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慈恩：走出恐惧

纪慈恩

纪慈恩的声音有跟年龄完全不相符的低沉和嘶哑，这是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的后遗症。她19岁时，在荷兰为患有肝癌晚期的朋友签了安乐死同意书，回到国内，亲临死亡的恐惧、朋友去世的悲伤，以及各种指责叠加在一起，让她有一年的时间不见光、不说话，再次开口时，声带几乎发不出声音。恢复到现在的情况，纪慈恩付出血的代价，她要一遍一遍复述经过，最痛苦的时候不惜以头撞墙。最终，她依靠自己的毅力走出了阴影，还在过程中懂得了慈悲与正视死亡。她现在全职从事公益事业，不是为了帮人，而真是她人生中的一部分。

安乐死

因为替好友签过安乐死同意书的经历，纪慈恩的演讲全文在网上流传很广，也上了好几个电视台的节目。可说起当时的经过，她的眼泪还是会在眼眶里打转，情绪激动起来：“我现在很不喜欢有人说理解我，你凭什么说理解我呢？你理解的只是表层的东西。”纪慈恩告诉记者，签同意书之前，她也上网搜了安乐死的资料，可这跟签同意书，看着至亲好友安乐死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没有这样的经历而去从理论上评价它，是一种对生命的轻慢。

纪慈恩从小是个特别普通的女孩，普通到她自己都不记得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说明自己的性格。她的数理化成绩都不好，上了一个大专的文秘专业，专科又升本科，读汉语言文学。日子过得波澜不惊，直到远在荷兰的朋友默默回国，改变了她的生活。“我4岁时就认识默默了，我们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朋友。我住在姥姥家，我舅舅是残疾人，姥爷又有一身病，全靠姥姥一个人照顾，所以我天天在外面玩。院子里很多小孩，可我和默默都属于不爱说话的，所以我俩就单独在一起。默默比我大5岁，几乎陪伴我走过大部分的成长阶段。”纪慈恩说。

默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亲去了上海生活，她跟着母亲，可母亲又把她送进了福利院，直到默默的奶奶得知消息，领回家里抚养长大。“她从小就想成为一个被大家都喜欢的孩子，所以一直很努力，学习特别好。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可以用优秀的成绩博得她妈妈的爱。”纪慈恩告诉记者，默默考上了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还获得了去荷兰留学的机会，大学毕业之后，继续在荷兰读研究生。两个人虽然见不到面，可是通过MSN一直保持着联系。

2006年12月份，默默回到家乡，告诉纪慈恩自己被查出肝癌晚期，生命只剩下6个月。“她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还看不出来身体有什么异常，可已经很疼了，靠打针来维持。她奶奶已经去世了，所以她相当于一个孤儿，住在郊区一家疗养院里维持。她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并且见父母最后一面。”纪慈恩告诉记者，默默的爸爸从上海赶回来，照顾她一个月，妈妈始终没有露面，只有姨妈来看过一次。等不到母亲，默默决定回荷兰结束自己的一生。“默默希望我和她男朋友跟她一起回荷兰，陪她最后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别人不理解一个朋友去世对我的打击这么大的原因，因为她太可怜了，不是在亲人的陪伴下而是直到最后都没有见到母亲，带着不甘心离开的。”纪慈恩说。

回到荷兰，疼痛更加剧烈，当地医院规定每天只能打两针杜冷丁，每一针可以止痛四五个小时，可默默只打一针，其余的时间就让纪慈恩和男朋友看着自己的痛苦。“她用头撞墙，咬自己的胳膊，牙都能咬掉，要不然就用冷水冲自己。我们这样看了两三天，她就说可以用安乐死的方式彻底帮她终止痛苦。”纪慈恩说。当时的纪慈恩只有19岁，默默的男朋友24岁，都不清楚安乐死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就上网查资料，英文不好，还请了一个新加坡的志愿者帮忙。

纪慈恩和默默的男友虽然理论上认为选择安乐死是对的，可就是想多看默默几天，没有答应。“三天的时间里，她清醒的时候就跟我们讲道理，讲她的痛苦。我们就去找医生，医生不给我们任何建议，只说，现在还不是疼痛程度最大的时候，将来会更剧烈，可到底有多疼，医生也没有得过这个病，说不清楚。不清醒的时候，默默就说，不要让她恨我们，我们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同意安乐死，我们不签字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根本不是为她考虑。”纪慈恩告诉记者，在默默的哭泣和逼迫下，他们只有“签字”一个选择。

