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家族的中国之缘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摄于1954年）

91岁的贝尔纳戴高乐（Bernard de Gaulle）高大魁梧，稀松的白发向后背着，不必做自我介绍，让人远远一看即能判断出他来自戴高乐家族。在巴黎的街道中穿行，这位曾经“二战”时期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满眼都是回忆。当我们路过法国执政党社会党巴黎总部的时候，他说道：“看到这座建筑了吗？‘二战’时期它是维希法国政府的宣传部大楼，当时的宣传部长菲利普汉诺（Philippe Henriot）就是在这座建筑中被抵抗组织刺杀了。”

贝尔纳戴高乐在巴黎7区靠近塞纳河边的戴高乐基金会接受本刊采访。这里有一间专门的戴高乐的展室，一个戴高乐的半身青铜塑像立在那里。当年胡锦涛主席亲临戴高乐基金会总部，向为中法建交做出重大贡献的戴高乐将军铜像献花致敬。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也曾专程到访此地。“两任中国国家主席都到这里来，这是很罕见的，也说明他们重视中法友谊。”戴高乐基金会主任弗朗索瓦凯斯莱尔说。

贝尔纳戴高乐缓缓走过去，凝视着叔叔的眼睛。受叔叔的影响，贝尔纳戴高乐5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法友好，曾担任中法委员会主席。从事科学仪器研究的他，堪称中法科技合作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结缘东方

“你应该去中国，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和西方不同的体制……”1953年，戴高乐将军写给侄子的一封家书，勾起了这位青年对中国的强烈兴趣。“叔叔当总统时，总是很忙。但当他离任后，几乎每周都会有一晚是专门和我的‘侄子晚餐’。他读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书籍，也给我讲了很多对中国的理解。”夏尔戴高乐也曾经劝过侄子：“国家政治事务，你自己最好不要涉及。”贝尔纳戴高乐于是谨遵教诲，很早便开始从事电子技术贸易领域。

戴高乐基金会主任弗朗索瓦·凯斯莱尔

从某种程度上说，贝尔纳戴高乐的中国之缘比他的叔叔更早。那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而与此同时的中南半岛各国正在展开针对殖民国法国的独立战争。“由于越法战争中的越南获得大量中国方面的物资支援，因此法国政府想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建立更多的经济联系，以期让中国减少对越南的援助。”

鉴于在当时“冷战”的国际背景下，西方国家很难与中国有实质的交流，此时贝尔纳戴高乐注意到，1952年中国与民主德国在柏林签订贸易协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民主德国代表处建立，紧随其后贸促会又在瑞士设立代表处。“由于朝鲜战争，西方与中国的一切联系全都中断了，所以说贸促会在当时其实就是中国政府的一种非官方驻外大使馆，是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最前线。”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侄子贝尔纳·戴高乐5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法友好

因此法国政府向当时的法国测量、监控、调节及自动化设备出口委员会委员贝尔纳戴高乐提议，看能否与中国政府建立经济贸易联系，但同时又不违反西方国家针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封锁的整体政策。1953年，贝尔纳戴高乐前往香港，在那里与中国对外贸易部下属的华润公司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谈判。但越法战争事态逐渐严重，距离最后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国对越南的支援有增无减，贝尔纳戴高乐的漫长谈判无疾而终。

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法国与中国鲜有交流。直至60年代，中国政府希望加强与法国及欧洲国家的技术和商业往来，吸引更多代表团来中国从事贸易。在这一前提下，法国国家对外贸易中心前负责人雅克杜哈梅尔（Jacques Duhamel）议员受命在北京举办一次法国技术展览会，向中国介绍法国的先进科技和电子技术。时任法国实用电子公司秘书长的贝尔纳戴高乐，因此也成为那次展览会组织方的重要一员。双方决定展览会以非官方名义进行。

科技展览会预定于1964年9月召开，前期的一切准备工作，包括设备运输、人员差旅、专业技术说明的中文翻译等等，都是由法国方面完成，加之当时中法两国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准备工作更加困难，当时贝尔纳戴高乐预计准备工作要持续1年。

