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保护：一场正在输掉的战争？

( 2013年11月8日，肯尼亚野生生物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试图将一头已经被麻醉的雄性白犀牛装进笼子里，以转运至纳库鲁湖国家公园 )

百年未遇的危机

去年，美国海豹突击队预备役队员、狙击手杰夫·沃比克在南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培训、提供安全方案。他还教授狙击和小型武器的战术课程。杰夫的服务对象并非专业军人、安保公司或者枪支发烧友，他面对的是南非各自然保护区的巡逻员。“人们心目中的狙击手只需要扣动扳机。实际上，在整个任务中扣动扳机只需要1毫秒。”杰夫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狙击手，还需要许多其他技能，比如建造隐蔽地、伪装、监视、侦察，最终，打出那一枪。寻找偷猎者的迹象，关注动物可能遇到的威胁或者任何危险迹象，这都是我的工作。”

2011年，南非政府首次派遣3个空军中队和5个陆军排在克鲁格等多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犀牛主要栖息地加强巡逻。现在，南非决定训练一批以军队为标准的巡逻员。

2013年，在南非，共有1004头犀牛死于偷猎。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目前，全球大约有犀牛2.8万头，其中85%生活在南非。如果目前的猎杀水平持续下去，20年后，犀牛就将灭绝。

2月13日，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国际会议在伦敦召开。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在发表开幕致辞时说，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已经成为和毒品、军火及贩卖人口一样的全球性犯罪产业。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估算，2007年以来，全球动物黑市交易额已经翻了一番，2013年达到了190亿美元，约合肯尼亚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

( 2011年11月15日，香港海关截获开埠以来最大宗走私犀牛角案 )

以犀牛角为目标的偷猎成为这一风潮中最显眼的一环。从1990到2007年，南非平均每年死于偷猎的犀牛为13头。但从2008年起，这个数字开始以惊人的加速度攀升：2009年为122头，2012年就达到了668头。去年的1004具犀牛尸体更是南非开辟自然保护区10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惨剧。

另一组数字能够解释这种疯狂：1990年，国际市场上犀牛角的价格仅为每公斤1000美元。而2013年，一名老挝野生动物贩子的标价为每公斤6.5万美元。这意味着，以同等重量计算，犀牛角的市场价值不只超过了美国市场上的可卡因、黄金，甚至压过了铂金。而一头成年白犀牛角的重量在4公斤到7公斤之间。

( 2013年4月9日，两名偷猎者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内猎杀了一头犀牛 )

偷猎大多发生在月朗无风的夜晚。在一个偷猎小组里，专门负责寻找追踪犀牛的人一直跟踪这种重达2吨的庞大动物直到黄昏。他将它们的确切位置传送给持有高性能步枪的猎手。很多时候，犀牛并不会一枪毙命。它以近50公里的速度逃跑，在几步踉跄后，因力竭而翻倒在地。割掉角的过程只要几分钟，因时间紧急，为保证犀牛角的完整，盗猎者大多会将犀牛的半边脸和角一起割下。

42岁的吉迪恩·凡·德文特如今被关在南非的克龙斯塔德监狱。他承认曾猎杀22头犀牛。这个数字令他成为全南非也可能是全世界被抓获归案的猎杀犀牛数量最多的偷猎者。吉迪恩和他的两个兄弟是在野外长大的，到8岁时已经开始逃学狩猎了。20世纪50年代时，他做过警察和职业猎人，进入偷猎行业是2005年的事情。

( 2013年10月10日，南非马迪克韦自然保护区“反偷猎小队”的护林员们正在接受一位英军前狙击手的训练 )

德文特告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皮特·格温，射击手寻找的最佳区域是犀牛眼睛后方6英寸、耳朵前方2英寸的地方。这是犀牛的大脑。一旦射中，庞然大物就会轰然倒塌。“你必须击中这里。它们的大脑很小，它们几乎是瞎的，所以你可以靠得很近。它们能够闻到你的气味，因此你必须站在下风处。它们的听觉很灵敏，你要仔细观察它们的耳朵。如果一只耳朵向你扇过来，麻烦就来了。”德文特对割角也很有心得：“把小刀磨快，沿着角底部的缝隙，你就能轻松把角切下来。”

