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不说话

( 苏迪和阿羚夫妇 )

苏迪（Sudeep）踩着踏板摩托车穿行在加德满都的小巷，身后坐着他的中国老婆阿羚，3岁半的王熙萌坐在两人中间，每天，他们都用这样的方式接送儿子上幼儿园，之后，苏迪会带着阿羚在尼泊尔采购，维持着他们的淘宝网店。

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被西方称为“嬉皮运动第二故乡”的加德满都仍旧保持着当年某种慵懒的沉睡状态，在这里几乎没有一幢现代化的都市地标，没有一条繁忙的马路，一些低矮甚至有些破旧的房子密集地散落在这个山谷中。住在这里的人多数信仰印度教，他们敬畏神灵也崇尚安逸，几乎每个人的眉间都被点上了提卡（Tika）红点，这是他们祝福彼此的日常习俗。在巴格马提河上，随处可见玩耍的孩童，闲谈的年轻人，小贩也不张口叫卖，最大的投入也就是向走过的人微笑片刻。

吃过晚饭，阿羚躺在床上，似乎想和她的丈夫比画点什么，比如是早餐或是换洗的床单之类的事情。此时，她3岁的儿子拿着玩具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她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写上“小朋友越来越淘气”之类的话。阿羚住在苏迪家的房子里，与很多尼泊尔家庭相似，几辈人的大家庭生活在同一住所中，在阿羚看来，住在这里很舒服，“气候好，空气和水比北京干净，儿子在这里可以同时学到三种语言，还有一大家子人可以相互照应”。

2010年6月，阿羚结束了6年的互联网运营工作，打算给自己放一次长假，再回到北京重新计划生活，因为“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儿正开”这句歌词，她走完抒情小品似的几个文艺景点后，买了张到达青海的机票，背包还没烂，心情也没有什么期望，或许就是想离开北京去外面走走，阿羚想把年初那次无疾而终的一段无聊的恋爱后续情绪打发掉。伴随着不断循环播放的“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呀”的旋律，火车穿过草原越过山川翻过了唐古拉，在西藏，阿羚似乎真的体会到了畅销小说中的那种“升华”。在拉萨办了15天的尼泊尔签证，阿羚买了张最慢的大巴车票，拎着背包去感受不一样的“异国之旅”了。

在拉萨办签证的时候，阿羚搭上了两个一起坐大巴去边境的伴儿。“一个人走久了有点闷，二是，我的英文烂得一塌糊涂，有个英文不错的同伴路上能方便些。”阿羚说。两男一女一路相伴来到了加德满都，从来不做旅行计划的阿羚，也在同伴的热情下定出一些旅行计划。就像所有第一次来尼泊尔旅行的人都会在泰米尔附近玩乐，三人在那选了一家本地人开的花园式家庭旅馆住下。

( 2013 年3 月26 日，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民众参加印度教传统节日胡里节庆祝活动 )

第二天吃早餐时，阿羚建议那个英文不错的同伴打听一下“孤独星球”的推荐在当地是否靠谱。恰好斜对面有两个当地年轻男孩在抽烟聊天，几句对话之后，两个男孩热情地走来，其中一个是苏迪，另一个被他们叫成“马铃薯”。在先后问了对方“你从哪儿来”，“你叫什么名字”之类的初级英语对话之后，所有人相继陷入沉默，只是一直看着彼此傻笑。苏迪一直看着阿羚，像是在安慰“语言不通也没关系我陪你们一块笑吧”。接下来的几天，男孩儿们作为向导带着他们一行开始游览加德满都，性格温和、不善言谈成为阿羚对尼泊尔人苏迪的最初的印象；因为一个劲地傻笑，当初的苏迪也认为阿羚就是那种有些单纯的中国傻姑娘。

