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非典”10年：伤痛与重生

( 2003年5月，张宏病重，妻子丰慧紧紧抓住他的手 )

正如一位亲历者所说：“‘非典’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亲历者和后来者的工作、生活及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更警醒我们，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最初的患者

春节之后的广东已经很暖和，爱美的姑娘们迫不及待地穿起了短裙。而郭仕程还套着一层棉裤，天气冷的时候甚至要套上三四层裤子。他还托去新疆的朋友帮他带回厚羊毛裤。在和我们确认宾馆有电梯后，他才答应过来。因为他根本爬不上楼。

今年51岁的郭仕程从来没有想到，10年前自己会被卷入一场历史大事件中，并成为一个关键人物。而接下来的10年他又始终不断被痛苦所折磨，甚至受到歧视。他是全国第二个非典型性肺炎的上报病例。尽管捡回了一条命，但是落下了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前后支付了70余万元的治疗费，没有报销，都是自己承担。

2002年的12月，郭仕程感到喉咙不舒服，有些发炎。他去河源市中医院看病，打了几天的吊针都不见效果，反而咳嗽了起来。他又去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诊，医生怀疑他肺部有问题，安排他做检查。做完检查的下午，郭仕程突然发高烧，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马上就住院了。

( 这些医护人员身着简单的防护服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 )

他对面病房住着另外一名病人，名叫黄杏初。黄是一名做客家菜的厨师，长期在深圳的酒楼工作。不久前因为发烧咳嗽回老家休养，后来便住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黄杏初病得很严重，高烧不退，很快转院去了广州军区总医院。郭仕程后来知道，黄杏初便是后来第一例“非典”上报病例。他怀疑自己是由黄杏初传染的。

黄杏初走了后，郭仕程的病情也不见起色，退烧针打下去，温度降下。但药效过了之后，依旧高烧。住院三四天后，郭仕程也申请转院，去的是钟南山任所长的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也就是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郭的弟弟找了一辆车拉上他去广州。郭仕程觉得自己精神尚好，不发烧的时候还开了一段车。

(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尹炽标 )

但是到了广州“呼研所”后，他病情迅速恶化，高烧昏迷，马上就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由于高烧不退，用了很多激素治疗。他逐渐脱离了危险，在病房里度过春节后，外面的疫情已经爆发了，医院人满为患，床位紧张。钟南山告诉他：“你好了，快走吧。住在这里也没好处。”

郭仕程又回河源市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月。他是坐着轮椅出院的，站不起来，也没有力气走路。事实上“非典”后的第一年，他都没有能摆脱轮椅。2003年底，他开始浑身骨头痛。这时候，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打电话给他，要他去做复查，此后连续进行了六七年的跟踪检查。复查中发现，他患上了“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

(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鸣 )

郭仕程开始了漫长的治病之路。广东省内的大医院都跑遍了。后来在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做了手术，从双腿腓骨上取骨进行了股骨头关节置换。他还去了北京最有名的骨科医院积水潭医院求诊。家人半夜两点钟排队，挂了骨科主任的诊疗号。他告诉医生，他是“非典”的第二例上报病例。北京的专家安慰他：“你已经不错了，手术之后至少能站起来，还能走路。”

郭仕程虽然能一瘸一拐地行走，但是疼痛仍旧折磨着他。尤其天气变化时，浑身骨头剧痛，必须要吃大量的止痛药来维持。尽管他不胖，但血糖和血压都很高，也是“非典”后的症状。医生叫他控制饮食，他每餐只吃一点饭，常饿得头昏眼花。他还出现了肺部纤维化的情况，冬天经常咳嗽，但与骨头的疼痛相比已不算什么了。

( 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唐小平 )

生病那一年，郭仕程41岁，做点小生意，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还算平稳。“非典”出院后，他便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站起来的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出去散步走一会儿就要坐一下。坐着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不然腰会很痛。“跟你们谈话，已经是坐得最长的一次了。”郭仕程说。他不能在外面停留太久，最怕的是大便。他的双腿完全蹲不下去，必须用马桶。所以他也很少去串门。好在现在住在妹妹的一间一楼的房子，无须走楼梯。