德文特是一类典型的偷猎者。南非大学法学院教授莫塞斯·蒙特什指出：“历史上，非洲的野生动物偷猎者大都是从保护区当地的社群中招募的。这些社群过去依赖狩猎为生。另一个偷猎人群是退伍的军人、警察或者保护区巡逻队员。他们都受过专门的跟踪和射击训练。在南非，后一类人在今天的偷猎活动中依然活跃，但一类新的偷猎者出现了。”

( 2014年1月16日，南非林波波省警方逮捕了一名偷猎者 )

几十年前，自然保护区的巡逻员们开着车，追赶着拿着弓弩和长矛的偷猎者，后来AK47步枪成了最常见的武器。今天，海豹突击队预备役队员杰夫·沃比克和他的学员们要面对的是点375或者点458来复枪这样的大口径武器。这些新的偷猎者有先进的夜视镜，有时还使用精良专业的弓箭射杀犀牛——和枪支相比，弓箭发出的声音小，更不易被巡逻队发现。

还有人使用麻药。蒙特什指出，麻醉药的使用决不意味着偷猎者心存怜悯之心。在彻底切割下犀牛角后，他们往往将麻醉的犀牛留在原地，并不会给它们注射反转药剂。巨大的伤口会让这些动物经历漫长的死亡过程。

( 南非鳍脚鷉湖自然保护区里的犀牛 )

另一种更高端的设备是没有注册身份的直升机。直升机能够使偷猎者与猎物更接近，更轻松地追踪逃窜的猎物，也给偷猎者的逃跑创造了条件。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偷猎者具备极为专业的野生动物学、枪支、兽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也意味着偷猎的队伍具有极高的组织性、计划性和充沛的财力支持。一些偷猎团伙还有能力在逃亡的路上设下重武装埋伏，狙击赶来的巡逻队员。2012年，克鲁格国家公园曾发现一支16人的队伍用准军事方式为偷猎者提供保护。

( 2004年2月27日， 因非法捕猎而成为孤儿的两只幼年黑犀牛被转运到南非阿多大象国家公园生活 )

蒙特什说，自2008年开始，包括保护区管理者、专业猎手、飞行员、野生动物兽医在内的野生动物产业内人员开始成为偷猎的积极活动者。越来越多组织严密、有雄厚资金后盾的犯罪集团加入了偷猎的行当。这是造成2008年后南非犀牛偷猎数字暴增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针对犀牛的偷猎会在近几年内突然变得如此猖獗？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012年，少将约翰·约斯特被任命为南非军队、警察和保护区巡逻队联合分队的最高指挥。在他看来，他从事的工作和“叛乱”与“镇压叛乱”有关：“目前的犀牛偷猎是南非自100多年前建立自然保护区以来最严峻的危机。”

在世界范围内，南非原来一直是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优等生。1900年左右，南非的犀牛已接近灭绝，而如今它拥有世界上85%的犀牛。在许多动物保护专家看来，南非取得成功的一大原因是它很早就在动物保护领域引入了大胆的市场机制。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副教授布莱恩·查尔德告诉本刊，从上世纪60年代起，南非的决策者开始允许私人购买和交易野生动物，允许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自然保护区通过售卖动物盈利，并同时发展自然观光和相关活动。政府鼓励土地所有者和团体对野生动物进行多维度的商业开发，提高其市场价值。

一项在今天看来依然颇为激进的手段是在1968年允许对规定数量的白犀牛进行商业狩猎。在那时候，南非全国也只有840头白犀牛。这项政策看似难以理解，却具有动物科学的依据。例如，雄性黑犀牛的生殖能力很强，但雌性黑犀牛每两三年只能养育一个后代。雄性犀牛数目太多，容易造成资源的争夺。就像养牛一样，控制公牛数量，牛群可以扩大更快。