此前，阿羚曾经在网上看到过关于尼泊尔男人的传言。“很多人说他们看似无所事事地聚在广场，专瞄一些单身女游客，跟着游客以向导的名义免费吃喝，然后展开爱情攻势，游手好闲的尼泊尔男人凭点姿色和把妹技巧，最终达到结婚目的从而借婚姻之力走出国门，摆脱相对贫困的尼泊尔；这些人也会希望你来资助开店，从而过上所谓的好日子。”在想到这些后，阿羚开始对这两个“过度热情”的尼泊尔男孩产生警觉。三个人决定在次日凌晨不辞而别。早上6点，天刚擦亮，三个人打好行李退了旅馆，准备前往尼泊尔出入境管理处重新续签，之后前往博卡拉。三个人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从来没操心过如何抵达目的地，结果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才抵达移民局，其间，阿羚收到了苏迪的两条短信，大概意思就是：你们去哪儿了，你在哪儿？接着一条：快点回来，今天计划去我家吃饭。又接着一条：请不要离开，我去找你。一连几条显得很急促。当阿羚三人来到签证处时惊愕地发现，苏迪和马铃薯已经等在了门口，脸上带着一点怨气地向他们笑着。阿羚回忆道：“当时我觉得我们有些卑鄙，居然还用了逃跑的方法。”苏迪径直走向阿羚，一把抱住她说：“你不要跑掉了。”阿羚在后来才得知，当苏迪来到旅馆发现他们不见了以后，就在泰米尔一路走一路问，并赶在阿羚一行人前到达了签证处。在苏迪期待的眼神下，阿羚决定和伙伴们分开。苏迪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辆摩托车，他将阿羚的行李绑在摩托车后座，风驰电掣地载着心情略有些糟糕的阿羚回到客栈。

( 阿羚在加德满都采购当地货品，维持着他们的淘宝网店生意 )

苏迪再次成为向导，又开始载着阿羚游览起来，他总能带着阿羚走偏门的小路，看不常规的风景。在山顶的时候，他用印着字母的塑料珠子在阿羚的手上拼出“I like U”。阿羚回想道：“这个男的这么幼稚啊，才认识几天你就喜欢我，喜欢什么呢？我长得不好看，也不会讲一串一串的英文和你交流，就算喜欢我过几天要离开，能怎样呢？总之并没有心花怒放的感觉，反而有一点点的失落，觉得这样的表白好随意，转头看他的眼神又似乎有点认真，所以慢慢就觉得有点不一样了。”

有天吃完早餐，苏迪站在客栈的楼顶指着远处跟阿羚说：“我的家在那边，你要不要去玩？”阿羚想了想，觉得可以，于是苏迪很高兴的给家里打电话，说有朋友要去家里吃饭，意思是让妈妈做点好吃的。阿羚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苏迪提醒道，他有一个18岁的妹妹，刚刚考上大学，如果是第一次去他们家，希望她能够带一个小礼物，于是，阿羚大方地买了一套衣服作为礼物。

( 阿羚（左三）和苏迪（左一）的家人合影 )

从客栈出发需穿过几个狭长的巷子，走出来便看到一座三层小楼，那就是苏迪的家。阿羚挂着一脸微笑来到家中，她似乎也看出了这一家人对她不同寻常的关心与热情，吃过抓饭，苏迪的妈妈还专门给在上班的苏迪爸爸打了电话，叫他回家见见客人，爷爷和奶奶也似乎有很多话想和阿羚谈。后来阿羚才知道，原来是苏迪前一天的表白，并没有遭到阿羚的反对，因此他欣然地以为阿羚接受了他，并希望得到家人的支持。苏迪的爸爸似乎是全家唯一不太高兴的人，他觉得阿羚这个外国女孩很难融入尼泊尔家庭，也会担心宗教、生活习惯和语言的沟通。“由于我有限的语言能力，以及担心搅乱这个温馨的家庭场面，就笑着附和着，被苏迪拉着的手，也就一直没有缩回来，这显然给了他更多的鼓励，他也不顾及父亲的反对，我也就那样配合着他，整个下午，他的手都没有松开过。”

傍晚的时候，苏迪和阿羚两人步行来到杜巴广场，这个满是鸽子的广场上还有几对中国的年轻情侣拍着婚纱照，照理说，广场上的士兵是不允许当地情侣在这个广场上做出亲密的举动的，苏迪将拉着阿羚的手移到她的肩膀，穿过广场。

“结婚。也太快了吧！”几天后，在阿羚听到苏迪嘴里嘟囔着这个词儿的时候，她心里就想：“我根本就还没来得及考虑我有没有喜欢你。”虽然有些唐突，阿羚仍旧没有任何反感，她心里默念着：“这只是一次奇妙的艳遇吧。”第二次跟苏迪回家吃饭，家里人已然认定她就是正式女友，苏迪骑着摩托车带阿羚上山看湖，去他觉得最美的地方。“我也适应了他这个一头热的状况，心里边也慢慢地觉得这样也挺好，因为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了讨我开心，为我做那么多事。”苏迪说阿羚的英语不好，那就不用讲话。“那天晚上，我比画着要去博卡拉，苏迪就说要漂流着去，当天他就找来八九个兄弟一起划皮艇，就我一个女的，我们在河里漂了四五个钟头，晚上在河边搭帐篷，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萤火虫，也第一次看见那么多星星。”

