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己，就有了力量往前走

黄鹭

一副打“糟”了的好牌

如果把上大学作为独立人生的开端，黄鹭抓了一手好牌。1997年高考，金融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黄鹭的父母给她报了全省最好大学的金融专业，她高考发挥很好，如父母的愿考上了。上大学，她是团支书，第一批入党，大学毕业，刚好赶上各大银行在省会城市招兵买马大发展，同学们都轻松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而她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上海一家国有金融企业找到了工作，而且是编制内、解决上海户口的工作。

黄鹭长得好看，待人接物机灵，领导对她就重视，不出意外她很快就变成妆容精致、身穿名牌、干练优雅的女精英。可意外就是发生了，黄鹭告诉记者，虽然她有时候也会有喜悦，觉得自己可以挣很多很多的钱，过幸福的生活，但大多数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被羡慕的工作。黄鹭读高中时虽然数学成绩好，可那是几何很好，到了大学，高等数学、统计这些以数字为主的课程，完全进入不了状态。虽然是团支书，但绝对不是整天围着辅导员转、根红苗正的积极分子，她的精神头都放在了组织全班到外地旅游、看电影上了。“我从前是喜欢‘小虎队’的，‘大二’一天晚上偶然听了‘魔岩三杰’的演唱会，一个晚上听下来人就变了，去录像厅包场组织同学看‘魔岩三杰’的演出录像，然后就改听罗大佑了。”黄鹭说。

文艺滋润心田，可大国企的职场是另外一个话语体系，本来就对数字没感觉，工作氛围的不适应更是雪上加霜。“我们部门总换领导，每次换领导都要上马新的项目，不管之前的项目做到什么程度，不惜重新开始浪费各种资源。业务员很辛苦，中层领导对他们就是捣糨糊，对上级领导就是谄媚奉承，听到这样的电话就想吐。整个环境里就一两个人踏实做事情的。基本上在公司不会主动跟领导说话，领导从左边来，我就从右边走。”黄鹭说。

现在回想起来，黄鹭觉得自己真不适合这个职业。“从事金融这个行业一定要欲望特别强才行，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爸爸是公务员，妈妈是大学老师，虽然不是家里富裕的那种，可从小钢琴也学了，环境可以，我对金钱有安全感。如果是我自己选择专业，我会报新闻，可我爸妈很强势，从小管得特别严，金融是他们决定的。我虽然也觉得自己做金融有挣大钱的机会，可到了上海没人管束之后，本性就出来了。”黄鹭说。

黄鹭每天花很多时间在上下班的路上，早上或者傍晚走过外白渡桥时，看桥边飞翔的海鸥，周末就去图书馆看杂志或者去看各种展览。上海的文艺生活比家乡丰富许多，上海电影节的时候，她甚至请假去赶场子看电影。“我在第一个公司待了两年，其他人都在抓钱或者混日子，我就是经常请假，因为心思不在工作上，所以也无所谓。我还曾经跟领导请假说我要回家，其实是到北京来看跨年演唱会。”黄鹭说。几经辗转，黄鹭还曾经在保险公司做过销售，销售以业绩说话，跟国企办公室的氛围不同，可她还是没法投入。“我的客户都是事业上比较成功的人，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我还是欲望不强烈，可能聊得很好，最后销售单子被其他人抢走了，或者聊完天我从人家那儿买了东西走。经常到了公司楼下，忘了公司在几楼，因为这些太不在记忆范围里了。”黄鹭说。做销售不用坐班，黄鹭办了一张上海美术馆的年票，经常在里面一坐就是半天，然后回公司打打电话。

黄鹭想过转行，可是刚工作第二年的春节回家，她妈妈告诉她，学了金融就得一辈子做金融。她只能在这个领域里心不在焉地混着。“我的大学同学真都干得不错，我特别不爱参加同学聚会，因为自己做得很差，也不感兴趣他们说的什么，我现在连股票的盘都不会看。特别怕旅行中被问到做什么行业的，每次说出金融，都有种浑身不适感，觉得是在骗人或者骗自己。”黄鹭说。

