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斗争与探索的金线—民众主义在拉美

（文 / 朱步冲）

( 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方在总统府屋顶上防御叛军的攻击 )

华盛顿共识——幻灭与激进

“在拉美民众眼中，政治天然带有肮脏和隐秘的属性，所有的罪恶和痛苦都来自贪婪。不负责任的上层统治者，以及资本主义，美国或者看不见摸不到的全球贸易体系，一旦矛盾激化，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乞灵于一个来自人民中间的英雄。”智利天主教大学拉丁美洲政治学专家胡安·巴勃罗·卢拉在《拉美向左转：起源与比较》中这样写道。头戴红色贝雷帽、身穿橄榄绿色军装的乌戈·查韦斯经常使人想起切·格瓦拉。然而在某些方面他并非是一个清教徒式的红色罗宾汉，1999年底上任后，这位委内瑞拉新总统为自己购置了一架价值6500万美元的白色空客A-319作为全新的座机，总统本人的座位饰有浮雕，舱壁上挂着19世纪领导拉丁美洲取得独立的民族英雄的绘画，其中有一幅是描绘了被后世尊为“解放者”（El Libertado）的西蒙·玻利瓦尔。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整个拉丁美洲令人瞩目地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从查韦斯到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雷斯、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里亚。

尽管他们在政治理念与具体纲领上各不相同，但都力图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与民族主义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为本国谋求一条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结合，参与全球化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并举的道路。

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著名拉美政治研究学者库尔特·维兰德告诉我们：“民众主义政治在拉美的再次勃兴，缘于过去20年来，拉丁美洲对于‘华盛顿共识’及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所许诺的繁荣前景的幻灭。”

( 拉美“民众主义”政治领导人谱系 拉萨罗·卡德纳斯 Lazaro Cardenas(1895~1970) 1913年，年仅18岁，出身贫农家庭的卡德纳斯参加了推翻迪亚斯独裁的墨西哥革命军运动，在运动中崭露头角。1920年担任米却肯州临时州长，在任期间开始尝试推行闲置土地分配，成立州联合工会与农民协会。1930年卡德纳斯出任民族革命党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至1940年在其墨西哥总统任期内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民众主义改革，包括废除大庄园债役制，组织以农村集体公社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改组墨西哥革命党，消除军人与地方势力干预政治；颁布“财富国有化法令”，建立了国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发展以进口替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在他任上，1936年成立了全国统一工会组织“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将工人和军人以“职团主义动员”形式纳入墨西哥政治生活，基本奠定了现代墨西哥宪政的基础。 )

20世纪的最后10年，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无疑是“失去的10年”，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拉美与加勒比国家经济协会主席的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说，90年代末，席卷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盛顿共识”：银行向私人非金融企业提供的信贷大量增加，大幅度取消贸易壁垒导致出口乏力，人工维持的高汇率与利率导致了赤字和国家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新自由主义战略是地区的债务危机的产物，拉美国家集中有限的资源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以换取外贸顺差来还债，使80年代拉美地区制造业年均增长率降为0.1%。而贸易壁垒的降低，银行金融业的私有化和自由利率，更加方便国际投机资本在拉丁美洲来去自由：在回报丰厚时疯狂涌入，而在遭遇顿挫时无影无踪。”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统计报告，当时，拉丁美洲接受的国际私人“净贷款从1999年的71亿美元降至2002年的29亿美元，很大一部分投资被国际投资者以利润与高利率带来的利息抽走，或者被拉美国家低下的财政管理体系浪费了”。

表面上看，90年代前半叶，拉美经济似乎终于出现了“起飞”的迹象，通货膨胀率降低至12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2.2%，几乎是80年代的4倍。然而当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拉丁美洲感到美梦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各国政府必须严格按照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制定的严格财政紧缩政策，才能被纳入援救计划中。薪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开支的削减，导致了贫困率，失业率，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