“如果我们从香港入境中国，香港至北京的火车要坐48小时。另外由于没有西方到中国的直航航班，因此如果选择唯一的苏联航班飞往北京，需要分别在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三地进行航班中转，有时候还在乌兰巴托再另外转机，此外经常出现的恶劣的天气情况会让转机更加辛苦。”

就在法国积极准备将在北京举办的科技展览会之时，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式外交关系固然更加方便了中法两国针对科技博览会筹备工作的交流，但法国却在国际中转方面受到了巨大阻力。“苏联、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由于不满法国与中国建交的决定，至此不再为帮助我们与中国联系提供任何国际帮助。所以我们依然是在很艰难的国际环境下继续筹备这一科技展览会。”

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不断恶化。苏联大批撤出援华专家，而坐落于北京东直门的苏联驻华使馆，当时门口的道路名称则被改成了“反修路”。就在这种情况下，1964年9月5日，法国技术展览会正式开幕。这次展览会并不向大众开放，而只是向专家、研究员和相关专业的工程师开放，一共有500名至600名专业人员参观了展览会。“来参观展览会的中国专业人员，基本上都是曾在苏联学习专业技术的留学生，后因中苏交恶而被驱逐回国，还有一些则曾在中国与苏联科学家合作。因苏联资源的撤出，他们都很失落，而我们举办的科技展览会向他们介绍了法国的先进技术，他们很感兴趣。并且幸运的是，与会的法国科学家中有几位曾经与苏联合作过，所以可以和这些中国科学家用俄语交流。”

“沙皇的信使”

就在法国技术展览会顺利进行的过程中，9月10日早上法国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通知贝尔纳戴高乐说中方要求当日上午前往北京机场，乘坐飞机去杭州。贝尔纳戴高乐在旅馆里，迅速穿戴整齐到达北京机场，在机场与他会合的除了吕西安佩耶，还有展览会的法国组织方负责人雅克杜哈梅尔、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主任继尧姆乔治－比克和两名记者。他们一起乘坐飞机飞向1300公里以外的杭州。“我们都知道，杭州是毛泽东夏天居住所在地。但近两年毛泽东很少公开露面，最近一次是当年7月份媒体发布了他畅游长江的照片。”此前连法国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都未曾见过毛泽东。

到了杭州，他们一行人便来到了毛泽东居住地，从11点到13点，他们与毛泽东谈天说地，从中法建交、两国关系，到毛泽东对中国的期待，再到国际关系现状。中国方面陪同毛泽东参加会谈的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等人。“毛泽东谦逊、热情，又有幽默感。他移动起来需要安保人员的帮助，他的手一直在颤抖，能看出来他已经得了帕金森综合征。”随后从下午13点到16点，他们继续一起和毛泽东吃了午饭。“整个过程中，我倾听、观察，但极少发言。最后我壮起胆问毛泽东：‘我需要将这次的会谈转告给戴高乐将军吗？’毛泽东回答道：‘这正是我让你来的原因。’”1964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名为《毛主席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贝尔纳戴高乐也成了戴高乐家族中唯一与毛泽东见过面的人。

两天后，法国技术展览会结束了，法国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在此期间撰写了他们一行人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并把这一记录交由随即要动身离开中国的贝尔纳戴高乐。“由于我非常痴迷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沙皇的信使》，因此从小我就梦想着去看看贝加尔湖和伊尔库茨克。”在返回法国过程中，贝尔纳戴高乐从苏联安排外国人境内活动的旅行社处获批，被允许在伊尔库茨克停留3天。

《沙皇的信使》的故事展开于18世纪中期鞑靼人与俄罗斯人爆发的战争，沙皇需要将给他弟弟大公的亲笔信从莫斯科送到伊尔库茨克，主人公米歇尔斯托戈夫担任了沙皇信使的职责，经过敌占区一路艰难险阻，最终将亲笔信送到了伊尔库茨克。两个世纪过去了，贝尔纳戴高乐没想到自己在这趟旅行中变成了现实中的米歇尔斯托戈夫，角色则成了戴高乐和毛泽东的信使。

贝尔纳戴高乐游览完伊尔库茨克，准备回程，旅行疲惫的贝尔纳戴高乐接近午夜飞抵莫斯科，准备第二天上午坐直飞的航班回到法国。一出莫斯科机场，一辆豪华的苏联吉姆车停在了他面前，安排接送他的苏联人并没有把贝尔纳戴高乐送到一处常规的酒店，而是将他带到了莫斯科驯马场广场东侧的莫斯科酒店。凌晨1点，孤身一人在一套三居室客房中，他被告知“稍后将要与重要人物见面”。