什么是“我”要的人生

黄鹭生活里的别扭在绿妖看来并不稀奇，有一段时间，绿妖经常在网上的心理论坛回答网友的提问。“一开始我都回答得很详细、很长，可是时间久了，发现大家遇到的问题很相似，跟父母的关系、感情上、工作上的。”绿妖平时也会看许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对这个领域感兴趣除了因为女作家的纤细敏感之外，也跟她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绿妖一直在寻找自己，从河南老家找到北京，又游走过几个地方。

绿妖在河南一个县城里长大，因为是电力系统的子弟，技校毕业之后，顺理成章地在电力系统找到了一个体制内的工作。按照绿妖的父亲和周围人的眼光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排，工作稳定而清闲，上一天班休息两天，收入也不低。绿妖告诉记者，她刚工作一两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钱给家里买当时最高级的三碟连放VCD影碟机了。

绿妖对这样的状态却不满意，对于县城，她很纠结，一方面是生长的故土，一方面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直到2013年，她还写：“回老家，听觉像受惊的兔子，东窜西奔无处落脚。”经济越落后，声音污染越重，县城的商业街上，每个店门口都大声播放着音乐，家里永远开着电视，家族聚会上永远谈论着家长里短，不冷场。绿妖觉得县城的边界简直比一个国家的边界更难于跨越，在这样一个幽闭的环境里，她没法成长。她告诉记者，如果一直在体制内待下去，单位就变成了全世界，不想在四五十岁时候，张口闭口只有我的处长、我的局长，这种贫乏的话题。

绿妖心中向往的是一个文学世界。她告诉记者，从小她就喜欢看书，县城没有什么书，就把金庸、琼瑶能找来的书都找来看，从初中开始，还模仿着写武侠小说。上班之后，绿妖在县城里办了三张图书证，把能找到的感兴趣的书都看了，还订了《读书》，杂志上有什么书的信息，她休息的时候就到城里的书店买回来。“王小波《黄金时代》第一版我就已经看到了，从这些书里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后，就更加对自身环境不满。”绿妖结交了一些在市里做电台的朋友，而在县城的生活里，只有一个来实习的男同事跟她有共同语言。“那时我终于遇到一个能跟我聊文学聊哲学的同事，他也是我身边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绿妖说。

在男同事的建议下，初中都经常逃学的绿妖复习功课，成人高考到了武汉，开始了长时间的城市生活。大学毕业之后，绿妖觉得她更不可能回到县城了，这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家庭冲突。绿妖告诉记者，父亲对家庭早有安排和设想，姐姐嫁到了城里，她留在县城工作给父母养老，甚至家里的房子都准备好了。除了打乱父亲的计划，那个夏天，母亲入狱、姐姐离婚，父亲的世界濒临崩溃，绿妖并不想跟父亲在老家抱团取暖，坚持到北京闯荡。“他约了四位最有权威的男性长辈到我家，加上他，五个人正好坐一个圆环，我坐在圆心。他们没能说服我。他们肯定困惑我和我母亲为何都如此不正常，下结论说，我妈是大神经，我是小神经。”绿妖说。

绿妖跟父亲的抗争不是父女间不分彼此、亲密无间的任性。绿妖告诉记者，姐姐从小美丽而聪慧，她一直觉得父亲更爱姐姐，她不是呼风唤雨，被娇宠长大的，反而记得许多父母的训斥和儿童时期愿望的不满足。“最后，我爸吵累了，挥挥手让我走，说我这一走，咱家就是家破人亡。”绿妖告诉记者，她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拎着箱子静静离开了。她一点不觉得父亲说的是气话，跨出门的一刻，她就是一个孤儿了。

绿妖

一边跌倒，一边成长

绿妖很明确要到北京去寻找文学的土壤与知音。黄鹭还在自己糟糕而别扭的生活里打转。她报名参加摄影旅行团去了一趟稻城亚丁。“我一个人坐火车到成都，在那里参加旅行团，那时候我连单反相机都没有，拿了一个傻瓜相机，借了一个二手的调焦相机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上高原，感觉世界太大了，人太渺小了，站在高原上周围一片宁静，就像回到妈妈肚子里一样。虽然具体我要怎样生活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可我觉得认识自己的门开了。”黄鹭说。

