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不易

2月25日，羊年召开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加力增效。”从去年的“微刺激”到今年主动提出要“加力增效”，财政政策的加码已是势在必行。但财政政策的刺激从来都是双刃剑，今天的中国经济如何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其难度更甚于2008年。

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大的挑战可能在于如何寻找合适的投资领域，既可以容纳足够的投资规模，又不至于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在过去几年，以铁路为代表的基建投资担当了这样的重任，但是随着铁路市场逐渐告别短缺时代，未来几年的铁路市场可能已经难堪投资大任。

目前我国以“四纵四横”为骨干的高速铁路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其中“四纵”高铁已经建成通车，“四横”高铁也将在“十二五”末也就是今年底完成。在“四纵四横”的骨干网络完成之后，高铁建设可能很难维持过去的大规模投资增速。2014年全国铁路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88亿元，我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1.2万公里，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超过1.6万公里，二者均为世界第一。按照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计划2020年实现铁路营业里程12万公里，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铁路营业里程距离目标只有不到8000公里，如果继续加大投资，就可能有过度投资之嫌。

在铁路投资逐渐饱和之际，水利建设成为新的投资引擎。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有关部门和地方按照国务院加大公共产品供给的部署，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目前纳入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57项已开工建设，27项拟于今年内开工，其余的要抓紧前期工作，条件成熟的应尽早开工。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涉及农业节水、引调水、重点水源、江河湖泊治理、新建大型灌区等。加快建设这些重大工程事关民生福祉，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当前稳增长也有重要意义。”水利建设是我国目前还能够深挖投资潜力的领域之一，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水利设施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形成较大的历史欠账。不过水利建设的投资规模毕竟还是难以和铁路相提并论，“十二五”开始，我国就已经开始大规模投资水利建设，弥补历史欠账，整个“十二五”期间的水利投资规模相对“十一五”大幅增长156%，预计总规模达到1.8万亿元，而同期铁路投资规模为2.8万亿元，仅相当于铁路投资规模的六成多，即使“十三五”期间再次加大投资，也很难和铁路投资的规模相提并论。

而且和铁路投资相比，水利建设主要集中于农业领域，投资回报率相对更低，资金配套也就更加困难。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除了财政专项资金外，可以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通过专项过桥贷款等方式，为地方开展水利建设提供过渡性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也可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筹措建设资金。还可以用改革的办法，通过财政贴息或其他市场化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不过，地方政府在收入放缓和债务压力面前，对于水利建设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社会资本出于对投资回报的要求，预计对于参与水利建设也不会太过积极。

2015年的财政政策虽然会更加积极，但是在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放缓的背景下，依靠水利基建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很难抵消整体投资规模的下滑。除了水利基建之外，核电、电网和电信等领域的投资规模预计也会较快增长，以保证2015年的投资规模不会过快失速。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的财政赤字和赤字率预计还会继续创出新高。2013年，我国的财政赤字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2万亿元，赤字率2%；2014年达到1.35亿元，赤字率2.1%；预计2015年的财政赤字会达到1.7万亿左右，赤字率达到2.5%左右，距离3%的警戒线越来越近。

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包括增支和减税两个方面，通过增加财政开支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同样明显，相比之下，减税的负面效应则会小很多，通过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刺激小微企业的活力，通过减轻居民税收，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和增支相比，减税对经济的刺激更符合经济转型和改革的方向。最近几年，结构性减税也始终是政策重点之一，最近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用减税降费鼓励创业创新，带动社会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具体措施包括“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10万元以内扩大到20万元以内，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助力小微企业尽快成长；已经试点的个人以股权、不动产、技术发明成果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投资的实际收益，由一次性纳税改为分期纳税的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以激发民间个人投资活力；将失业保险费率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等等。不过，减税带来的效应需要较长时间发酵，短时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另外，由于经济减速带来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从过去高达30%的增速减至个位数增长，财政压力之下，减税的空间也会较为有限。

除了财政政策之外，2015年的货币政策也会明显宽松。在去年四季度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一直强调的“保持定力”悄然消失，改之以“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从实际操作来看，今年2月4日，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也是时隔近三年来的首次降准；2月28日，央行再次宣布降息0.25个百分点，距离上次降息也仅有一个季度，无论是降息还是降准，其力度和节奏都超出市场预期。而在2014年，央行大多数操作还不敢放开手脚，为了避免给外界带来大水漫灌的印象，更多只是一些定向操作，相比之下，今年的操作明显坚决了很多。

在经济增速放缓和通缩压力面前，央行的货币政策放松也是无奈之举，但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然又会阻碍经济改革步伐。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困难，比如产能过剩、负债水平急剧上升等等，一定程度上也是宽松的政策所致，如果从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正是需要稳健甚至略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更为健康的发展。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解决短期增长的同时，也会使得中国经济的杠杆率越来越高。

短期增长和长期改革之间如何取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难解的死结。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同时也是一次调整和改革的良机，很多此前积累下来的弊端，也都可以借此解决，如果政策过于宽松，可能会错失改革机会。比如最近几年的社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始终难以得到真正解决，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僵尸国企对于资金成本极不敏感，大量占用了原本应该流向中小企业的资金，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其实也是一次市场自发出清的机会，将大量效率低下的企业淘汰出局之后，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将更加合理和有效。而一旦政策转向宽松，原本应该淘汰的企业尤其是一些落后国企将会再度获得重生的机会，市场的淘汰机制一再失灵，改革也就愈加遥遥无期。 财政经济宽松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