( 拉美“民众主义”政治领导人谱系 胡安·庇隆 Juan Domingo Perón(1895~1974) 1946至1955年、1973至1974年两度担任阿根廷总统，军人出身，阿根廷庇隆主义党的创始人。他提出了“正义主义”理论，1946年当选总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庇隆主义党”，宣传民族主义，提出经济独立的口号，实行有利于本国工业发展的五年计划，将铁路、通讯企业收归国有。他扩大了加入工会的工人数量，帮助建立了劳工总同盟。执政后期，因对美国妥协和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导致1959年9月陆、海军联合发动政变，政权被推翻。庇隆流亡巴拉圭，后久居西班牙。上世纪50到60年代，阿根廷政府更迭频繁，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动荡剧烈。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政府未能使经济复苏，对亲庇隆的蒙特内罗（Montonero）的游击队打击不力，这些都为庇隆的回国创造了条件。1971年3月，拉努塞（Alejandro Lanusse）将军掌权并宣布将于1973年恢复民主宪政。1973年，阿根廷军政权倒台，以庇隆为首的“解放正义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庇隆重又登上总统宝座，直至1974年7月去世。 )

在巴西，股市暴跌，抽逃流失的资本多达数十亿美元，卢拉的前任卡多佐总统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巴西货币雷亚尔。虽然IMF最终提供了紧急援助资金，但公共债务仍旧急剧攀升，最终迫使政府宣布冻结工资。而在查韦斯的故乡委内瑞拉，油价持续下跌促使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缩水，无法继续维持雄心勃勃的经济与公用事业改革，包括国企私有化，改造全国电力、通讯与供水系统，外债达到35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则是惊人的150%。委内瑞拉个人收入水平急剧跌至60年代中期水平，65%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下，原本脆弱的政党系统土崩瓦解。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带来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是动乱滋生的温床——社会传统生活方式四分五裂，整个国家面临着同时来自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变革要求，更为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与物质生活示范接踵而至，然而政府却无力满足大众对于未来生活日益美好的期待。在美国接受经济学教育，深受新自由主义熏陶的智利前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由此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市场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它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 1947年4月1日，英国利物浦码头上等待装载上船、出口到阿根廷的器械 )

耶鲁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布鲁斯·拉西特在详细考察了1950至1962年全球53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与大规模政治暴力活动频率与受害人总数的对照比较后认为，年度经济增长率在2%到4%之间的“中等国家”最为动荡，政治参与制度化低下，则可能发生所谓的“体制颓丧”。在一片混乱之中，拉美仿佛将一夜回到上世纪60年代的动荡局面。《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当时就发出疑问：南美是否是下一个非洲？他写道：“我们的邻居面临崩溃的危险。”美联社国际部长期负责拉美新闻报道的著名记者伊恩·坎贝尔也说：“拉丁美洲的痛苦没有结束，并且可能变得越来越糟。”

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停滞，革命就迫在眉睫。而每当拉美各国在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选举政治体制中举步维艰时，民众主义就会以救世主姿态重新登场，以激进举措“重新洗牌”——2002年挫败那场针对自己的“四月政变”后，查韦斯和委内瑞拉政府更为坚决地反对“华盛顿共识”，他公开指称美国总统布什大力提倡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是“一条通向地狱的高速公路”。美国要求西半球各经济共同体的公共部门引入“市场竞争”，查韦斯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拉美国家尚不具备与发达国家对等的经济优势，因而在加入前，必须首先加强自身一体化运动。

( 拉美“民众主义”政治领导人谱系 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1908~1973) 1908年7月26日生于瓦尔帕莱索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参加学生运动，1932年获智利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曾因领导并参加街头示威游行反抗卡洛斯·伊瓦涅斯连任总统而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后，参与创建智利社会党，1943年起先后担任该党总书记和主席。1938～1941年，佩德罗·阿吉雷出任总统期间，他成为政府卫生部长，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议院通过工人安全法，并创立了智利国家卫生局。1970年底，作为人民团结联盟（智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宣称将实行铜矿等资源和金融国有化，以提高社会大众福利的激进改革挽救智利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困境。然而改革推进得过快，铜价下跌，加上美国的封锁，使其大多数目标并未实现。1973年9月11日，刚刚上任的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在其他军种和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阿连德以身殉职。 )

进口替代与丰饶的苦难

查韦斯并不是一座拉美社会政治海洋中突然隆起的火山，虽然他的“新玻利瓦尔革命”直接将精神起源追溯到19世纪南美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精神中，但对于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拉美民众主义政治家来说，1949年著名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向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是奠定其“民族主义政策”核心的圣经。在这部影响力巨大的著作中，普雷维什号召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化”经济战略，力图通过保护性关税、外汇管制、优先进口原料、国有化、扶植本土制造业等措施，试图摆脱拉美在国际不平等经济秩序中，作为原料出口地与制成品及技术输入地的依附性弱势地位。

