早实践了“类型学”摄影，以记录的方式展现客观，虽然从未诉诸概念。他最著名的作品集是《20世纪的市民》（Citize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有人译为《时代的面孔》已属转义，这些作品让他成为伟大的记录者。早期拍摄时，桑德是家乡小城威斯特沃的照相馆师傅，当时德国在“一战”中战败，胜利的协约国一方要求他们重新建立户籍档案，桑德就是受命为本地市民拍摄新身份证照片的人。他用照相馆里的木质大相机拍摄，来照相的人都穿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摆出自认为最好的表情和仪态，桑德为他们留下官方所需影像，同时意识到自己有机会用完全客观的态度记录一代德国人的面孔和性格。他的拍摄对象几乎包罗了所有阶层，从手工匠人、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到无业游民和穷困潦倒者，他在一些照片中运用了重复和一致的手法拍摄——人物面朝前方，直视镜头，站立。之后，桑德以职业对作品进行分层和分类，每一幅照片的标题都标注出被拍摄者的职业而没有留下任何名字，因为职业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地位，而人物身后的背景如街道、工业园，都成为阶层的暗示。1943年，德国纳粹曾下令把桑德的摄影书销毁，一则因为桑德的儿子加入了反纳粹运动，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对同胞冷静而诚实的记录干扰了种族神话的塑造。
《混血》系列作品：瓦尔特家庭（Valter Family）
CYJO提到了桑德作品对她的影响。《混血》在一致性构图、人物呈现形态、灯光模式、画面质感、展现细节等方面都很显然在使用“类型学”摄影的技术标准，当然也包括拍摄者尽可能冷静的旁观立场——“目的只是记录事实，并无任何偏见。”CYJO的试图颠覆，按照她自己所说，首先是拍摄主题的形成方式。《混血》并非来自事先收集和准备的庞大资料库，而更多源于个体感受：CYJO是韩裔美国人，父母是第一代移民，她自己虽非混血，但拥有跨种族婚姻，并且她的美国丈夫的家族融合了多国血统。正是在成长经历和身边的多元文化人群中，CYJO对身份、对21世纪移民和文化关系产生了用影像来观察和表达的愿望。在《混血》之前，她曾拍摄过《KYOPO》系列，展现韩裔美国人生存的状态。这个作品开始于2004年，拍摄了240位个体，其中有一部分是韩国人与其他种族生育的混血儿。她那时起已开始尝试全身正面等类型学拍摄方式。到2009年，她正式开启更具创作持续性和话题关注度的“混血”。在后期工作中，CYJO只是提供了同样源于个体的文本陈述，并未对被拍摄对象进行分级和分类，这也是CYJO所说的对“类型学”的第二种反对：避免把人物纳入到观察主义或人种科学的范围内。
纽约－北京的讲述者
两个拍摄地是艺术家目前对作品所做的唯一区分。选择纽约很好理解：这里是世界上最无争议的拥有种族和人种融合背景的国际化大都市，就像CYJO所描述的：“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早上你可以在一家穆斯林人开的咖啡厅喝上一杯纯正的咖啡，一口咬着抹上浓郁鳕鱼奶油干酪的犹太Bagel面包，上班路上和巴基斯坦计程车司机聊聊天，在不远处的意大利超市买一点新鲜的意大利面，大半夜再去趟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韩国食品店买点牛奶。”CYJO告诉本刊，美国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曾做过一次重大调整，人们可以在“种族”一栏中勾选多个选项，说明美国的跨人种、跨种族婚姻及混血儿的数量正在大量增长。这次普查的结果是，在超过3亿美国人口中，有680万人勾选了多个种族。