更重要的是，正如南非财产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迈克尔特·萨斯洛夫特指出的：狩猎在保护白犀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因为这让私有资本明白，参与白犀牛的繁殖和保护是有利可图的。

约翰·休姆退休后在南非东北部建起一座占地6500公顷的狩猎场。1996年6月，休姆花了20万美元，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组织的一场拍卖中拍下6头黑犀牛的狩猎权。2005年7月，在一场为期7天的狩猎活动中，一名来自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客户射杀了其中的一头，他为这场狩猎支付的费用是15万美元。狩猎场每年给休姆带来约250万美元的收入：80%来自出售活的动物，20%来自狩猎。

这导致犀牛狩猎已经成了南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25%的南非犀牛为私人所有，狩猎产业和相关的服务提供了7万个工作岗位，而且大多数都是在农村地区。现在南非有大约500个狩猎服务商，3000名为狩猎顾客提供支持的专业猎手，他们背后还有数百名野生动物专家，包括动物捕获专家、定位专家、野生动物兽医和标本制作者。2008到2011年，白犀牛狩猎的销售额超过3500万美元。与之相对应，活犀牛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繁殖犀牛变成了一项兴旺发达的生意。

查尔德指出，由于南非的野生动物产业相较于农业和其他类别的土地利用有相当大的收益优势，现在南非有近1万个野生动植物牧场，占南非国土面积的16.8%，是政府所有的自然保护区面积的3倍。生活在私人土地上的野生动物数量从60年代的50万增加到了如今的约700万。

1975年10月，南非签署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CITES”）。该公约旨在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其用物种分级与许可证的方式，以达成野生物种市场的永续利用性。从1977年开始，南非所有犀牛品种都列入了该公约的第一附录，严禁国际贸易。1994年，由于数目增加，南非的白犀牛进入了第二名录，允许有限制的出口和狩猎。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犀牛角消费的主要市场一直处于变化中。在70年代，也门是最重要的市场。当时，也门人喜欢用犀牛角来制作短刀的刀柄。70年代，犀牛被列入CITES附录后，亚洲市场的犀牛角价格曾经飙升，并在90年代超过了也门的黑市价格。但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也签署了公约，并随即在国内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从90年代中期到末期，犀牛偷猎案件的数目一度很低。

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TRAFFIC）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国际自然保育联盟（IUCN）下属的专门研究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机构。其全球传播主管理查德·托马斯告诉本刊，进入2000年后，全球犀牛角消费市场的最大变化是越南的崛起。野生动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监测数据显示，2005年后，盗猎的犀牛角有三分之二被越南市场消费。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某达官显贵通过服用昂贵的犀牛角治愈了癌症。除了癌症患者，在越南，犀牛角还有三种重要的消费者：一些人相信它有排毒的功能，尤其是在过量饮酒和进食的情况下。很多犀牛角的习惯性使用者将它磨成粉末兑入水和酒精饮料中，作为一种保健品服用，这在富裕的商业人士中十分风行。另一类人群则是为了面子而消费犀牛角，它是行贿的好礼物，也是显示财力和地位的奢侈品。还有一类消费者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母亲们，她们储备犀牛角，以在孩子发高烧时作为药物使用。

令南非政府没想到的是，随着越南对犀牛角需求的显著增加，原本功勋卓著的合法狩猎政策却成为法律漏洞：南非虽然严禁国际贸易，但允许合法的狩猎者将其作为战利品带回国。但事实是，南非无法控制犀牛角在猎手国家的去向。

从1968年起，南非狩猎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来自北美和欧洲。从2003年开始，南非出现了一群新的狩猎者，他们大多数是越南公民。从2007到2009年，越南狩猎者的人数仅次于美国。2009年7月至2012年5月，有185名越南人在南非狩猎，占总人数的48%。有统计显示，从2003年起，越南人为在南非狩猎犀牛共支付了2200万美元。2008年，一头犀牛的狩猎权以100万南非兰特（合8.4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越南顾客。这创出了白犀牛交易价格的纪录。