( 拉美“民众主义”政治领导人谱系 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 (1954~2013) 出生于委内瑞拉西南部巴利纳斯州萨瓦内塔镇一个梅斯蒂索人（当地印第安土著与欧洲移民混合血统）的小学教师家庭，21岁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军校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在军校期间，由于拉美经济形势总体衰退和一系列军人推翻民选政府事件的密集发生，一系列被他后来称为“玻利瓦尔主义”的激进拉美民族主义理论开始逐渐成形。1992年，鉴于佩雷斯政府任期内委内瑞拉政治局势的动荡和衰退，身为伞兵旅旅长的查韦斯发动军事政变，失败后，他被军事法庭判处监禁，两年后获释。1998年查韦斯返回国内，赢得当年12月的总统大选，其得票率之高创委内瑞拉40年民主选举史之最。查韦斯是拉美“第三条发展道路”的积极倡导者，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将石油能源等关键企业收归国有，从基本依赖石油收入逐步向现代经济模式转化。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推动拉美一体化进程，反对美国在拉美推行的霸权政策。 )

1946年2月，出身阿根廷联合军官团的陆军上校胡安·庇隆以56%的支持率当选阿根廷总统，作为“二战”后首位拉美民众主义国家领袖，庇隆手中除了自身的超凡魅力和军方的支持，就是民族主义经济战略与按照职团主义原则组织动员起来的民众——这两件日后民众主义领袖不可或缺的武器。在当选后一次公众演说中，他慷慨激昂地宣称：“这个国家，牛群肥硕，雇农却衣衫褴褛；富人穷奢极侈，贫民却朝不保夕。”庇隆由此决定将原属英美等国的铁路与电话电报通信系统收归国有，建立强大的国家外贸机构——阿根廷贸易促进委员会以统一农产品出口管理与谈判，并重建了阿根廷中央银行，通过提升税收与强制储蓄，向工业企业发放贷款和补贴。庇隆政府的两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1947至1957年）促使阿根廷的GDP增幅一度达到12.6%。

1947年7月，是庇隆倡导的“正义主义”在阿根廷辉煌的顶峰，他宣布阿根廷已经偿清全部外债，并发布了《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在阿根廷的领先示范下，“进口替代”与“民众主义”成为拉丁美洲试图实现独立与尊严的灵丹妙药：截至1960年，拉美主要国家工业部门产值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50年代至60年代，拉美收归国有的外国企业达到200余家，其中美国企业多达158家，美国在这一地区采矿冶炼业投资的比重从15.9%下降至4.5%，石油开采与精炼业则从37%下降到12%。巴西多西河谷矿业公司，智利和巴西、墨西哥分别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

( 2006年，巴西贝南布哥州农妇玛丽亚（坐者）成为“家庭补助金”计划的受益者 )

然而仅仅不到20年，“进口替代”战略就宣告失败了：对工业企业的巨额财政补贴和优惠不但使拉美政府负担沉重，也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由于贫富悬殊，只有少数中产阶级能拥有消化这些产品的购买力，从而使这些新兴国内企业很难聚集资本，实现技术升级，实现水平方向向整个社会扩展。骤然急剧推行的国有化造成大量外来资本流失与管理生产水平下降，60年代中叶，委内瑞拉出口货物的95%依旧是原油与铁矿石，危地马拉85%的出口是咖啡与橡胶，智利出口的77%是铜，硝酸盐和肉制品，玻利维亚出口的60%是锡矿石和白银。

为何“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成功？乌拉圭著名社会学家罗德里格·阿罗森纳分析说，与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同，在工业化的同时，拉美原有土地政策基本没有触动，大量无地农民不能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基本产品出口中获益，大量涌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无法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之外的工作，限制了自身工资水平的提高。整个拉丁美洲22亿英亩土地中，只有大约10%被充分利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等跨国农业巨头将大部分租赁来的优质土地，用于种植专供出口，利润率丰厚的经济作物，而非生产本地居民生存所必需的粮食，而这些出口所得利润不形成再投资或者成为本土农民的收入。著名智利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松克尔在一次陪伴美洲开发银行专家前往哥伦比亚时，曾惴惴不安地观察到了一种独特的情景：“从波哥大乘车出发，在苏马帕斯高原一望无际的良田上，种植着一望无际的咖啡树，其果实供美国和欧洲消费者享用。间或是一排排长势喜人的菠萝和橙子，以及观赏用的麝香石竹和康乃馨，收获之后即刻装箱，用喷气飞机空运至遥远的市场。”这笔账很明显：“种植一英亩珍贵花卉的年产值为100万比索，水果与咖啡贡献的利润超过30万比索，而如果用来种植小麦、玉米，则只有1.25万比索。”