从宁静辽阔的高原回到花花世界的上海，黄鹭增加了改变的勇气和决心。她还跟旅行中认识的男孩子谈起了异地恋，两个人通过短信和电话交往，情到浓时，黄鹭辞去了上海的工作到男友的城市去生活。离开上海和待遇优渥的工作到其他地方，黄鹭的父母倒是没有反对。“他们只要我过正常人的生活，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我那年26岁了，他们觉得谈恋爱、结婚是头等大事。”黄鹭说。

这段感情没有圆满的结果，黄鹭在其中遭到了挫折和背叛，抛开男方的种种问题，黄鹭现在回头看，当初的决定其实跟在上海别扭的状态有关。“我当时急于改变，去投奔男朋友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辞职理由。在这段关系里30%是因为感情，其余都是调整自己的念头。我既不了解男朋友，也不了解自己。”黄鹭说。

感情不顺利，黄鹭尝试金融以外的职业。“我那时候一直没有明确自己想做什么，所以大家通常做什么我也跟着做。我去考了两次公务员，一次选择了类似图书馆里的一个岗位，一次报了类似摄影家协会里的岗位，没有考上。”黄鹭说。她一度对非政府组织感兴趣，想到这样的机构工作，查资料发现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很多是读过MPA（公共管理硕士）的，她就返回上海，去复旦大学读了这个课程。“真正上课，发现跟想象中不一样。来读书的都是公务员，全班只有我一个自费，课程里只有一门选修课跟非政府组织相关。”黄鹭说。

黄鹭毕业没有去找一份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原来的金融业里虽然也遇到几次好项目，可是一到临阵，她又退缩回来，因为还是不在那个气场里。她又想去加拿大投奔亲戚，离开上海到北京一边学语言一边等签证，可手续办得不顺利，被拒签了两次。“其实出国也不是我真正想出国，还是想改变自己而没想清楚到底要往什么方向走，只能抓到一个算一个。”黄鹭说。2009年的春节，黄鹭在家里帮着妈妈打扫卫生。“在厨房里，我妈逼我承认我毕业这些年的人生是失败的。”黄鹭说。

跟黄鹭经历类似迷茫的还有杨轶。杨轶出生于军人世家，爷爷、外公还有父母一辈都是军人，他在部队大院长大，读的也是部队子弟的学校。从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俄语专业毕业之后，他不想跟其他部队子弟一样回到部队里或者体制里工作，在纪律严明的氛围里生活了二十几年，他想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气。“青春期的时候没少跟父母吵架，所以我想完全依靠自己去生活，这样才能在父母面前腰杆硬。”杨轶说。

杨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的集团从事对俄罗斯出口中央空调的业务，这是一个成熟稳定的市场，没有开拓的压力，他的专业又很对口，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工作的第一年，他拿了一个优秀毕业生的奖项，在集团里起步不错。可过了新鲜期，杨轶对环境不满意起来。他告诉记者，美的总部像一个独立王国，在珠三角地区由办公楼和不同的生产区域组成，大概有七八万人生活在这里，连周围的房地产项目都是美的集团开发卖给员工的，上班接触的是工人、和他一样的职员，下班的邻居还是工人、和他一样的职员，所见所闻都很贫乏。他在俄罗斯留学过一年，那里的绘画和音乐让他从对俄语没兴趣到喜欢上这个国家，他希望生活里有这些文化元素，可远离城市的美的基地没法满足他这个要求。

在美的工作了一年，杨轶拿着积蓄跟同学去苏州开了一个四川面馆，到了晚上还骑着三轮车在小区门口摆摊卖冰粉。从做外贸的白领辞职当小贩，杨轶做得很有劲头。“我父母都是在部队里，后来转业到地方也是体制内，他们社会经验不多，给不了我什么建议。我都要靠自己摸索，可是我很年轻，多走了一些弯路无所谓。而且我在尝试一种我不擅长的生活，那是一种有追求的感觉。”杨轶说。兴致勃勃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面馆开了三个月就倒闭了，三轮车和做冰粉的工具也被城管没收了。