治疗“非典”，他花了39万多元的医药费。自己出了20万元，又从亲戚那里凑了20万元。这10年来为了治疗股骨头坏死和其他后遗症，他又陆续花去了30万元。这10年的医药费总共达到了70万元。几年前，他不得不卖掉了房子，换40万元治病。而现在他每个月的药费依旧要上千元。郭仕程很早就从单位下岗，没有上过医保，只能自己负担。

( 2003年4月28日，上海三枪内衣厂职工在赶制防“非典”口罩  )

因“非典”而起，他不仅失去了好身体，也不断贫困，借下了一堆债务。因为是最早的“非典”病人，而且没有参加医保，郭仕程没有得到报销和补助。很多年来，他去各级政府反映问题，希望能够帮他解决一些费用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只有香港红十字会给了他2000元补助。现在的生活更多依靠子女的帮助。

除了身体的衰弱，我们问郭仕程这些年还有哪些变化。“更孤独了。”沉默良久后郭仕程说。即使“非典”已经远去，没有新发病例，他还常常感到歧视。有时他去政府机关办事，或者找人聊天，不管冬夏，别人都会立刻把门窗打开，通风排气。而他也有只有讪讪地退出。

我们到河源的第一天，就去紫金县东方村去寻找第一名上报病例——黄杏初。媒体对黄杏初的追逐，在10年前就曾热闹过一阵，甚至刊登了他工作酒楼的名称，搞得生意全无。黄杏初也只好辞工回乡，隐居起来。2003年“非典”疫情后期，他短暂出现在公众面前，澄清并没有拖欠医药费。此后便消失于人海，杳无踪迹。

黄家三层半的楼房还在，但大门紧锁，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不见任何生活用具，显然已经好久无人居住。黄氏族人们告诉我，黄家几年前就已经搬走，很少回来，黄本人“身体恢复得还不错”，还在临江镇开了自己的餐馆。黄杏初现在很怕被人找到，他甚至改了名字，希望与过去做一次彻底的切割。

地方医院和基层医生

如果不是因为“非典”，医生叶钧强的命运不会因为30多公里外的黄杏初而改变。1999年，他从上海的铁道医学院毕业，回到家乡河源市人民医院工作，分配在呼吸科。

作为一名基层医生，他的工作一直很忙。我们在河源两次采访了叶钧强。第一次是在中午吃饭时，他本来应该早上8点下夜班，但又连续收治了两名重病号，一直忙到12点。第二次是在周六傍晚去医院给他拍照。下班是在16点多，但因为要参加了两次会诊，一直拖到18点多。拍完照已经是19点后了，他在办公室喊了一声：“我终于可以下班了。”

黄杏初住进医院，大概是在2002年的12月中旬。当时他已经在深圳病了一个星期，热度越来越高，并且伴有剧烈的咳嗽。因此，来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

医生将其收进了内一病区住院，负责他的是医生叶钧强。病人住院后，继续高烧、咳嗽，后发展为呼吸困难。正常人每分钟呼吸约在18次左右，可他竟然达到了近40次，像刚刚一口气爬上了10层楼般地喘气。

第二天一早，叶钧强医生走进病房查房，只见病人头上、胳膊、大腿、股沟处都放着冰袋。由于各种退烧药都无效，夜班医生用冰袋给其物理降温。尽管如此，病人仍然有近40摄氏度的高烧。拍片检查，发现两肺都有阴影，表现出较重的肺部感染。10年之后，叶钧强还记得看黄杏初胸片时的诧异，“他的气管内膜已经纤维化，肺像玻璃似的，这样的胸片从来没见过”。

对于这个病人，护士肖冬梅和周萍（化名）也印象深刻。因为他高烧不退，用抗生素也不管用，非常顽固。晚上值班时要经常去照顾他。

按照叶钧强的记忆，黄杏初因为病得太重，只在河源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决定将他转院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叶钧强和另一名护士随车护送。回程时由于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迷路，他凌晨4点多才回来

正是流感多发的季节，叶钧强第二天照常工作，又连忙了几天。叶钧强的发病是在12月24日，那天正好是平安夜，他发烧了。开始咳嗽，只是干咳，没有痰，再去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作为呼吸科的医生，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炎。但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第一位被“非典”感染的医生。“‘非典’让我从此认识到，作为一名医生是有职业风险的。”叶钧强说。