口头上同意了安乐死，两个人还是没有签字，医生每天都来问，纪慈恩和默默的男朋友每天都说第二天，一直拖到第三天晚上，默默跟纪慈恩和男朋友做了最后的告别，决定第二天签字。纪慈恩告诉记者，她早上到默默的病房时，默默的男朋友没有来，她去宿舍找，也不见踪影，就明白了默默的男朋友是有意地回避签字。纪慈恩只好回到病房独自面对这个重大的决定。姐妹俩做了最后的告别。“她很清楚我从小把她当姐姐看，非常依赖她，所以她说她死了我怎么办。我就说那就不签字了，再给我一个缓冲时间。她马上很愤怒，扭头不看我。我就拍她，但是她没有反应。我就只好签了同意书，签好的瞬间，我看到她脸上有种解脱了的表情，很轻松很愉悦。”纪慈恩说。

签字之后立刻就要执行，医生让纪慈恩回避，出门的时候她把门上的窗帘拉开一条缝，可以看到默默的床头。“大约够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医生出来告诉我，默默的死亡时间。一直到回国开追悼会，我每天都在哭，哭累了就睡觉，睡醒了就继续哭。那个时候我的悲伤还是好朋友去世的悲伤，而不是安乐死带来的震动。因为2002年荷兰安乐死就立法了，医生、护士、志愿者都看作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那个环境里，我觉得是帮她解脱了。”纪慈恩说。

生活在大理的纪慈恩认识了许多朋友，现在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崩溃

默默的追悼会在家乡举行，这是她的同学和好友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纪慈恩也参加了这个仪式，不知为什么她为默默签署安乐死同意书的事情已经在默默同学中流传，大家哀叹她去得太快，评论安乐死这个结果，议论纷纷。“一开始大家只是小声说，说这怎么可以随便签，谁同意了。后来有人站出来问我，‘她对你这么好，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第一个人还比较委婉，后来我就几乎被围了起来，有人说我会得到报应的，也有人说我不得好死，说我是凶手。”纪慈恩说。

默默的情况很特殊，国内又没有安乐死的先例，普通人如果不知道来龙去脉更无法理解为何默默要选择安乐死，为何由纪慈恩来签字。纪慈恩被问得愣在那里，百口莫辩。“默默大学时候的好朋友沈洋把我从指责的人群里拉出来，我当时没有像正常反应一样去哭去闹而是非常平静，只想回家。沈洋是学心理学的，她觉得事情严重了，我的那种反应像暴风雨前的表现，非常不正常。但是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先送我回家。”纪慈恩说。

回到家纪慈恩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再也没有说话。“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让沈洋送我回家。我那个时候说不出来，也哭不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没有表达的意愿，可就是说不出来，就像生理的语言能力被中断了一样。”纪慈恩说。

不但不说话，纪慈恩也不出自己房间半步。“我那个时候不敢看到光，只有在黑暗里才有安全感，我家的窗帘是双层的，一层很深颜色的布，一层是纱，我全部都拉上。有时候低头坐在床上，有时候坐在地上。吃饭就是我妈妈给我送进来，甚至连上厕所都不敢出房间。”纪慈恩说。到底是哪件事情导致了这样的封闭，纪慈恩也说不清楚。“整件事情就像群殴，你给一刀，他给一刀，并不知道哪一刀是致命伤，最后共同造成这个结果。可能有朋友去世的原因，可能有亲眼目睹她从活到安乐死的原因，也可能是看到她为癌症而痛苦的场面。回国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接近崩溃了，如果面对的是大家友善的安慰，也许结果会不一样，追悼会的指责只是整件事情的导火索。后来做康复鉴定的时候，医生说，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对心理造成损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并不是个偶然事件。”纪慈恩说。

在小黑屋里自闭了两个月，纪慈恩的父母觉得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悲伤应有的极限，学心理学的沈洋一直放心不下，跟纪慈恩的父母保持联系，她建议带着纪慈恩去医院做一个鉴定。“我那个时候不说话也不反抗，他们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医生说如果我有反抗说明程度比较轻，起码证明有斗志、有思想，我就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纪慈恩说。医生给纪慈恩做了身体检查，然后跟她聊天，可纪慈恩一句话都不讲，没有办法在心理层面做鉴定，所以就给出了一个“创伤后自闭症”的结论。沈洋对这个结论不认可，因为自闭症几乎是先天的，不存在创伤后才出现的问题，从这个细节上看，觉得纪慈恩老家的医院在心理治疗方面不严谨，不够专业，所以建议还是慎重考虑治疗方案。