杨轶一边寻找新的工作，一边寻找自己想过的生活。他一度又做回了对俄罗斯的电器外贸，还跟同学去创业。可是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外贸这个行业。“这个行业里人和人打交道的目的就是钱，完全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我从小在部队里是看着发射卫星长大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工作的目的不是钱，不是奖金，经常听他们说的是又突破了什么技术、又获得了什么嘉奖，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能创造历史，有高尚的内容。”杨轶说。

黄鹭的摄影作品

经过了几个工作的挫折，杨轶的父母让他回成都工作，可杨轶觉得自己年轻不想过那种安逸的生活。“如果我甘于过成都那样的生活，我就不出来折腾了，既然我已经这样了，我就要继续折腾下去。我带着开面馆没有赔光的1万块钱，想见识一下中国的广大。”杨轶说。他听说深圳的氛围很好，英雄不问出处，全凭本事吃饭，有包容性也更有秩序，就到深圳找了一个工作。“我干了七八个月，领导很重视我，把我提拔成主管。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站在楼顶看深圳夜景，抑郁就把我击倒了。”杨轶说。

杨轶开始害怕跟人接触，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每周打网球和每个月的古琴课都停了下来。“每天早上醒过来心里都很难受，晚上回到家赶紧洗澡，然后拉着窗帘关上灯，用被子把自己蒙住，只有这个时候才觉得最舒服。”杨轶说。在大量独处的时间里，杨轶陷入了对自己的拷问和纠结。“我其实不喜欢这个工作，一想到以后成家要为了承担家庭责任而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我就觉得很难受。可又一想，除了外贸我还能干什么呢？去哪里找一个有高尚内容和责任感的工作呢？我觉得我的人生走进了死胡同。”杨轶说。

认识自己

黄鹭现在是一名以拍摄儿童纪实为题材的摄影师，在文艺又时髦的妈妈群体里特别受欢迎，她们邀请她住在自己家里，拍摄日常生活的点滴。黄鹭不修片，不摆拍，照片也许不漂亮，却捕捉的是家庭里的真实。按照一般的逻辑，就是黄鹭经过试错，终于转行成功，所以越过越顺利，内心就平静了。可黄鹭说，这完全是两件事情。她想清楚了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欲望与胆怯，才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强势的母亲让她承认自己的失败，她口头不承认，心里也不服气，可到底为什么活得这样别扭，她依旧没有章法。黄鹭独自一人去泰国旅行，英语不好，也没有做任何攻略、订酒店，可一路受到别人的帮助，在大巴上认识的路人给她带路，开车带着她玩儿，甚至还有邀请她住在自己家里。黄鹭告诉记者，她因为遭遇感情的背叛，对人的信任度降到最低，而这些萍水相逢的帮助让她重拾了爱与相信。

黄鹭的摄影作品

不旅行的时候，她看许多人物传记和心灵成长方面的书籍，看克里希那穆提，其中一句“观者，即被观者”总是在她内心遇到问题时，在她内心要寻找平静时反复出现。宗萨将扬钦哲仁波切说：“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善用真正的自由，只因为我们无法免除自己的傲慢、贪求、期待与恐惧。”黄鹭告诉记者，她不能说自己完全看懂了这些书、这些话，但是当时它们带给她思考和力量。

黄鹭在内心痛苦挣扎时开始想，纠结的感情和工作中的痛苦到底来自何处，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她下定决心找到自己，而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其他事情上。黄鹭告诉记者，她去西藏旅行，在大昭寺、在珠峰、在纳木错，每一次虔诚的跪拜不是祈求感情和谐或者事业顺利，而是希望自己可以成长，获得力量与智慧。她想自己到底被男朋友哪里吸引了，为什么还不分手，她要挽留的是这段感情，还是这段关系是她这几年唯一抓在手里的成就。她为什么对工作纠结，为什么不满意。她到底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

“我真实地看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毛病。我为什么不能放弃这段感情？当初在一起因为我要改变的借口，甚至他有一个很好的相机，我们可以一起玩儿，这些都是不纯粹的东西，是我的贪念。我为什么从生活状态里走不出来？是因为我害怕被别人看，怕给父母添麻烦，想让父母放心。我不够勇敢。”黄鹭告诉记者，她花很长时间想清楚什么是自己不要的，人一生的时间精力有限，把不要的先扔掉。还想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就先去热爱生活。