最后，苏迪和阿羚还是搭车到了博卡拉。除了费瓦湖以外，阿羚觉得当地很无聊，倒是苏迪每天都兴高采烈地带她去见各种朋友，吃他认为最好吃的东西，听他喜欢的摇滚音乐现场。“他跟身边的所有人说我是他的‘budi’，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尼泊尔人称呼妻子的意思。可能正是我这么稀里糊涂地不搭腔，他才一次又一次地上升了你情我愿的意思。后来，他问了我一句要不要跟他结婚，我说不要。”阿羚说。

“在认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求婚在我心里就像是一个玩笑，虽然想要认真对待，毕竟还是觉得冲动的成分居多，在去博卡拉之前，苏迪妈妈找了一个裁缝给我量体裁衣，我心想阿姨还挺客气的，才来几天就给我做衣服。从博卡拉回来没几天，我才得知……天呢，第二天就是我的婚礼了！家里人居然要安排我们结婚了！我虽然被吓到了，但还是认真地穿上了为我量身定做的纱丽，我就是觉得那衣服可真好看，穿上拍张照也不错，但我并没有同意马上结婚。我跟兴高采烈的大伙儿说，结婚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要和我的家人商量才能做决定。就这样，我就只穿着红色的结婚纱丽拍了拍照片，但是答应了她的妈妈等我和我的家人商量之后，3个月后会再来尼泊尔完成婚礼的，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给他们稳住，以后的事情再说，反正我回国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都无法预料。但是这个承诺既然说出来了，内心还是想再过来的，就算不是结婚，也可以来看一看善良热情的家里人，我很喜欢这个和睦的大家庭。虽然苏迪和这个家庭不搭调，他的家人很传统，而他，是个满手臂文身的朋克乐队贝司手，这样的反差也算有趣。他喜欢我，也许觉得结婚了，就像吃了定心丸，他是怕我像上次一样无声无息地跑掉。”

回到北京，阿羚的很多朋友都觉得她疯了，竟然会和一个言语不通的人交往，还是异地恋、姐弟恋、“旅游景点儿”跨国恋。姐妹们也纷纷拿来电视剧里的招式劝她和平分手，或是保持朋友关系，阿羚也想认真考虑一下这段情感，好在阿羚的妈妈对此并不反对，毕竟女儿已到了出嫁的年纪，既然有打算，想清楚就行。阿羚和苏迪仍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通过Skype和Facebook不间断地聊天。加德满都和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那里经常停电，网络也没有入户，苏迪几乎住进了泰米尔的网吧里，每天等着这位中国姑娘的出现。阿羚也会时常打开聊天工具和翻译软件，用这样的方式回应他的每一个问候。阿羚偶尔会翻出在尼泊尔的照片，她总觉得这个男孩除了真心倒也没什么特别的，突然她意识到：“真心不是很难得的吗？”阿羚给出自己一个期限——两个月，如果这个小伙子仍旧坚持着，就答应他。“只要心里接受了他，一切就不再是问题了。”阿羚决定两个月后再次去到尼泊尔，尝试一下这段情感。

2010年的平安夜，阿羚来到了中尼樟木边境，因为天色已晚，她打算第二天一早再出境。抵达樟木旅馆，已经20点多了，阿羚想到边境可能有尼泊尔的电信信号，就翻出之前买的电话卡插进手机，不到一分钟，电话就响了，苏迪的声音很激动，他讲自己在友谊桥上，桥已经关闭了。原来苏迪并不知道阿羚几点才能到达边境，从下午就开始呼叫阿羚的号码，几乎每几分钟就会拨一次。此时，阿羚的心里有一点感动：“我大概能够体会他想见到我的心情，远比我试着和他在一起的心情真诚真挚得多。”

第二天一早阿羚还没有过关，正在边境一个小店换钱的时候，苏迪已经出现了。“他一家店一家店地找我，就像我当初逃跑时他找我的心情一样，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从见面后，他就一直拉着我的手，笑着看着我。就是那一刻，我觉得他可爱极了，我能体会到感情之所以珍贵，就在一颗认真待你的心。”