为杜绝以犀牛角为目的的狩猎，南非政府前所未有地开始对狩猎活动严加限制。南非规定，每名猎手在12个月内只能有一次狩猎机会，政府工作人员必须监督每次狩猎，每只犀牛角都会安装芯片，并提取DNA样本录入数据库。

但这并不足以堵住漏洞。从2005年开始，相关管理部门发现，一些花了大价钱来享受商业狩猎的“猎人”不但对狩猎本身根本不感兴趣，甚至完全不懂得如何射击。按照规则，职业猎手在狩猎活动中为顾客提供服务，但最终应当由顾客本人来完成射杀。一些深谙游戏规则的职业猎手们在利益驱动下，干脆直接动手，有时候，完成狩猎活动甚至都不需要顾客到场。

截至2007年，南非司法部门认定至少有5个独立的越南犯罪组织通过南非的合法狩猎行业获得犀牛角。2011年7月，在历时一年多的调查后，南非警方逮捕了一名43岁的泰国籍男子。他雇了24名泰国性工作者，使用她们的身份申请猎杀许可，再由职业猎手完成捕杀。作为“战利品”的犀牛角，则被运往老挝或越南非法销售。他被判处40年有期徒刑，这是南非历史上刑罚最高的犀牛犯罪分子。

在2009年，南非职业猎人协会发出警告，要求自己的下属成员单位不再接待越南客人。2012年4月，南非环境事务部采取行动，暂停向所有越南猎手授予狩猎许可。与此同时，南非暂停所有国内犀牛角贸易，活动物的出口对象也限定在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会员范围内。

“2007年南非颁布《受威胁和受保护物种条例》后逐渐调整的政策加大了亚洲狩猎人通过虚假狩猎获得犀牛角的难度。”国际自然保育联盟非洲犀牛专家小组主席迈克尔·柯乃特告诉本刊，“当这些漏洞被堵上时，下一个最佳的获得犀牛角的途径就是偷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

南非大学法学院教授莫塞斯·蒙特什指出，如今针对南非犀牛角的犯罪链条由几个层次构成。最底层的是南非或者邻国莫桑比克的盗猎者。

迈克尔·柯乃特告诉本刊，莫桑比克对于南非犀牛保护的影响是巨大的。南非的大部分犀牛生活在该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克鲁格国家公园内，该保护区正好与莫桑比克接壤。“莫桑比克和南非的边界长达360公里，这里几乎没有野生动物法规和执法力量。在那儿，你杀死一头犀牛的严重性不超过杀死一只鸡。而且，那里都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偷猎者一次行动的所得就完全抵得过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了。”

这些盗猎者将获得的犀牛角由地方性买家买入，倒卖给全国性的收购者。在他们上面是越南等国家的跨国犯罪集团，他们负责把犀牛角通过各种途径秘密运出南非，进入他们的国内市场。在这一链条中，腐败官员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南非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和南非警察部门对“内鬼”问题的联合调查中，2012年3月，一名国家公园的管理人员因为与犀牛偷猎分子勾结被查出而自杀。他与3名莫桑比克公民合作，造成了5头犀牛的死亡。

2006年4月1日，越南驻南非大使馆的商务专员被逮捕，他持有两支犀牛角，同时还有钻石和大量现金。在问讯中，他承认曾经数次使用外交邮袋将犀牛角运回越南。但这名外交人员最终获得外交豁免。2008年，南非警方在越南大使馆外拍摄到使馆工作人员签收非法走私的犀牛角的录像。随后一年，又有3名越南外交官因卷入犀牛角走私丑闻被该国政府召回。一名卷入贪腐丑闻而提前退休的越南高官，也曾在河内机场遗漏一个装满现金的行李箱。他事后承认，这些钱都来自请他帮忙购买犀牛角的朋友或同事。

