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客”高晓松

高晓松

高晓松和优酷土豆合作“晓说”的时候，应该算是人生的低谷。他重回选秀节目“中国达人秀”的评委席，但只播出了一期，就被替换了。作为醉驾入刑标杆判例的负面影响，在他当庭诚恳认错、老老实实服完6个月刑期之后，看起来并没有彻底消除。

李黎很早就认识高晓松了，当然也早就见识过他的“能说”。不过真要从朋友饭局的闲聊，上升到节目合作层面，需要考虑的事情自然更多。“晓说”的前期策划算下来有三四个月。李黎很坦白地说，开始其实大家都不清楚，慢慢聊得多了，团队才有了更清晰的想法，他们希望在脱口秀节目里强调高晓松的两种特质：第一，跨文化，在中美之间都有生活经历；第二，娱乐化，能把复杂的问题做浅显直白的表达。

于是，这才有了“晓说”的第一期选题：奥斯卡潜规则。这个题目符合他们对高晓松和节目的期待：跨文化、娱乐化、国际化。2012年3月16日，“晓说”第一期上线播出，高晓松在自己壁炉前侃侃而谈奥斯卡评奖的金钱规则，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低成本，后来流传出来的故事，这一期是编导鲁浪跟随领导在美国出差，顺路一个人拿着一台相机去录的，听起来就更加戏剧和偶然。拍摄的确是鲁浪一个人去录的，但节目画面里有一个高晓松在奥斯卡现场长廊的镜头，这个入场的费用，大约花掉了几十万元，而且“是要提前很久去申请的”。

不过，在高晓松这边，思考似乎没有这么复杂。他说：“脱口秀省事，对我来说这也不难，这就跟长得好看的人要她拍两张照片很简单一样，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天天跟人聊天就跟长得好看的人天天拍照片是一样的，这很容易。”“一开始我们并没有确定什么节目形式，就是聊呗。聊着聊着火了，那就这样吧。”“一开始比较确定的事情，就是制作方说放动画小片，我也没意见，那就放呗。我说加上小片、照片，就相当于你看书有个插图而已，这种形式能固定下来就很好。”对于看起来就像低成本制作的清谈画面，高晓松反而是满意的。“这种类型的节目，你一旦想有野心想把它做精致了，花很多钱，反而就不对了，就不是这种节目的意义所在了，我觉得这种节目就跟民谣音乐一样，拿把木吉他就唱呗，你把它做华丽就不对了，就没有民谣的劲儿了，朴素一点更好。”

“晓说”固定在每周五的早上8点上线，这个时段，从周一到周五，收视曲线是上升趋势，周五是一个高点，虽然周六、周日更高，但这两天的热点是娱乐节目。“晓说”的头四期，完成了开门红的任务，点击率分别超过百万，这股热潮一直持续了下去。这应该也让高晓松松了一口气。他和优酷签的是收视保底协议，低于一定收视率就自动解约。在一定的点击率基础上，高晓松可以保持相对的超脱了。他说：“我当然会看点击率，看看什么样的题材比较受欢迎，怎么说比较好。但是我没有那么关心，因为我不分账，点击率高低，有没有广告客户，都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从头开始，就拒绝分成，或者共同经营，因为只要是分成，你就会天天琢磨点击率，琢磨赞助商，你就会被它吞噬掉。”从“晓说”到后来的“晓松奇谈”，高晓松采取的都是同样的方式，不分账。“内容都归我，制作归他们，他们来拍，剪辑，他们也提出来过，制作也归我，我说别，我特别怕我这都做了，完了交活，被打回来改。”“就拿一份闲钱，就是酬金，剩下的事情都跟我没关系了，所以我反而轻松很多。”

虽然有了心理预期，“晓说”的迅速走红，还是让大家都略微吃惊。“一般电视台的规律，是3个月火一档节目，没想到互联网这么快。”李黎还能很清楚地回忆起“晓说”刚上线的时期，“每周五早上8点，新一期节目一上线，我就会盯着电脑，一条条看评论，看网友提了什么意见，指出了什么错误，重要的是高晓松会在他的微博上马上回应，我们自动导流回优酷，如果是高晓松的讲述里有什么错误，我们后台马上剪辑修改，随时修改，随时覆盖。”李黎因此感慨，“互联网节目，上线之后，才是新的开始”。

这个过程中，高晓松表现出来的异质是他的自嘲精神。网友多么苛刻的评论，他都能一笑而过，当团队根据网友评论制作了一期动画短片，将他拟物化为《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倭瓜”形象在节目里播出，他也不以为怒。这些回应和互动，都非常符合互联网的游戏精神。“晓说”初上线，点击率虽然高，但评论里一开始却是“骂声一片”。头一个月基本上都是骂，等这一轮情绪过去了，网友反馈里就出现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考和意见。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开始。一个月之后，当然骂声也还在，但评论不再聚焦于高晓松的长相，而是针对话题本身的思考。