回想她大学毕业后的10年，黄鹭告诉记者，这确实是特别不好的阶段，可她感谢那段日子，因为在最痛苦的时候，面对了真实的自己，找到问题来源于哪里。黄鹭找到了真爱，现在过着甜蜜的日子，事业上也已经起步。可她告诉记者，并不是日子越走越顺那么简单，而是她认识了自己就有了力量，束缚的东西就少了，她总是有种对的感觉，是一种很明确的状态。“就像是拍照，有人喜欢这个风格，有人不喜欢，可我不在意，我的理念是要真实记录，因为真实才有觉知。我内心变得很笃定。”黄鹭说。

绿妖虽然在北京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也结交了一群谈文学、谈电影的知己，可饭局结束，从热闹到冷清的时候，她并不快乐。出走北京解决了她的个人理想，但父母的态度给她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刚到北京那几年，这件事挺影响我的。我是和我爸大吵一架离开家的，那种程度让我觉得我们已经断绝父女关系了。他说家破人亡，我当时也没有留下。”绿妖告诉记者，自己是狮子座，很自我，不太管别人的想法。现在看小时候挺任性的，可当时没觉得做错什么。

父母一直没有原谅绿妖当时的决定，基本不给她打电话，春节回家也是冷冰冰的。绿妖觉得自己有了一种难以平复的孤儿心态。“很多人在外面受了委屈会觉得大不了回家，但是我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没有归属感。”绿妖说。她在小说《少女哪吒》里写了一个和家庭决裂的姑娘，但是在同学间，又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庞大的家庭。绿妖说，自己的心态跟小说很接近。她回想自己的成长和家庭、童年的不愉快。父亲更疼爱优秀的姐姐，而总是打她，因为她屡禁不止看课外书。她拿一把吉他回家，父亲却说先把三弦学好，而不是给她找吉他老师。父母在家打麻将，吵得她没法安静学习。

绿妖一度很愤怒，觉得自己成为今天的自己就是因为童年的原因。即便谈恋爱，这些对过去的纠结也成了阴影，她认定：“人没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依靠谈恋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绿妖告诉记者，因为家人经常爆发狂暴的争吵，从小没有学到健康的亲密关系模式，长大后，她特别希望能和一个人长久健康地相处，来证明自己是正常的。可是这个关系在第一段感情里没有成功，她没有安全感的心理容易崩溃，争吵后她发现这和自己原生家庭的狂暴气氛何其相像。她无意中复制了她想避免的父母的模式。读书和写作才让绿妖渐渐释怀。绿妖告诉记者，她看很多遍文学和社科类的书，读这些书让她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写作，散文和小说帮她理清了思路。她曾经想给父亲写一封长信来诉说自己童年的不愉快，后来她断断续续地写在了文章里。“写出来，它们才不会变成我心里的一个疮疤，一直溃疡下去。”

绿妖开始厘清自己的纠结，哪些是性格问题，哪些又是家庭带来的。“郑渊洁的童话里说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有的人内心是宽阔的大海，有的人内心全是暗礁，我的内心就全是暗礁，但是撞毁的不是别人的船而是自己的船。我引以为豪的是我没有伤害别人，我表现得非常温和，可是我自己内心在激荡。”绿妖说。想清楚自己，绿妖忽然理解了父母。“我一直以受害者自居，我和我爸有什么区别呢？一直抱怨，却又极端依赖。我抱怨他是因为他没有给我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为我的过去抱怨他。”绿妖说。想清楚了，很多纠结就释怀了。“我抱怨他们打麻将影响我学习，可是我看课外书很入迷啊，我就是学渣啊，学习不行是不爱学习，跟吵不吵没关系。”绿妖说。

绿妖也越来越学会如何在自己布满暗礁的内心小心行船。她最近办了两场新书发布会，第一场发布会之前情绪就崩溃了，因为她觉得书中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被人看见感觉很羞耻。“我觉得不够好，很焦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内心也问，真的有这么差吗？我想明白了这个自我否定的源头在哪里，它可能是童年不受父母肯定的旧病，我把那个小孩子安抚好了。”绿妖说。第二场发布会她又崩溃了，这一次她明白这是追求完美带来的焦虑。“追求完美是一种贪婪的表现，追求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贪念。我想到这里，也觉得可以缓解自己了。”