合法化：灵丹还是毒药

越南自2006年起禁止买卖犀牛角，违者将遭罚款和至多7年监禁，但这项法律几乎形同虚设。越南2004至2008年数次对犀牛角交易采取法律行动，2008年以后却再无行动。

2011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国际犀牛基金会经过为期两年的监测分析后，发表研究报告正式宣布，越南境内极濒危物种爪哇犀牛已完全灭绝。2010年4月，越南最后一头爪哇犀牛被发现死于偷猎，其犀牛角被残忍砍掉。

在南非，偷猎的犯罪分子一旦被逮捕就不能保释。一般他们会因偷猎被判处监禁10年，另外还会按照非法进入保护区和非法持有武器等罪名定罪。那些运送犀牛角出国的犯罪分子则将为此被判处5年到12年的监禁，另外还可能涉及的罪名包括欺诈、偷逃税等等。

从近几年的数据看，严刑峻罚的效力十分有限。不但政府下属的自然保护区饱受创伤，私人行业也面临难以抵御的压力。2013年，官方估计，南非白犀牛的数量达到了1.89万头，其中大约5000头为私人所有。但现在，许多资本开始抽离这个行业。

2012年，南非一些私人野生动物农场主开始雇用武装人员保护犀牛。南非退伍军人西蒙·鲁德开办的安保公司派出35名安保人员，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守卫在森林中，打击偷猎行为。他的35位护林员管理着15万公顷的面积，吃住在丛林中。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支付这样高昂的费用。

人们寻找各种方法来震慑偷猎者。2010年，一名南非私人犀牛所有者公开宣布，他已经向自己的活犀牛角内注射了杀虫剂，会导致任何食用这种犀牛角的人生病。后来，这种手段发展成向犀牛角里添加GPS定位芯片，并注射一种类似纸币防伪标记的粉色荧光粉末和带毒性的寄生虫的混合物。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将犀牛全身麻醉，这本身就有极大的风险。整个手术需要多名兽医和体格健壮的工作人员集体协作才可完成。2012年，南非的一头犀牛就在这一过程中因麻醉而死亡。这种做法只能在小范围内推广，效果也受到质疑。一位在南非和莫桑比克边境从事犀牛角走私调查的军方情报人员告诉媒体，盗猎者会将犀牛角扔进沸水煮上几分钟，可以使GPS芯片失灵。

南非政府已经允许这些保护区的所有者在监督下雇用兽医切除犀牛角，这被认为可以有效地防止偷猎。但这个手术的花费超过了2000美元，而且保护区的所有者们在处理犀牛角的问题上也很为难：销售它们是犯罪行为，囤积它们则无法摆脱犯罪集团的穷追不舍。

“作为一名非洲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和经济学家，我非常不赞成延续目前的政策方向。”佛罗里达大学教授查尔德对本刊记者说，“它既不基于科学，也不基于经济学原理。过去40年里，它没有起到作用。它所做的只是造成犀牛数量的减少，并且将犀牛角贸易推向遍布枪支、毒品和人口买卖的黑市。”查尔德猛烈抨击的政策方向就是CITES的国际贸易禁运政策。“我们总是在说‘减少需求’。从历史上看，以美国的禁烟和禁毒为例，我很怀疑这是有效的。在我看来，犀牛角的高价值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幸运的事情。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让市场合法化和公开化，所有销售犀牛角的收入直接返还给那些繁育犀牛的人。这样，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还是当地的社群，都会有极大的动力来保护犀牛。”

如今，南非政府已经决定走出这着险棋。他们计划在2016年举行的下一届CITES大会上提出将犀牛角交易合法化。南非官员称，合法交易有助于将利润脱离那些垄断了犀牛角市场的犯罪组织。政府对合法贸易征收的高额税收也能够用来充实打击偷猎的力量。多年来，南非各类自然保护区从自然死亡或者病死的犀牛身上收集犀牛角，库存已经超过15吨。