纪慈恩的状况只能休学，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好转。“有人跟我说话，或者听到脚步声我都会很恐惧。我的房间旁边是卫生间，连卫生间的门撞出声音我都用被子蒙住自己躲起来。后来过了好几个月发现即便有声音也不会有人进来，才好了一些。”纪慈恩说。她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并不觉得自己生病了，以为自己只是心情不好，只要没人跟她讲话，她过一天算一天挺好的，甚至有些享受。只是后来心理痊愈之后，家人和沈洋才告诉她，那段时间她是生了非常严重的病。

走出来

纪慈恩的自我封闭需要一些刺激才能有些变化。沈洋那时已经在加拿大继续进修心理学，她的导师建议找出纪慈恩成长中可以激发的事情来，再想办法。纪慈恩告诉记者，默默小时候被送到福利院去过，她和妈妈念叨过默默的可怜。沈洋觉得孩子的环境会让她有安全感，又跟这段往事接近，所以计划带她到孤儿院试试。

沈洋把纪慈恩带到北京，过了几天之后，说让她跟着去一个幼儿园。“她说那里都是小朋友没有大人，保证不会有人跟我说话。如果我愿意就和小朋友玩，不愿意就坐一边。当时我有点紧张，但是她说的场景很温馨，我也不太会反抗。”纪慈恩说。

纪慈恩去的是一个公益机构的孤儿院，确实如沈洋所说，只有受过专业培训、很和蔼的阿姨和很多小朋友，纪慈恩被门口一个安静坐在木马上晃的小女孩所吸引。“她一直盯着我看，我就蹲在她旁边。后来我坐在那里，她就坐在我旁边。她不跟我说话，只是跟着我。直到我要走的时候，阿姨正好拉着她去睡觉，她忽然拽住我，跟我做再见的动作。”纪慈恩说。

温馨和宁静的环境让纪慈恩感觉很安全，从那一天起，她每天从西直门来回6个小时去南六环外的这家公益机构打发时间。前10天没有任何变化，只是静静地看着小朋友们玩儿。“里面有个小女孩是7岁被遗弃的，她是被遗弃之后捡了两个月的垃圾活过来的，所以她有捡垃圾的习惯。第11天，我看见她把垃圾桶里已经扔掉的吃的拣出来放在她的斜挎包里。我就问她为什么捡垃圾，这是我一年多来第一次开口说话。我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变化了，没有办法全部发出来，阿姨听见我在喊，就进来了。”纪慈恩告诉记者，可能因为声带长久不用，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要很用力很用力才能发出微弱的声音来，听着不清楚。她去医院检查，医生给她做脚底按摩和针灸，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声音就变得低沉和嘶哑。

能够说话并不代表痊愈，沈洋建议纪慈恩做康复治疗。“我做针灸也叫康复治疗，所以我以为是身体上的康复。可是去了诊所之后，问的是对默默这件事的感受。我不想说这个。医生就说，这就说明这是表面现象的康复。我当时就觉得晴天霹雳，我以为这件事情只要大家不提就永远过去了，我好不容易可以说话了，为什么还要拉我去面对。”纪慈恩告诉记者，她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不去面对，这件事情只是被掩盖而已，如果将来遇到类似的刺激，还会复发。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她接受康复治疗。

这是一剂猛药，需要纪慈恩把内心最痛的部分，翻出来见光。她从知道默默得了肝癌开始说起，一直要说到荷兰的经历。“从说第一句话开始我就在哭，根本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一开始坐在椅子上说，后来就靠着暖气坐在地上。一边说一边撞暖气。说到荷兰那一段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头上流着血趴在地上求着医生不要让我再说了。”纪慈恩说。陪同纪慈恩来的哥哥实在看不下去，中断了治疗，把她带走了。可这一次回忆还是刺激到了纪慈恩，她有自杀的倾向，在北京的医院里住了半个月的院才回家乡。

回到家里，纪慈恩看起来好了一些，说话虽然不多，可是也能短暂地跟家人交流几句。生了这样一场大病，从小带她的姥姥很心疼，每天都来看望她。“我跟姥姥的关系非常好，如果有一天我妈和我姥姥同时掉进海里，我一定先救我姥姥。她有一天来看我的时候摔了一跤。我关上门就一边哭一边问自己，是不是只能这样了，是不是已经到了极限。我觉得似乎还没到我的极限，还能承受更大的痛苦。那个时候就像在悬崖边和狮子决斗，要么你死要么我活，一定得战胜自己。我给医生发短信，说要回去治疗。”纪慈恩说。