“当我再次从尼泊尔回到北京的时候，是两个人，我打算带着苏迪来中国生活，我还没有想过结婚这事，只是觉得既然两个人确定要谈恋爱了，起码让他了解一下我的生活。对他来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办签证、第一次长途飞机、第一次在广州转机时喝到沙县小吃的乌鸡汤，都是很新鲜的事。我想到的是让他看到这边的生活，尝试我们的饮食，见一见我的朋友和家人。虽然苏迪对来中国后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感到好奇，但是在他心中，我们的婚姻生活似乎已经开始生效了。”

回到北京不久，阿羚就怀孕了。“最初没有什么意外的感觉，第一个念头就是既然孩子来了，那就要留下来。”阿羚心中有一点庆幸，她觉得能在刚好30岁的时候有个孩子是个挺幸福的事儿，毕竟很多在城市工作的女孩子顾虑多，很多人拖到很大了才生小孩。阿羚说：“很快，抚养孩子、结婚问题都摆到眼前，它们最终替代了孩子到来的喜悦感，我开始和妈妈、姐姐商量着去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苏迪还不适应北京的生活，他得靠我。”

或许因为没有太多的感情经验，25岁时开始，阿羚对婚姻家庭的期待比不过生一个小孩。阿羚曾认为自己无法把握住男人们的善变，只有孩子或许更好，可以相依为命，也好共同成长。“在没有想到结婚在前生子在后的顺序，单纯地就是想要一个孩子。”阿羚老早就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妈妈，她妈妈像所有母亲一样开始表现出十分强烈的不认可，但慢慢地，她开始默许了阿羚的某些想法，在女儿如果总也嫁不出去的情况下，有个孩子也算是有了一个相互的依靠。“就这样接受了我不太负责任的念头。”阿羚说。2008年前，阿羚曾怀着对“宅男是高智商物种”的好奇，和一位深居简出的“食草男”谈了两年的恋爱，两年里他从来不见阿羚的任何朋友，理由是“那是你的朋友又不是我的朋友”。阿羚归结为他羞涩的性格。男孩钟情于游戏机、女优写真集，并再无其他爱好。阿羚也认真地告诉他要为了以后的“生活所需”做点什么。彼时，阿羚的月收入已经过万元，养活自己没什么问题，为了嫁出去，阿羚专心地等着宅男的那句“我玩完这部XBOX的《忍龙2》通关就娶你”的兑现。他高超的技艺不久就将游戏全部通关，然后接二连三地打通了几遍，却没再提过结婚的事，最终的结局是他离开北京再也没有回来，从此断掉了所有音讯。阿羚如释重负一般恢复了单身生活，从此变得更加独立。朋友们对阿羚最大的感觉是“这个姑娘有主张、主意大”。很长一段时间，她的“男孩子”性格都会给人一种“她才不会结婚”的感觉。虽然阿羚也向往幸福的爱情，但是当她面对婚姻时，也会呈现出某种逃避。她担心这个家庭的未来，也会担心自己的能力是否能照顾得住这爷俩，甚至会担心在10年后是否能和丈夫顺利地交流，她在思考着从未想过的问题和麻烦。最终，阿羚给自己打气：“我得和我孩子的爸爸结婚，反正结婚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阿羚的爸爸在老家选了个好日子，阿羚和苏迪如约赶到老家新乡，在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第二天一早，阿羚和苏迪在影楼盘头换装，拍结婚照，中午在一个亲戚家的酒楼摆了六七桌酒席。“除了熟悉的两桌亲戚以外，我们谁都不认识，倒是宾客们听说我带了个外国女婿回来，都觉得挺稀罕，凑热闹的人就越来越多，苏迪也因为言语上的不通，没有过多交流，大家只是一个劲地敬酒，他总是笑嘻嘻地和人干杯，酒席宴一结束，我们就开车回了北京，在我印象中，这可真是个非常凑合的婚礼，要不是偶尔有人问起，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结婚也是摆了酒的，但它草率得就像和我没什么关系一样。我看得出苏迪是很开心，这个婚礼让他觉得踏实。”

回到北京，同居的适应期还在继续。复杂的家事、电器的使用、北京的文化……阿羚一时想不出如何表达，此时，光靠单词和手势比画是全然不够的。她表现得有些着急，而苏迪总是表现得很有耐心，或许是尼泊尔人温软的性格，他总是瞪着眼睛认真地听她的语气，试图从那些细微处了解到他应该感悟到的常识。