这位“重要人物”便是苏联总理柯西金。“他想问我有关和毛泽东会面的内容，以及毛泽东个人的情况。我说我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代表政府与毛泽东会面，同样也是作为个人在苏联旅行，因此无可奉告。”第二天上午，贝尔纳戴高乐离开酒店搭上了飞往法国的航班，信使的使命顺利完成。

“1964年的法国技术展览会非常成功，因此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协商，打算第二年在同一地点接着办一届规模更大更全面的科技展览会。”1965年11月22日，法国工业设备展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炼油、航空、化学等领域的350家法国参展商展出了法国工业的主要成就，以期与中国建立更多的科学技术合作，那次展览会吸引了20万中国人。

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12月2日也来到展览会现场，用了4个小时参观展览，“他笑着说自己曾经会说法语，但现在已经全忘了”。当天在参观完展览后，周恩来告诉法方工作人员他明天还会来展览会，并确保贝尔纳戴高乐肯定在场。“第二天，当着众多媒体人员，周恩来对我说：‘和你的叔叔说，我希望他能够在法国总统竞选中获得连任。’”没过几天法国工业设备展览会便闭幕了，这次贝尔纳戴高乐准备从香港回法国，辗转到广州时，便收到了法国驻华使馆发来的消息，告知他的叔叔夏尔戴高乐顺利通过法国总统竞选第一轮。1965年12月19日，夏尔戴高乐以55.2%的得票率战胜社会党候选人密特朗赢得连任，成为首位直选产生的法国总统。

紧接着在1966年，法国工业设备展览会计划转战上海举行，而此时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全面爆发。尽管法国方面一度非常担心展览会是否能顺利举办，但中国从中央到上海地方政府都表示确保展览的进行。“于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眼中举办了一次工业设备展览会，我发现参观展览的很多科技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红卫兵的迫害。”“从主办方的角度看，那依然是一次成功的展览会，我们向中国卖出去了工业机械，展览会没有赔钱。”

“文革”使刚刚兴起的中法科技交流中断，但没过几年，贝尔纳戴高乐又开始继续筹划。1971至1973年，他们在北京举办了3次法国科技展览会。“这几次展览会都没获得什么收益，但我们坚持下去是想保持住与中国的联系。”1973年北京展览会期间，贝尔纳戴高乐有机会离开北京在延安待了两天，他说：“在那里我看到了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简直像一场噩梦。”也是在1973年展览会期间，他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他的印象是：“邓很有能力，他当时正是一个重新上升的人物。”

未竟之愿

尽管戴高乐将军以勇气和远见促成了中法建交，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亲自造访过遥远的东方大国。戴高乐将军自愿告别政治生活之后，便潜心从事写作。这期间只进行过两次国外旅行，以满足他从前的愿望。一次是1969年5月至6月在“野性的爱尔兰”寻根旅行，一次是1970年6月在“强悍的西班牙”。但是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他曾在几位亲信面前提到的，他计划在“广阔的中国”，一个“真正的国家”，一个“拥有真正的人民、自豪的人民的最古老的国家”进行的旅行。

1970年3月2日，前自由法国成员、从1969年5月就担任法国驻华大使的艾蒂安马纳克（Etienne Manac'h）在致戴高乐将军的信中说：“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法国、对历史都是一件大事。无论对于未来还是对于保持我国的影响来说，都会是一桩大的行动。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把我国放在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数十年不衰；一桩同您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而且世界上只有您能够以一种既明智又自主的自由来完成：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戴高乐在4月10日的回信中只是说：“尽管我对您在来信中最后提出的建议还无法实现，但是至少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已经把这件事记下来了。”也许是因为一心想完成他的《希望回忆录》，戴高乐不愿意轻易地采取一项他无法估计影响的冒险举动。1970年7月30日，法国计划与领土整治部部长安德烈贝当古尔（André Bettencourt）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之后，汇报说戴高乐将军本人以及他的行动成为谈话内容的主导，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将军表示出“极高的敬意”。