这种“单一出口结构”使得拉美各国经济异常脆弱，农产品与基础原料，无论是金属矿石、水果、咖啡抑或肉类，都属于极端缺乏供应弹性，而国际市场价格弹性极大，任何短期价格波动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拉美蕴藏的大量资源，既是恩赐，更是诅咒，因为它引发了一场“丰饶的苦难”。在委内瑞拉，被谑称为“魔鬼排泄物”的石油，很大程度上是委内瑞拉今日不公与落后的元凶，委内瑞拉是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也是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沙特的美国第四大石油进口来源国，已探明石油储量高达778亿桶，直至今日，超过90%的委内瑞拉央行外汇收入和70%的国家财政总收入来自石油。“每一次委内瑞拉社会政治的动荡，都来源于精英试图剧烈改变现存的石油财富分配与管理模式。”

如何挣脱“石油依附”，实现经济多样化，是委内瑞拉等拉美产油大国自独立以来的头等难题。直至今日，委内瑞拉的“石油导向单一经济结构”依旧没有改变，它大大损害了查韦斯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连贯性与自身的稳定：查韦斯的“石油外交”和庞大的社会公共福利政策，在2005至2008年油价冲高至100美元/桶以上时达到顶峰，但随着油价回落至60美元/桶，它又被迫迅速在各个领域采取了紧缩，GDP增速也顿时减缓了几乎50%，只有2%。没有石油支持，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就会失去了助推的主要燃料。

干涉与发展——美国的阴影

“查韦斯是拉丁美洲集权主义的代表，是针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曾参与过1990年海湾战争、强硬的美军“南方司令部”总司令约翰·克拉多克将军于2004年就任时发布的这番言论，对处于失败与挫折中的拉美，无疑是美国西半球地缘政治版图中最为致命的一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类似的评价曾相继落到许多试图挑战美国霸权与跨国资本利益的拉美政治领袖头上。1959年元旦，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古巴革命军进入了圣地亚哥，顿时被美国看作“冷战”时代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野心勃勃在拉美扩张的前奏，1961年8月1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由此提出了“争取进步同盟在以美国主导下的自由市场加外援支持模式”。肯尼迪的“争取进步同盟”的主旨精神和目的，都与日后的“华盛顿共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仅仅一年后，美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就尴尬地发现，拉美的经济增长率只有“轻微的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拉美现有社会政治结构的缺陷下，根本无法启动期待中的改革。美国第一年向拉美投入的10亿美元援助中，只有7500万美元用于发展贷款，而只有500万美元流向现代工业，其余都被陷入财政困窘的各国政府用于支付进口，弥补贸易逆差与偿还债务。更致命的是，美国为了弥补日益扩大的对日、欧贸易逆差，强加了对拉美市场的渗透与控制，60年代，美国从拉美取得的贸易盈余、直接投资回报、贷款利息、技术专利等收入为66亿美元，而70年代这个数字骤增至755亿，约等于对日贸易赤字，是对欧洲贸易赤字的几乎3倍——毫无疑问，美国主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体系其实完全以自身利益为目的，拉美民众的目光，于是再次投向了激进的民众主义。

“我不仅是另一任总统，而是真正民主、民众、民族和革命政府的第一任总统，我们的主要政策是探索取代现有经济结构的改革办法，取消外国和本国垄断资本和大庄园的权力。”这段几乎与30年后查韦斯如出一辙的强硬言论，出自1970年当选的智利总统、民众主义政治家萨尔瓦多·阿连德之口。