根据“晓说”的后台数据，收视群体中，男性占到70%，这个数据基本上是与上网群体的性别比例相符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之前，上网群体中的男性比例更高。在高晓松这边，他对于视频网站的后台数据分析，并不是特别在意，他觉得目前的这些数据分析，都仅止于标签化：“就是TAG模式，比较落后的粗略统计，男女比例，教育水平，基本轮廓是能看出来的，但你不用看这个数据，你走到大街上看一看大家的反响，基本也就知道了。现在至少视频网站这一块，还在比较粗放地做内容经营和流量经营，甚至连分众首页都没有做到，还是千百万人一个首页，相当于还是千百万人看一个电视台，大家争夺这个首页的宣传资源。”

在相对自由的说的状态里，高晓松自己喜欢的话题有两类：“一类是我觉得有义务要说的，比如台湾和日本系列，‘晓说’第二季日本一共说了9期，现在‘晓松奇谈’的台湾系列会说大概14期。第二类是我觉得有点意思的，比如大航海时代和美国军人总统，美国为什么那么多军人当总统但没人独裁，这两个小系列各有4期，这是我自己的独特视角，我自己琢磨出来的。”观众的兴趣与他的个性兴趣之间，是否能达成一致？高晓松还是满意的。“日本、台湾点击率都很高，大航海和美国军人总统系列点击率没有那么高，但也还行。”他的结论是，“有些东西你的角度比较新的话，确实是不像大家熟悉的、或者大家以为熟悉的东西那么容易引起关注，但是你自己看到有意思的角度还是愿意跟大家分享。”“虽然我老说我只是个门客心态，我给门客发明了两句话，‘献言不献身，尽力不尽义’，但是你总是还要献点言，尽点力。”

早在2000年，高晓松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写在墙上的脸》自序里，就阐述了自己的“门客理想”，“无限向往三千门客吃闲饭，最好公子还有三千姬妾其中有个把多情烈女的年代”。那时他正值而立之年，经历了校园民谣时期的无限风光，在《青春无悔》之后再也没有新的音乐作品，游历欧美之后，开始写小说，写剧本，转型电影圈。他在电影宣传介绍小册子里，给自己写了一段简介：“年近三十，或已长大成人，怀念与憧憬中日渐心平气静。尚无其他谋生本领，只能继续以文以艺为梦为饭，人生如梦如饭，不知何时终了。”他自己解释说，“为梦为饭”的意思，“就说你又得做梦还得吃饭，就是这么简单。实际上你的生活始终就是这两种东西一直在左右你，有些时候你被梦想左右去干一些事，有些时候你被饭所左右去干一件事”。

高晓松心中“最初的梦想”看起来还是音乐。他上朋友马东的谈话节目时曾说得很坦白：“像我们这些做幕后的是很难过的，如果中国有很好的版税制度，能够保护做幕后的人生活的话，我觉得没有人愿意离开艺术这一行去做别的，因为艺术是个鸦片，它不会让人戒掉的。但是你没办法，因为你得吃饭。而且我觉得很难过的是，像我这样在行业里是属于功成名就的那种位置都被迫地要去找其他的方法来生活，更不要说年青人如果到这行来能怎样。”2000年，高晓松给自己找到的新方向是互联网，最开始是加盟搜狐，任职“娱乐事业发展总监”，跟张朝阳一起亮相，描绘未来搜狐在娱乐业上的蓝图，可这蓝图还没有展开就终结了；一年之后，高晓松转投新浪，任职“文化事业战略顾问”，开始描绘另一张蓝图。这一段转折过于迅速的职业履历，高晓松自己也在访谈节目上解释过：“我不是从搜狐跳槽到新浪。虽然我个人并不认为忠于某一个人是出来做事的一个原则，因为大家出来做事要自己做事嘛，没有人规定你非要对一个资本家从一而终。”这不过是高晓松职业生涯频繁跳槽的开始，有人统计过，在“晓说”之前，他至少换过5次不同的公司头衔。

高晓松的一位老朋友在一篇文章中给了他一个界定，说他是一个顽强、善于变通的异类。现在看完这篇文章，高晓松也并不生气，反而觉得写得挺好。他唯一想澄清的一点，只是他与文章所描述的心态上的不同。“我主要是来玩的，来玩的心态就败不了。你是来拼命就不一样了，你拼赢了三阵，可能第四阵就被斩于马下，总是会死，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来玩就不一样了，你就不拼命，处处留有余地，处处都别让自己‘努到吐血’，你玩玩这个玩玩那个，每一样都留着很多余地。每一样其实我自己心里都知道我拼命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拼命会成什么样子，但我正好就没拼命，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北京孩子处事比较特色的地方，干什么都别那么努，一只手用力，另一只手留着，必然还有点别的用。”怪不得高晓松喜欢论述门客理想，门客看起来就是这种游戏心态最好的概述。“这公子供你吃供你喝，然后你要干的事就是陪他聊或者陪他玩儿。你还可以出格，公子自己可能都出格，但是你越出格公子可能觉得你更适合……”