1970年9月9日，戴高乐的侄女玛丽―泰雷兹德科尔比来北京担任法国驻华使馆参赞前，戴高乐说：“到中国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梦！说真的，我很想到那儿去……”当时，中国政府也准备正式邀请戴高乐访华，还选派作家韩素音女士作为密使到巴黎进行沟通。

可是，戴高乐将军的中国之行永远成了一个遗憾。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动脉瘤破裂猝然与世长辞。当天，中国政府下半旗志哀，这是中国首次为外国元首下半旗。毛泽东也以个人名义给戴高乐夫人发去唁电，称戴高乐将军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当时法国电视台和电台都反复播送毛主席唁电全文，并认为这是中国“对西方世界政治家给予的史无前例的荣誉”。在科隆贝的墓地还陈列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名义赠送的两个花圈。

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在书中这样记录父亲的中国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晚上，用毕晚餐，我父母全神贯注地观看一本相册，里面有一幅长城的照片，一直延伸到天边……”

1978年，贝尔纳戴高乐更换了工作，进入法国阿尔卡特电讯公司，后来一路坐到了阿尔卡特国际部门主管的位子上，其间他还成为中国促贸会荣誉会员。90年代，贝尔纳戴高乐卸任退休。

从夏尔戴高乐将军与中国的外交突破，到贝尔纳戴高乐和中国的科技交流，戴高乐家族与中国的联系远远没有就此终止，如今贝尔纳戴高乐的两个儿子正在继承衣钵。

1976年，贝尔纳戴高乐的小儿子格雷古瓦戴高乐（Grégoire de Gaulle）刚刚成年。当时的法国法律规定，成年人需要进行为期18个月的义务兵役，或者进行两年的公职服务。格雷古瓦选择了后者，并被安排去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担任商贸专员。在服役结束后，格雷古瓦在菲律宾待了两个月，看望他的朋友。返回法国前，格雷古瓦觉得自己应该去见识一下中国。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贝尔纳戴高乐。

贝尔纳戴高乐当时并不在中国，所以又请中国促贸会的朋友帮儿子安排签证。此前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外交部礼宾司都会派专员全程陪同，就连1974 年罗兰巴特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法国知识分子来到中国也不例外。“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白天做什么、他的房间是怎样的、他在想什么。”罗兰巴特曾在旅行日记中这样写道。

显然4年后格雷古瓦尔的中国行则要自由很多。那时，后人所谓的“邓小平年代”刚刚开始，中国开始逐渐对外国开放。贝尔纳戴高乐原以为儿子最多只能前往中国的两三个城市，而中国方面的回答是：“他在中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最终，在一份由外交部礼宾司批署的《旅行申请书》上，写着格雷古瓦申请的行程目的、日期及途经城市：旅行；1978 年8 月25 日到9 月10 日；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广州。

没有了中国方面的“全程陪同”，格雷古瓦可以随心所欲地感受本土文化和生活，外加当时他爱好摄影，于是借助他的相机，一组反映中国百姓市井生活的影像就这样留了下来。2013年，贝尔纳戴高乐打算去看望正在上海工作的大儿子雷米戴高乐（Remi de Gaulle）。格雷古瓦担心父亲90岁的高龄无法自己完成旅行，于是为了陪伴父亲，他第二次来到了中国。北京、上海、南京、香港，时隔35年，对于父子两人，这都是故地重游。“那次旅行很愉快，我们甚至还去了南京的中山陵，非常雄伟，那里以前几乎是没有可能让外国人参观的。”贝尔纳戴高乐回忆道。

2014年4月10日，名为《78年北京之夏》的摄影展在上海比极影像画廊开幕。法籍华裔策展人尚陆将格雷古瓦戴高乐1978和2013年的两次摄影系列作品进行对比展出。

贝尔纳戴高乐的大儿子雷米戴高乐是一名律师，如今已经在上海定居两年。此前，他在法国做了35年的律师，当2012年供职的律师事务所提供他上海办事处总代表的职位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几年前，雷米的二儿子在香港与一位北京女孩相识，而后结婚，现在已经有了两个混血宝宝。戴高乐家族与中国的故事必将还会续写。

(本栏目部分图片出自《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 戴高乐中法中国军情中国法国法国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