住院后，症状发展很快，咳嗽、气促，叶钧强的呼吸每分钟已经到了30多次。肺部炎症发展也很快，两肺都有阴影。与此同时，包括肖冬梅、周萍在内的8名医护人也都病倒了。症状全部一样，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阴影。而他们都曾参与黄杏初和郭仕程的救治、护理工作。这显然是一起严重的传染病感染。河源医院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立即在呼吸科辟出专门病区，将患病的医务人员无论症状轻重，全部收进住院。同时将情况向广东省卫生厅领导汇报，请求派专家组来河源会诊调查。

专家组离开后，《河源日报》也发布了关于疫情的报道。李远飞是当时报社负责社会新闻版的主任。10年之后，他向我们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报纸的一把手在市长家里讨论这条稿子，两人逐字逐句推敲，我在报社一直等到了夜里两三点钟。报道中提到，河源发现了病例，初步命名为‘不明原因的非典型性肺炎’。文章结尾说，‘尚未形成疫情’。”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非典”的公开信息与新闻报道。

当时河源已经出现了“抢醋”、“抢盐”、“抢药”的恐慌状况，一支10元左右的普通抗生素在药店卖到了80元，罗红霉素也被卖断了货。“如果说这10年最大的变化，我认为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和力度在不断加大，让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是消除恐慌的最好方法。”李远飞说。他现在已经离开《河源日报》，任河源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周萍起先以为自己是感冒。拍了胸片，医生看后觉得奇怪，认为是结核，建议她吃罗红霉素。但是三天后，病情也没有好转。她家住在七楼，走到四楼就开始大口喘气，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说明呼吸功能已经不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她感到更加虚弱，浑身发冷，出现咳血。随后她接到医院通知，要她去拍片子。结果肺部阴影扩大得非常迅速，她随后也住院了。

叶钧强病得很重，被迅速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前面三天在监护室里我什么都不知道，每天都39.5摄氏度以上的高烧，但是没有用激素。我不停地喝水，最多一天喝了10暖瓶水。后来又在监护室住了两个星期，醒来问今天星期几了。”叶钧强说。

陪护叶钧强的弟弟也有过短暂的发热，但很快就好了。同住一家医院的黄杏初家属也有类似的状况，但因为不严重并很快痊愈，也没有在意。但叶钧强一直很严重，他前后在医院住了3个月。

肖冬梅和周萍的治疗时间并不长，春节前就出院了。经过短暂休息后又重新投入治疗“非典”的工作中。她们两人还捐献了“血清”，救治北京的老军医姜素椿。

但“非典”不像感冒，病好后人能很快复原。在很长时期内，周萍感到疲劳和虚弱。即使连买菜做饭这样的家务都感到很艰难。有段时间，她和丈夫、孩子分睡，害怕传染给家人。“我躺在床上感到很冷，而且一直都暖和不过来。”周萍说。即使今天，她依旧不希望被人知道她曾受到感染，不希望被拍照，害怕受到歧视，害怕连累到家人。

肖冬梅康复后，身体一直贫血。她很庆幸当时只有1岁的孩子留在公婆家照顾。“尽管我曾是‘非典’患者，出院后也参加了‘非典’的救治工作，但我一直害怕看关于‘非典’的新闻、电视片、图片，不愿看任何的报道。想起来都会起鸡皮疙瘩。也许是后怕吧。”肖冬梅说。

叶钧强病愈后出现了肺部纤维化的后遗症。每年国庆节后到第二年的“五一”，他都会持续咳嗽。这种病需要吃一种叫“富露施”的药。但价格较贵也无法由医保支付，叶钧强只吃过一个月的捐赠免费药。“我以前身体很好，在球场上踢后卫，现在差很多，附近的小山都爬不上去。”叶钧强说。

“非典”之后，叶钧强把呼吸内科学、感染病学和危重症医学当作自己的专攻方向。2003年他去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进修一年，2006年又在军区总医院的ICU进修学习6个月，2007年到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参加国际技术培训。“人类的历史已经有数万年了，但对于疾病、病毒的科学研究不过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未知的东西依旧很多。经历了‘非典’后，我更愿意把精力用于探索这些未知的领域，通过自己的努力，知道的多一些。”叶钧强说。