阿连德就任前夕的智利，其社会动荡与经济凋敝程度只能用“水深火热”来形容：美国控制了智利经济的所有关键部门，钢铁和金属生产的60%，橡胶的40%。两家美国矿业巨头安那康达（Anaconda）和肯奈科特（Kennecott）控制了智利90%的铜矿开采，罢工从1964年的39次急剧增加到1970年的1580次，有14万劳工参加了632个大小不同的公会组织，占全国产业工人数量的14%。国家债务超过10亿美元，占据GDP的26%，由于汇率定值过高和大型庄园生产率的低下，智利沦为粮食进口国，20%最贫困者的收入只占国民总收入的4.9%，其中增长的大部分被通货膨胀无情地吞噬了，大约有400万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

作为人民团结联盟（智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竞选阶段，就大张旗鼓宣称将以铜矿等资源与金融国有化、土地分配、提高社会大众福利等激进的改革挽救智利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困境，它引发了美国的极大恐慌。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阿连德）仰慕古巴，是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的反对者，他提出的目标会极大削弱我们在整个西半球的地位。由于智利的大陆位置和资源，一旦它转向激进，杀伤力要强于古巴，甚至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的政治气候变化。”

于是，在美国政府指示下，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安那康达为阿联德的竞选对手、豪尔赫·亚力山德里提供了60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9月15日，尼克松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组会上指示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应该“在组织一场阻止阿连德当选的军事政变和秘密行动中发挥直接作用”，代号“轨道2号”，预算高达1000万美元。尽管如此，9月24日，阿连德在国会第二次选举中依然以153票的压倒性优势当选。

阿连德的经济战略，与30年后的查韦斯，抑或20年前的庇隆，非常相似。冻结物价，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资，煤炭、钢铁部门和60%的私人银行被迅速国有化。1970年，智利通货膨胀率为35%，而工资增长率则达到了惊人的50%，9个月内，失业率从1970年的8.3%下降至3.8%，工业生产率增长了11%，

然而在高歌猛进中，阿连德的改革也逐渐失去了控制，弊端渐现：与30年后查韦斯和卢拉遭遇的困境相仿，为了持续动员智利中下层人民，维持其积极性，人民阵线联合政府在制定策略时，往往必须出自政治与舆论考虑，而非经济效益的考虑。由于扩大政府主导的投资信贷，政府开支急剧增加66%，财政赤字翻了一番，固定汇率损害了智利农业产品与矿石的出口优势。更雪上加霜的是，1971年，国际市场铜价暴跌27%，持续的社会福利“无痛分配”使得政府手中的财政盈余和外汇储备迅速枯竭，公众购买力的大幅度提高，货币供应率增加了537%，从而急剧增加了通货膨胀。

更糟糕的是，在国有化过程中，阿连德政府逐渐失去了对激进工会组织的掌控，后者常常组织工人迅速占领工厂，仓促地宣布国有化，然后要求政府给予追加承认，由于大批富于经验的中高层技术工程人员和经营管理层被贸然“驱逐”，从而使这些企业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来的运营水平。在阿连德三年任期内，被“征用”或受到干预的企业数目达到285家。

而在尼克松政府看来，阿连德政府侵犯了美国的投资、霸权以及整个拉美应欣然接受的自由开放贸易价值观，特别是人民联合政府将安那康达和肯奈科特旗下的矿山和冶炼工厂收归国有，宣布它们必须上缴自己赚取的超级利润后，美国首先祭出了经济封锁与金融孤立这一招杀手锏。这致使在阿连德任内，只从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开发署与美国政府手中获得了45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而前任弗雷政府的受援额是3.34亿美元。

为了加速阿连德政府的倒台，在尼克松总统授意下，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批准花费超过800万美元来推翻阿连德政府。由国际开发署建立，中情局幕后控制，志在与拉美各国激进左翼工会对抗的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在弗吉尼亚州费朗特罗菲尔的一所特别训练班里训练了超过8000名智利人，将中情局拨给的特别款项补贴智利国内反对人民联合政府的矿工、卡车与出租车司机、公司职员与零售服务业工人，支持罢工，使阿连德政府陷入瘫痪，最终为军事政变铺平道路。1973年2月，美国情报官杰拉尔德·西尔斯上校告知皮诺切特将军，他“已经坐在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并询问他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皮诺切特的回答是：“不等水漫上我们的腿，我们不会行动，直至人民走上街头的时刻，军队才能起来反对阿连德。”