杨轶

依靠自己走出来

杨轶如果不上班就蒙着被躲在家里，这个状态在他学医的同学看来就是得了抑郁症。杨轶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是太敏感，钻了牛角尖，想太多了。可要想战胜这个状态，他知道只能靠自己。杨轶的病根儿在人生迷茫上，他妈妈给他介绍了一个大两岁的哥哥来谈心，他们年龄相仿，感同身受，经验可以借鉴。“那个大哥是专升本，这个学历是没有含金量的，可他考上了川大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又考上深圳的公务员。他看我当时的状态，就问我想没想过考研。我真的被他触动了，想尝试通过考研来让内心解脱。”杨轶说。

因为考研不是逃避现实的目的，不是找工作的跳板，所以杨轶并没有选择最容易考的母校本专业，而是把俄语专业全国最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作目标。“川外俄语考北外的难度就是在我之前20年，没有一个男生考上过，女生也寥寥无几。”杨轶告诉记者，自己本科前几年因为对俄语没兴趣，所以成绩在班里是倒数的，他去考北外俄语的研究生，差距就更大。

杨轶从小长在部队大院的斗志被激发出来。他从深圳辞职回家，距离考试只有半年了，没时间再胡思乱想，全心投入复习当中。第一年因为仓促，没有考上。这时候成都有了一个年薪20万的工作机会，可杨轶还是选择再考一年。他在北外附近租了一间考研房，每天到校园里去自习。“那一年我们高中同学在北京聚会，当天中午我还在为买100块钱的自行车觉得太贵而犹豫，见着同学，他年薪有三十四万元，已经在北京买房了。真是感觉自己弱爆了。”杨轶告诉记者，整整一年的复习时间，他都觉得自己很卑微，甚至上自习走在北外校园里，都不敢走在路的中间。

杨轶每天复习的时间很长，早上6点多就起床看书，晚上要到凌晨才睡觉。“考北外就是我那段时间找到的最值得做的事情，所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抑郁症也好了。”杨轶说。破釜沉舟的劲头整整保持了一年的时间，连考完试都没回家过春节，继续在北外旁边出租房里等成绩。“我为了专心考研，连电脑都没带到北京。所以我爸爸帮我查的分数，371分，我想要的专业和方向，所有好的东西就都摆开了。我自己又去网吧查了一遍，亲眼看着考出来的分数，我哭了半个小时，大学毕业之后所有的失败、卑微、耻辱全都没有了。”杨轶说。

考上研究生让杨轶过了自己心里的一道坎，这段经历让他发现自己在做一件很难达到又不功利的事情时内心又愉悦又平静。他给自己找了另外一件事儿干，骑行一万里，探访战国遗存。“我爸妈开始不同意，担心安全问题。可我跟他们说，一个国家是要靠男人撑起来的，得经风雨，这点苦吃不了怎么行。”杨轶说。他搜集大量的资料，考据古代地名与现代行政区划的演变，规划出路线图，包括王翦墓这样国道上没有标识、矗立在田埂里的冷门古迹也都不落下地去拜访。出发前他连专业的自行车都没有，也没有历史专业背景，不过他真的坚持骑行万里，搜集的资料和路上见闻写了一本书出来。

考研和骑行让杨轶了解了自己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不会像在美的集团一样，在意环境能不能给他带来愉悦，而是自己寻找有趣的生活。他恢复了抑郁期间中断的网球训练，还学习打太极拳，最近又在无锡找老师学萧。杨轶也想明白了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他现在被派驻到中亚，每三个月回国一次，这一个大项目，他觉得参与其中能够给自己带来荣誉感。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指望在事业上升官发财，而是踏实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其他时间用在不功利的、完全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只要每天精进一些，就很高兴。“想清楚这些，我的抑郁全都没有了。我花了7年的时间，终于寻找到想象中完美的生活方式。”杨轶说。

（实习生刘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绿妖认识自己心理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