河源人民医院的历史很久，其前身是瑞士巴差色教会在1906年创办的仁济医院。在“非典”爆发的2003年，医院的规模很小，只有200张病床，位于老城中心，要服务300多万人。河源地处山区，也是广东相对落后的区域。医院设施差、待遇低，很难吸引人才。医院副院长王步云回忆说，当年副主任以上职称的医生全院才有9个人。

“非典”中，基层医院能力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救治能力弱，规模小，设备落后，消毒、感染管理不规范。2002年，河源市医院还没有一台标准的救护车。“说好听了是救护车，其实就是金杯面包车把后面的座椅拆掉。”叶钧强说。

“非典”之后，广东省开始投入资金加强了地方医院的建设，平衡医疗资源。“我们不能总把病人往广州送吧。”副院长王步云说。

2006年新医院在城市新区开工建设，一期投资3.5亿元，按照三甲医院的标准设计，2009年建成启用。原老医院留给了市中医院使用。新医院的病床数从此前的200张上升到了700张。还新建了一座4层的感染楼，按照负压病房设计，有94张病床，以应对呼吸类传染病。今年开始新医院的二期建设，建成后病床将增加至1500张。在王步云看来说，医院壮大后最明显的效果是能吸引和留住人才了。10年间，医院副高以上职称的医务人员直线上升，由9人增加到了173人，今年申报后要达到200人。

传染病医院的挑战

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新院区开始运营。新院有200亩地大，面积是市中心老院的十几倍，一期建设了200张病床以及一层独立式的ICU病房。二期工程完工后，总病床数将达到1000张。这家医院的历史也很长，其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市立传染病医院，是一间基督教会医院。

2003年“非典”期间，第八医院是广州市收治“非典”病人最多、时间最长的医院，总共收治了确诊和疑似病例413例（其中确诊265例），接近广州总确诊1283例的1/4。其中收治的第一、第二代病人较多，传染性较大。其中就包括转过两次院、传染了120多人的周姓“毒王”。

但在收治病人的过程中，第八医院遇到巨大的挑战，病房、设备、资源都比较落后，往往要用各种“土办法”解决问题。“长期以来传染病医院的建设相对滞后，条件与环境是比较差，国家也不太重视，没有什么投入。”第八医院院长尹炽标说。在广东省整体医疗格局中，传染病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也暴露明显，尤其缺乏呼吸类传染病的医疗设施。但“非典”第二年，第八医院的新院工程就开始立项，迅速上马，一期工程投资4.1亿元，二期建成后总投资达到10亿元。

现任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唐小平，当时担任第八医院院长，刚刚上任两个月。他从传染病医生做起，历任科主任、副院长、院长。2003年1月31日是腊月二十九也是除夕（这一年没有年三十），唐小平中午还在番禺与艾滋病患者聚会。他有一个习惯，每年春节都会和艾滋病人吃饭。中午他就接到了市卫生局的紧急通知，下午开会，通报“不明原因肺炎”的情况。“此前已经听说了佛山、河源、中山的病例，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赶在春节前开紧急会议都不会有好事。”唐小平向我们回忆说。

唐小平立即指示时任副院长尹炽标去开会。尹炽标在第八医院已经工作了20多年，在唐小平担任市卫生局副局长后，他成了医院的院长。尹炽标回来告诉唐小平，上级通知我们准备接收病人。“当时我们没见过病人，也不知道会有多少病人。我心里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非典’是呼吸方面的传染病，我们主要病人是肝炎和艾滋病，呼吸疾病救治能力弱，比不上有胸科的医院。不过卫生局认为我们是传染病医院，更有资格接受。所以我们就责无旁贷地承担了下来，成为收治‘非典’定点医院。”尹炽标说。

但实际上，在当时尽管第八医院是传染病医院，但其硬件水平并不足以应对“非典”。第八医院只有一座住院楼，肝炎、艾滋病和一些杂病都住在其中，隔离条件不理想。在当时连中央供氧都没有，更不要说负压病房。大年初一早上，例行的中层干部团拜会变成了抗击“非典”动员会，唐小平在会上说；“广州八院能否完成胜利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能否笑傲江湖，就看大家的努力了！”