纪慈恩在北京租了房，以一天去孤儿院、一天去治疗的节奏来生活。“我去孤儿院的时候就很开心，但一想到第二天去治疗又很苦恼。”纪慈恩说。医生估计当她可以复述20次经过时，心理状况会好一些。“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其实我前两三个月状态都差不多，没感觉有什么进展。我在墙上贴了纸画正字，每说一遍就画一道。到两个月的时候我才能完整地整件事情讲一遍，那时候不会自残了，可心里仍然很痛苦。”纪慈恩说。直到说了6个月的时候，最后一遍向医生复述经过，纪慈恩从表面上已经看不出什么情绪了，虽然内心还是会伤感。“医生拥抱我，向我祝贺，因为这虽然是治疗的常规方法，可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纪慈恩说。

痊愈

纪慈恩去年搬到大理来生活，过了欣赏苍山洱海景色的新鲜劲儿之后，就找到下关的福利院做义工。每周一、三、五她从早到晚都要待在福利院里。福利院里的孩子都是因为先天性疾病而被父母遗弃的，照顾他们要比健康的孩子付出更多。纪慈恩主要负责两个孩子，一个是脑瘫的康复训练，在拱桥形状的复健装置上引导孩子一遍一遍地走路。一个是因为从小生活在暴力环境而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孩子，他从早笑到晚，几乎一刻不停，如果不清楚的人看到会害怕，可这孩子非常黏纪慈恩，总是走过来抱住她。

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待在一起，对纪慈恩来讲，不是献爱心做好事，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先天存在的行为，不需要思考和谋划。纪慈恩告诉记者，复述安乐死的经过几乎是她人生中第一件长期坚持下来的事情。她几乎是用尽了全部的能量，用命拼着坚持下来的。这其中有跟姥姥感情深厚的原因，她不忍心让姥姥担心。也因为她意识到面对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而不是时间，时间的淡化只是逃避，用另外一个借口掩盖上一个借口而已。

这种一夜之间的成熟跟在孤儿院里的观察有关。“我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生。他们背负了太多的身世，异常早熟。”纪慈恩告诉记者，她在孤儿院里第一眼被吸引的女孩叫开晨，因为有非常复杂的先天疾病，做过几次大手术了。她并不主动跟别人说话，但是跟纪慈恩很亲近。纪慈恩在她身上找到了默默的影子，也觉得两个人前世有渊源。“我主要照顾她，所以孤儿院的小孩叫我开晨姐姐。我发现是一个3岁的小男孩叫起来的，他看出了我跟开晨的感情不一样。有一次一个小孩一直哭着让我抱，他就走过去说：‘你哭什么哭，这是开晨的姐姐，只有开晨不在的时候才能抱你。’后来他对我说，只要你在开晨不在的时候喜欢我就好。”

本来应该最天真、没有心机的孩子，能觉察出这么多的亲疏冷暖，纪慈恩告诉记者，她觉得心都要碎了。这些孩子小时候就被遗弃，要不然就被送来送去，太早就知道如何博得大人的爱。纪慈恩当时只有二十出头，还没到了母性爆发喜欢小孩子的心理状态，可是对这些孤儿院里的孩子生出一种怜惜的爱。因为面对这些特殊经历的孩子，让她内心成长得很快。“我一度很想收养开晨，可是她的病很复杂，需要高额的医药费。我那时候的择偶条件很简单，就是能负担得起开晨。后来我想明白了，爱不是占有，应该给她更好的环境。我帮她寻找收养家庭，一定是那种小孩已经长大的人家，这样才有精力和耐心来照顾开晨。”纪慈恩说。

除了去孤儿院，纪慈恩也开始到临终关怀医院里去陪伴老人。她告诉记者，给默默签安乐死同意书，到底是对还是错，现在是舆论在说她是对的，可之前的许多年里她并不笃定。而在养老院里频繁见证生命的谢幕，让她对痛苦和死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孤儿院帮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而临终关怀让我治愈了我过去的生活，我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

在福利院和临终关怀医院待久了，纪慈恩也逐渐对当年的事情释怀。她告诉记者，想清楚了死亡，才是她真正的痊愈。

（实习生刘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抑郁安乐死纪慈恩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