“左翼激进意识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吸引那些与拉美未来大有关系的群体：学生、知识分子、劳工领袖与民族主义者，而我们纵有亿万美元，也只能与那些寿命与诚意都很成问题的代理人和官僚打交道。”担任肯尼迪总统拉美事务特别顾问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感叹说。从1961到1975年，拉美发生了超过10次以上的军人政变，在巴拿马运河区与波托马克河畔的莱斯利·J.麦克奈尔堡，包括大部分拉美国家在内的上万名军官在美洲学校与泛美防务大学中进行了培训，除了常规战略与战术，课程也包括反暴动、情报审讯、反游击、国内安全政策，乃至行政管理、金融、通讯等。虽然曾经担任该校校长的美国海军上将吉恩·拉·罗克辩解说，训练只是希望军人更有效地为本国政府服务，但后者旋即被誉为“拉美军人政变的研究生院”。卡特总统时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查尔斯·E.莫解释说，军人对于维持第三世界国家安定与地区稳定，是关键性力量。

在这一被美国主导的政变浪潮中，除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有巴西的若奥·古拉特，秘鲁的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等试图推行民众主义改革路线的民选政府。阿连德殉职后，“民众主义”在拉美迎来了几乎30年的低潮，西方保守政治观察家们再次欢呼这种不合时宜的大规模政治动员和激进改革体制寿终正寝，然而它只是蛰伏在地下，等待下一次危机呼唤自己。

查韦斯向左，卢拉向右——民众主义何去何从

在2002年底，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卢拉·席尔瓦接受了巴西利亚一家电台采访，当被问到，他是否准备模仿查韦斯，用激进的方式将巴西从“野蛮的资本主义”手中拯救出来时，卢拉的回答是：“没有野蛮的资本主义，只有合理或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巴西的商业精英和政府在做他们擅长的管理时，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好，然而在发薪时，却只有他们欧洲同行100年前的水平。我们不仅需要新的经济管理与分配制度，更需要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动力，来匡正这种不公。”

与查韦斯一样，卢拉本人从一开始在选民心目中就以变革与激进的形象出现。这位常常穿着满是污渍的工装裤，头戴棒球帽，身体强悍结实的前工会领袖，1956年出生于圣保罗的贫民窟，小学五年级即辍学，第一次演说的讲坛就是遍布军警的街头而非大学讲台。与查韦斯滔滔不绝的口号，孤高的姿态和军人的雷厉风行不同，卢拉以微笑、眼泪、幽默和“布道式的演讲”，引发了巴西公众“弥赛亚式”的热情：“他是巴西历史上最为珍惜手中权力的人，也是最会向大众灌输其理念的人。”

“他们都是富于个人魅力的强势政治领袖，依赖下层民众的支持，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以及对于拉美本土资源的掠夺性外来投资，强调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对石油等支柱性产业与资源生产实现国有化，改善普遍社会福利与保障，迫使社会财富做出倾向广大民众的再分配。”美国卡特中心委内瑞拉政治观察员詹妮弗·麦考伊这样向我们评价这两位今日风云一时的民众主义领袖，“不过他们从共同的出发点，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卢拉拥抱了新自由主义，而查韦斯则试图追求直接控制与更为原始的平等。”

查韦斯之路，还是卢拉之路？在相当数量的拉美政治观察者和民众心中，后者的国家集中管理与自由市场经济结合的“温和”模式似乎更为成功。2002年，巴西通货膨胀率高达12%，为8年来的最高点。“战胜通货膨胀，通常是一次痛苦的经济化疗，要求维持高利率，严格的财政制度，对于急于迎合大众的拉美激进民众主义领袖来说，通常这是不可容忍的选择，因为短期内无法成功，却能让他们迅速地失去支持。”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写道。

尽管卢拉上台后，进行了部分能源企业国有化与土地再分配，新建30多家国有企业，扩大了国家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交通等领域的控制力，但卢拉严密而谨慎地控制着自己的政策，民众主义的巴西没有迎来预言中的物价上涨，资本抽逃，社会动荡与外交孤立。卢拉命令巴西政府严格按期偿付国家债务，按照IMF的各项要求实现了财政紧缩，万幸的是，全球市场对于巴西大豆、铁矿石和咖啡、海产品激增的需求导致了巴西出口的增长，从而带来了急需的外汇盈余。卢拉并没有依照民政部长若泽·迪尔塞乌等一些内阁成员的强烈要求，短期大幅提高工资，而是于2005年提前偿付了IMF高达155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外国投资也从当初的疑虑观望态度转为积极涌入。2008年，当卢拉开始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时，标准普尔将巴西国债标准提升为“受欢迎级投资债”，当年的外来投资总额达到380亿美元，几乎占据拉美外来投资总额的1/3。