逐渐地，两个人在家里贴满了便签纸，上面用英语和中文写着家居摆设的名词，苏迪也会在后面标注上类似拼音的音标，此外，他们还把常用的复杂短句写出来，既是为了学习语言，也是为了沟通方便。阿羚说：“一直以来，都是苏迪在习惯我，他习惯着北京的环境，习惯我的家人，习惯我吃的食物和做事的方式。他刚来北京的时候，跟我说，为什么这里的人每天都这么快？追公车也快，吃饭也快，走路也快，超市结账付款也是快快快。他说我回北京也变快了，起床穿衣服很快，吃饭很快，说话很快，就连出门前整理也是要催他。但是苏迪真的很慢，他似乎永远无法适应大城市的节奏，可这就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每个人都要跟得上这个城市的步伐，否则我们就不能负担得起所有的生活成本。逐渐地，我们从一开始的相互喜欢，到忍让，由于习惯的不通和沟通的不顺畅，变得有些不耐烦起来，听到一两句不顺耳的话，苏迪就会抱怨，摆臭脸。相比之下，我的臭脸要比他多，这是因为我要操心的太多，而他似乎只关注我的脸上是否有开心的表情。”

2011年9月19日，王熙萌出生了，孩子随阿羚姓王，也随了她的愿。苏迪在产房里一直握着阿羚的手，他的手心微微发热，表情有些激动，他似乎很想说些什么。阿羚问：“你害怕么？”苏迪只是笑着却不出声。阿羚回忆道：“孩子生出来那一刻他竟然眼里含着泪花，当护士把小孩抱过来放在我身边的时候，他把脸凑上去亲了亲，那个时刻我突然开始意识到，孩子不是我一个人说生说抚养就能独自完成的，他有一个父亲，一个很在乎他的父亲，这很重要。”

儿子出生以后，苏迪很自然地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他努力地学习做好一个中国爸爸，他学会了换尿布、灌奶瓶、推婴儿车，也开始为阿羚分担一些家务，这似乎是尼泊尔男人甚少接触的工作，苏迪满是朋克文身的手臂也能笨拙地完成阿羚布置的“奶爸任务”。不过，苏迪的脸上仍写有委屈的表情，最初被“关押”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由于言语和网路上的不通畅，他与尼泊尔的生活“划清了界限”。他仍旧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忙得要死；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抱怨却仍要坚持；他搞不懂现代化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方便；他更搞不懂为什么电视剧里每天都在打仗，却看不到一个好看的音乐节目。

苏迪一边居家，也开始尝试着在北京找工作。阿羚说：“我的态度很鲜明：你是家里的一员，你有责任和义务为我们的家庭付出，我在乎的不是你能够为家里带来多少收入，而是你努力尝试了想要尽一份力的态度。”苏迪去酒吧做服务生，可那里离家太远，挣的钱都花在了打车上，后来阿羚决定从他的兴趣出发，为苏迪添置了一套DJ设备，他白天练习，晚上就去一些酒吧练手，逐渐地，他的尼泊尔音乐风格也被一些同好接受，还培养了一部分“粉丝”，在那里也交到了一些朋友。“能够让他交到朋友一直是我的心愿。”阿羚说，“我妈一直嘱咐我，说他从娇生惯养的家里来到这么远，这么陌生的城市，就是为了和我在一起，让我一定不要欺负他。”

2012年夏末，王熙萌1岁了，阿羚和苏迪之间的误会开始加深，也开始频繁地争吵。虽然言语上不通，却都使用着自己惯用的语言争论，有时俩人吵了很久才发现说的都不是同一件事儿。后来争吵转成了生闷气和冷战。阿羚说：“因为我所埋怨的事情，不知道如何用英文去表达出来，仅有的单词量反而把很多话说得很重，这就增加了更多的误会。我常常表现得不耐烦，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家庭承担的分量更重一些，我要一边带小孩一边工作，一边体谅着他没有工作，我不可以总是埋怨伤他的自尊，一方面又觉得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分担生活的压力，我每天都感觉到很累的时候，看着他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时候，就气到不行。这样双重劳累的状况下，我什么也不想做，而他也开始不理解我为什么越来越不接受他对我的拥抱和亲密。”

“在我们第一次带儿子回尼泊尔见他家里人之后，我只带回了儿子，我宁愿浪费掉他的回程机票，也想要分开一段日子，我不想因为他的原因而不能专心工作和照顾熙萌。最初的一段时间，我很自在，觉得单身生活简直太自由了。妈妈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帮我带小孩照顾家里，我也可以多分一些时间给工作，虽说不用坐班，但之前总觉得因为家庭分走了太多时间对工作力不从心，显得有些不负责任，对不起我的团队搭档。”2012年秋天，阿羚对苏迪说：“你在尼泊尔待一阵子再过来吧，或者等到有个工作机会在过来，不然每个月三口人在北京两万元的开销我实在顶不住。你语言现在也不行，还不能帮我什么……”