10年之前，高晓松加盟搜狐和新浪，高调而去，沉默而归。10年之后，他却因互联网脱口秀红得发紫，名利双收。同样的高晓松，同样的互联网，那么中间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高晓松，他却聪明地迅速化解掉了，他说：“布衣立谈成卿相，‘能说’恐怕从春秋时代开始有巨大价值，说是商业价值或者人生价值也好，这子那子这么多子，其中一大半都是说的，孔子自己就是‘述而不作’的。我不算能说的，自古能说的都说成宗教了。真正能说的人，真正牛的人，根本不需要互联网时代，甲骨文时代，他都能名满天下。我只是个北京孩子比较爱聊天而已，只不过，互联网时代，让我们这种人也能有点价值而已，互联网的好处，是让很多没那么牛的人，因为互联网的传播能力，也能有一口饭吃，比如我。”

高晓松把他的“能说”，归因于“爱读杂书”：“从小家里杂书特别多，好多他们都不看，政协有文史资料选编，当然是内部发行的，民国时期好多人写的回忆，各种科技军事杂志寄来一大堆，他们也不看，就我一个人看。包括后来出国，看美国无数‘神经病’阴谋论，各种颠覆历史的书。看杂书有它的好处，如果是研究，你可能限制在某一个小领域里，看杂书的好处，你发现很多是相关的，化学与谈恋爱有关，数学和化学有关，各种都能联系起来，尤其是文理杂书一起看，会很有意思。”家庭看起来是任何回忆追溯都绕不开的起点，这种现实的资源分配，无关炫耀，是客观存在。在采访中，高晓松希望我们不要提到具体的家庭成员，而只是囊括在“中国顶级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概述里。

如果从学问上衡量，高晓松算是爷爷辈是院士的知识分子家庭里“不成器”的后代了，从北京四中考入清华大学，放着一条好好的理工科道路不走，半路退学，搞起了音乐，然后，就在艺术圈里摸爬滚打。所以，也许他的内心的确和他表述的一样，更在乎的是“意思”而不是“意义”：“我从小的阅读，基本上我不考虑这书有什么意义，只考虑这书有什么意思，我老觉得人要是太在乎意义了，会损失很多意思。别太相信从小被教育的那些意义，有意思才最重要，只看有意思的书，只跟有意思的人聊天。”当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短板：“我没有良好的研究习惯，说实在的，我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研究习惯，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再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成长，高晓松反倒变得更坦然：“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很有意思，看过的东西你大概会忘掉九成，但成长的过程中它们其实沉淀在某个地方，等你的眼界不断提高，某一天你是能把它们提取出来的。开始只有知，然后有一点识了，那些知也变得有意义了，你才变得有一些知识。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原本我没想过这些事情还能挣钱，只是好玩，没想到现在这个好玩，变成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脱口秀节目某一天会话题枯竭。“整个社会不是静态、一成不变的，社会总是往前走，而且是个循环过程，总是在螺旋中走，总是有历史的对应，国际的横向对比，所以我们离说一圈下来还早。我作为一个男人能基本把这个世界看明白，那也得50岁吧。”

“晓说”走红了，高晓松那种轻松的心态倒是一点也没有变，他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合作者的姿态，他把平台方称为“东家”。“东家提什么要求我都配合，东家说在哪录我就在哪录，我还没有哪一次提出这地不好我不想在这录，这地方再破，他们选了肯定有他们的理由，我不是一个艺术金刚，特别吹毛求疵的人，我基本上比较配合，脱口秀做到第三季，我还没有出现跟平台方的冲突，人说拉一个赞助我说非不去，或者说要说这个我非不说，虽然这些都没有签在合同里，但是合同其实不是很重要，对于这种行业来说，大家觉得在一起待着舒服，愿意卖卖力气，这才是最重要的”。

“晓说”开播两季之后，5家公司同时向他发出了要约，最终高晓松选择的新平台是爱奇艺。这一场转会的身价，坊间已经传播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值，不过高晓松还是守口如瓶的。虽然不谈身价，但高晓松并不避讳脱口秀节目的成功，对他生活带来的改变。“我一直觉得脱口秀就是卖下水，不是传统六艺之一，也不是西方的七大艺术。我还是比较传统地认为，音乐、电影、文学这些是正经的手艺，但你卖下水卖了一盆，你岂不是卖艺的时候就更从容了？不是什么烂歌都写，这个会让自己生活上觉得从容很多，能让自己更回归到少年时期的理想和生活状态，就是做一个较好的知识分子。”

“虽然天天说自己当门客，天桥卖艺，确实也是，但心里还是怀着开启民智的理想，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纵横四海，改造国家，虽然这些理想都被磨灭得差不多了，但能有机会的时候，还是想能做一点还是做一点吧。我不是要做纯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样我饭桌上跟大家说就好了，所以我还是尽量说得浅一点，希望能改变很多固有的观念，不光是对近代史的观念，而是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世界、国家，对历史，对自己。”高晓松说，“其实从小立志主要就是这个，慢慢成长，生活的安排就卖艺了，卖艺很多年，忘记了自己从小想做一个较好的知识分子。脱口秀的成功，让你重新拾起做一个较好的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正面的东西。” 内地综艺晓说高晓松晓松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