第二个拍摄地为什么选在北京？同为亚洲都市，和东京或首尔相比，北京并不更具国际化特征。CYJO说，直接原因是刚好她丈夫被外派到北京工作，她因此经常往返于纽约和北京之间。居住在北京外籍人员相对集中的区域，她比较方便遇到混血家庭并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拍摄计划。还有一个文化背景的视角，是她在准备过程中才逐渐发现并令她感到兴奋：北京可能没有像纽约那么多的种族，但中国有56个民族，这是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和日本都不具备的环境，放在更漫长的历史中，也是另一种形态的多族裔融合。在中国，她和本地人讨论混血的情况，发现一名中国人与一位来自其他大陆的外国人结婚，在许多人眼中，尤其是在那些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人眼中是相当独特的，但是中国56个民族之间的通婚则司空见惯。“造成这种差别观念的部分原因是：在遭遇并磨合不同大陆间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时，我们会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来维持婚姻关系。”这是CYJO的观感。
北美不同于拉美和其他种族混合的地方，是一个黑白二元并行或非裔欧洲人体系的地方，因此大多数美国关于“混合人种”的代表都带有“黑白混血”、“四分之一非洲血统”、“八分之一非洲血统”这种标签。而在亚洲，比较多的是强调欧美男性和亚洲女性的刻板结合。但CYJO用作品部分颠覆了这些标志性特征：9个纽约家庭中，只有四对父母是非裔―盎格鲁的组合，并且各自祖上也都经过了混血的稀释；10个北京家庭中，只有一半的家庭父母为欧美裔―亚洲裔组合，其余5个拍摄对象，两个家庭的母亲来自欧美而父亲是亚裔，另外三个家庭则是亚洲人之间混血的后裔。
CYJO请各个家庭回答的话题主要包括：国籍与种族的其中之一是否有优先权？家与混血意味着什么？语言使用情况及其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有多大？……这些交流从文本的意义上并不十分深入，但一些回答确实充满个性和意味。
生活在纽约的艺术家马修·詹姆斯是生在美国夏威夷的美国人，但他的父亲拥有爱尔兰、英格兰和德国血统。詹姆斯说，他父亲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混血儿，但在他祖父的时代，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爱尔兰和德国两种血统，一定会被视为混血儿。所以他认为决定一个人是否为混血儿，的确与当时的世态或文化阻碍有关，而这些元素又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詹姆斯的妻子克莱尔·乌姆比亚是一个Hapaha’ole，即一半白人血统，一半太平洋岛或亚洲血统。但她的血统远比这个概念复杂：她还拥有菲律宾、中国和西班牙血统，还是一个爱尔兰人，带有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美洲印第安、犹太、普鲁士等种族的血统，对此她没有任何困扰，反而以此背景为“令人兴奋的历史之谜”。他们的女儿今年9岁，詹姆斯相信，等女儿长大后再回首过去，肯定会认为作为混血儿其实非常正常。“他们是‘新世界的人’。人们越不以文化背景来看待他人，就越会将他人视为完整的人来对待。”
2008年移居北京的陈·杨家庭，夫妻二人都是出生在悉尼的澳大利亚人，分别是财务分析师和新闻记者。丈夫凯文·杨有中国和马来西亚血统，妻子凯瑟琳·陈比他还多了爱尔兰血统，但他们从未因为少数族裔的身份感到压抑，而是努力将自己的跨种族特征通过名字传承到3岁的儿子乌辛身上。“他有一个爱尔兰的名，中间名是我的家族数代人沿用的传统天主教教名，以及一个在中国广东常见的中文名字，最后还有一个福建的姓氏。我和我丈夫都想让他说汉语普通话。”
1972年出生在苏州的华裔美国人邹远，在经历了美国、日本、欧洲的数年生活后，2006年和瑞士丈夫德皮塔一起移居北京。虽然她的大部分亲属在中国，但是邹远很坦白地表示，如果对朋友说将来我会回家，那所指的“家”就是欧洲。“我会称自己为后天混血儿，虽然从生物学角度讲我不是混血儿，但是后天的生活经历使我有了混血的思维。”邹远的“后天混血儿”概念，令CYJO印象深刻。
（感谢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和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对本次采访的帮助） 种族桑德家庭混血混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