工人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巴西大众，并没有被卢拉抛弃，卢拉在上台的第二年，就启动了“家庭补助金”（Bolsa Família）计划，每个月向最低收入阶层的母亲们援助现金。这一款项很小，目前是每个孩子每月12美元，或者平均每个家庭每月35美元。但是它由联邦政府直接支付，避免了地方政府的贪污，惠及的贫穷人口超过了1200万，占巴西人口的1/4。在卢拉的8年任期内，巴西平均工资水平增长了50%，基尼系数从0.58下降至0.53，为了刺激消费，卢拉政府推出了“信用委托制”——银行以雇主支付的工资作为担保，允许未有开户记录的临时雇佣工人购买家用电器、摩托车、奶粉，甚至家居等耐用消费品与生活必需品，分期从工资中扣除。

詹妮弗·麦考伊说：“最终，卢拉的温和民众主义打消了拉美其他国家，乃至美国的疑虑。2003年1月3日，卢拉的就职典礼上，布什总统仅仅派出了副国务卿、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佐利克。4年后，康多利扎·赖斯出现了，几个月后，卢拉也成为首位造访戴维营的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

与他的巴西伙伴截然不同，查韦斯一上台则就像一名深入敌军后方的战士，从一开始就四面受敌。与以往大多数民众主义政治家一样，查韦斯上任后，在短期内急促将大量石油收入和其他财政盈余投入短期社会福利与消费项目，2001年的萨莫拉计划（Plan Zamora）宣布在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征收未经使用的私人土地，转给小农与集体农庄使用。“市场项目”（Mission Mercado）则旨在保障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集中供应，建立政府拥有的国营超级市场，以低于市场价提供。“走进巴里奥”和以南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导师萨穆埃尔·罗宾逊命名的罗宾逊项目，则始于2003年3月，内容为派遣来自古巴的1.5万名医生与教师，深入边远山区与农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以及教育培训支援。对于同样捉襟见肘的高等教育，查韦斯政府则制定了里瓦斯与苏克雷项目，帮助高中生能够在两年内毕业，并接受相应的工程维修与操作技能，以便能在委内瑞拉国家石油与电力公司中工作，后者为大学生提供每月100美元的教育补贴。

这种“无痛分配”在短期内效力巨大，后果却是破坏了委内瑞拉经济的平衡性。骤然增加的住房、教育等公用开支计划，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2010年，这一数字飙升至30%。甚至逐渐上涨的油价也不能弥补这个巨大的财政缺口。1998年底，查韦斯刚刚就职时，国际油价降到了灰暗的最低点：10美元一桶，而委内瑞拉政府赤字却高达70亿美元。2010年，当油价飙升超过100美元时，委内瑞拉政府赤字也飞升到了450亿美元。

“查韦斯的改革一旦被启动，只有呈加速度向前。”詹妮弗·麦考伊告诉我们，民众主义动员的问题在于，领导人必须时刻保持支持者们的热情，这导致他们越来越厌弃在现有政治体系框架内按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政策，使自己依靠强力锻压成的社会大众政治板块上，不断出现新的裂痕。

“即便在查韦斯去世后，我们也很难仓促评价他给委内瑞拉留下的遗产。”詹妮弗·麦考伊这样说。截至2006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下降至30%，人均收入增长了大约5%至8%，在政府组织的民意测验中，60%的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在医疗、教育与社会保障福利方面感到满意。“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与历次拉美历史上激进的民众主义试验一样，通货膨胀和赤字高居不下，委内瑞拉经济变得更加依赖于石油和进口。商品持续短缺，犯罪率大幅上升，更令人不安的是，自1958年《菲霍角协议》以来，委内瑞拉苦心构建的社会政治体制被彻底打碎，这个国家的未来前景重新在民众主义的洪流和喧嚣中变得模糊起来。” 拉美国家经济经济学阿根廷比索探索美国政治金线巴西历史智利总统一条斗争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智利政变巴西总统民众石油资源巴西移民美国社会石油美元主义拉美卢拉石油投资巴西经济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