与人的指甲一样，犀牛角主要成分是角蛋白，且没有神经分布。如果从距离其底部8厘米处切除犀牛角，不会使犀牛产生疼痛和伤口，被切除的角大约两年后就会长回来。

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联系机构、日内瓦“国际贸易中心”贸易和环境项目主任亚历山大·卡斯特里纳近日撰文支持这种新政策，他认为，用人道的方式获取犀牛角，能够使得犀牛角变成可持续管理的资源。“秘鲁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1979年，阻止偷猎者因珍贵的骆马毛而偷猎野生骆马，秘鲁政府给予当地社群剪骆马毛并销售它们的权利。现在，当地的牧民已经自觉自发地保护这种动物，并通过它获得收益。从那时起，骆马的数量从濒临灭绝的5000头，发展到了今天的20万头。CITES在1994年对该政策给予了许可。”

但这种新的思路依然充满争议。卡斯特里纳指出，为实现贸易合法化，南非需要赢得2/3 CITES成员的支持。但它可能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严厉抵制。“反对合法化贸易的人和组织并不理解可持续性利用野生生物的真正信条。”国际自然保育联盟非洲犀牛专家小组主席迈克尔·柯乃对本刊记者说，“这包括那些极端的动物福利分子。他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单一的动物个体身上，而我们这些环境保护者则关注种群的数量这样的更大图景。”

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专家米利肯指出：“事实是，在许多传统的市场上，对犀牛角的消费需求已经急剧下降了。一些观察家相信，在越南这样的新市场我们也能够重复这种成功。比如，日本、韩国、也门和台湾地区都曾是犀牛角的主要消费地，但它们已经基本退出了犀牛角的消费版图。中国大陆已经不允许在中药中使用犀牛角，它的需求也在下降。如果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切实采取行动打击非法贸易，那么保护犀牛的目的是能够实现的，而不需要对消费做出妥协，将犀牛角贸易合法化。”

反对合法化的核心理由之一，是“合法化实际上会鼓励犀牛角的使用，提高消费需求”。按照米利肯的说法，目前各大市场对犀牛角的实际需求量其实是个未知数。如果合法的犀牛角涌入市场，使其价格降低，刺激更多的消费，那么这一政策也就得不偿失了。

另一种担心是在贸易合法化后，合法和非法途径获得的犀牛角将在市场上同时存在。犀牛角大部分在终端市场上都将以粉末的形式销售，对合法和非法货源的辨别、监控会更加困难，很容易形成合法与非法双线并存的局面。

事实上，合法化的支持者并没有在如何建立一个合法的贸易系统，以及哪些国家和市场应该被纳入市场等问题上提出具体而完善的意见。米利肯指出：“一些支持合法贸易的人主张将DNA分析用于对合法犀牛角和非法犀牛角的鉴别。但是，他们还未提出如何形成有效的机制，谁为此买单，如何强制实施。另外，即使不同的市场机制都能够在原则上接受合法贸易，但就如何定价、如何控管控市场等问题，各方将难以达成共识。一些人提议可以建立一个销售中心，就像南非珠宝大亨戴比尔斯（DeBeers）在钻石领域的地位一样；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采取拍卖的方式；还有一些人认为政府应该主导整个过程，由政府决定与哪个国家交易，以及在交易国，谁有权购买犀牛角。”

南非曾经在市场机制上有过教训。最初，南非国家公园部门向私人出售白犀牛的价格非常低廉，约为900美元一头，远低于市场上狩猎一头犀牛所需支付的价格。私人购买的犀牛很快就会被大量用于狩猎，使得白犀牛数量出现了下降趋势。很显然，固定且低廉的价格政策要为此负责。1989年，管理部门开始采用拍卖的方式出售犀牛。当时拍卖的平均价格是1.86万美元。在拍卖实施前，在私人保护区里，10.5%的犀牛会被用于狩猎。此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经济模型，而要在全球推行犀牛角贸易合法化，经济、法律、行政等各方面纠结在一处的复杂性显而易见。用米利肯的话说：“魔鬼总存在于细节之中。”（文 / 记者 徐菁菁） 野生动物动物战争保护犀牛南非经济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