“但是当一切慢慢顺其自然步入正轨之后，我又总觉得，我的这个家里像是少了点什么，是不是我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了，似乎没有在意过他的感受，才让他慢慢觉得我的感情减少，然后失去了共同生活的信心了呢。好像我是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我开始检讨自己没有尽到妻子义务。”2012年的冬天，北京开始雾霾，春节时阿羚得了一场重病，她躺在床上开始休息，突然发现自己对所有事都失去了兴趣。“老公在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实际的为家庭带来收入，但是他给我的是他全部的时间来陪伴，陪伴我、陪伴孩子，我仔细想了想，觉得我太自私了。”此时，苏迪也变得冷淡，他不再隔三差五地视频相互汇报生活和问候，在结婚两年纪念日那天，他告诉阿羚，他需要爱。从那以后，两个人的联系变得更加稀疏。

阿羚突然觉得苏迪似乎一个月没有主动联系过自己了，女人的直觉让她有了不好的猜疑，她让苏迪上网，在几番询问之后，苏迪坦白自己认识了一个丹麦的女孩。这个时候，阿羚才意识到，婚姻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忠诚。阿羚表现得很从容，她试着让自己的心情得到平复，但是她找到了最近的工作空当期，并订了去尼泊尔的机票。“我觉得只要我到了那里，两个人就不存在乱七八糟的问题了。”

2013年7月，分居了半年之久的两个人再次相见，而此时，那个丹麦女孩的签证到期，她不得不暂时离开了尼泊尔。在经过了漫长的交流后，阿羚决定重新回到丈夫身边。“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跟我说：‘这你都能忍吗？’遇到这种事情心里不爽自然是常理，但是如果试着去了解对方和自己，就会反问自己，是否自己也有一些责任呢？所以这一次我原谅了他，似乎也原谅了自己。虽说我从未设想过要和谁一起走到生命的终点，我只是觉得再多的设想，都要面对现实惘然，不如过好每日，随心而活，就像我俩最初相识的状态。”

阿羚和苏迪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北京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生活成本越来越大，很少有人过得开心，一家三口的月开销至少在两万元以上，以自己的工资和苏迪偶尔的DJ表演收入计算，甚至没法承担王熙萌上幼儿园的费用，至少，阿羚不想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拮据。之前的那个一意孤行的阿羚也慢慢转变了态度。他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商议，她也开始尊重他的想法，她需要他的意见。渐渐地，阿羚觉得北京不再是她生活的重心，虽然尼泊尔吃不到好吃的中餐，常常停电，但是在现实面前，她也认真地考虑了去尼泊尔的好处。“首先那里的空气和水质都是一流的；生活在那里，省去了租房等生活直接成本；孩子可以得到家人的完整照顾，处于萌芽期的儿子，可以在那里学习中、英、尼三种语言，最关键的是，一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了。”阿羚说，在北京的时候，总是需要考虑更多的支撑，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感影响到全家的每个成员。2013年秋天，阿羚清空了在北京的全部家当，拎着背包，在云南辗转了一圈后到了尼泊尔。

“尼泊尔并不富裕，但凡来过这里的人留恋的也不只是风景，大城市来的人总会惊叹他们的幸福与快乐。在这里，成功、精英都不是人们生命中所追求的东西。”阿羚说，“很早以前，我在北京和苏迪吵过一次架，最后几乎上升到‘国家级别’，他说：‘你们中国人从来都不幸福，在街上没有人向你微笑，每个人都不满足地忙碌，而我们尼泊尔人没钱却也开心。’”在阿羚看来，他俩的默契是一个人带来快乐，一个人带来生活质量，但如若没了一方，剩余的则毫无疑义。

苏迪每天骑摩托载着阿羚去搜寻当地的手工制品、羊毛、地毯、铜像和唐卡等等，用来维持生计，他们也在搜寻着彼此间的默契，两人仍旧懒得学习彼此的语言，苏迪仍旧靠看阿羚的眼神和脸色来哄她开心，阿羚也懂得：“苏迪给我最多的，就是时间和陪伴。”

过完新年，阿羚的肚子又大了起来，她说这个宝宝比王熙萌安静，她和苏迪都希望是女孩。（文 / 黑麦） 爱情尼泊尔签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