于是，除夕之夜医护人员加班腾空了一层楼，作为“非典”隔离病房，清空一些病号，并连夜准备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具。后勤人员开始加班做口罩、隔离衣和帽子。第八医院有一种自己制作的口罩，有12层棉纱，曾用来应对流脑、流感类呼吸类传染病，效果很好。医护人员也取消了休假，上岗待命。

大年初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最开始来3人、5人，然后7人、10人，最多的一天收30多人。开始准备的一层楼，很快就满了，马上就开第二层、第三层。最多的时候同时有三层半楼作为“非典”病房。每层45名病人，总共接近150名病人。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个人同时上呼吸机。这些病人几乎个个都要吸氧，当时医院还没有中央供氧设备，都要依靠推氧气瓶过来。一名护士上一个晚班，要换一二十瓶氧气，还要抢救插管，工作量非常大。

病人病情的加重，又引发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没有正规的ICU重症监护室。“好多重症病号以前就是在一个病房里，一个单间加上些监控仪和呼吸机。所以后来的重病号我们抢救起来就不太顺手，因为重症病人需要插管，维持呼吸，还有监护，我们的地方就不够用。”尹炽标说。另一方面，ICU病人需要24小时监控，要求整组的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抢救技能要求比普通医生要高很多。但当时第八医院也没有这样的队伍，护理人手不足，通常采取巡房的方式。

在当时的条件下，唐小平和尹炽标立刻组建了临时ICU。把重症病人集中起来，每个床配上呼吸机及其他抢救和监控设备，同时加强医护人员的力量，两三个护士专管一个病房。第八医院的人手不够，在市卫生局协调下，从市一医院调来赵子文和王凯医生加强呼吸科的力量，各市属医院先后调来60多名护理人员，共同组成了一只“多国部队”。

在当时的条件下，避免感染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务。最危险的工作是给病人上呼吸机，这时要把病人的口撑开，把管子插进气管内，医生和病人的距离几乎是零距离。病人受到刺激往往会咳嗽，含有大量病毒的飞沫和呼吸道分泌物就会喷向操作的医生、护士。

“2月6日我们开始出现第一位医务人员发烧，后面到了2月19日，有10名医生、10名护士一共20人病倒。其中有我们感染科主任蔡卫平。”唐小平回忆说，“他开始有点发烧，以为没什么事，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但后来一下加重，就转去了‘呼研所’治疗。蔡医生1.8米的身高，魁梧健壮，病情重的时候，一杯水都无法自己端起来。”最艰难的时候，唐小平想到的最差的结果，就是医院有可能要封闭关门。

医护人员陆续倒下感染，让唐小平和尹炽标确实感到紧张。与传染病打交道多年，无论霍乱、登革热都积累了丰富的应对传染的经验，但对于“非典”却心里没数。

恐惧更多源于未知。“不知道病原是什么？病是从哪里来的？都说是通过呼吸道传染，但似乎也不仅仅通过呼吸道传染。”尹炽标说。他也怀疑病原是病毒，“因为衣原体用强力霉素治疗两天三天肯定好，即使是最顽固的衣原体，也肯定会有变化的，哪怕是很小的变化。但实际上用抗生素一两周都没作用”。

为了解决传染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改善空气循环，形成空气的单向流通，医护与病人有各自的通道。但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对病房进行全面的改造。于是唐小平、尹炽标就构思了一个“土办法”。医护人员从东梯上来，走中间的通道进入病房，病人从西梯门诊进来，上了电梯以后，从两边进到病房。这样中间通道就变成密封结构。每个病房外走道都加了一个排气扇，抽气出去，形成主动的定向排气通风，就不会出现空气的反流。这样中间医护人员的通道接触的都是新鲜空气。

施工时最初找不到人，没人敢来干活。唐小平、尹炽标最后找到并说服了以前在这里做过维修的包工头，工人们穿上隔离衣帽进去施工。随后，病房内又增加了空气消毒器，使用移动紫外线照射，以及加强擦拭消毒。几项措施并举，医护人员的感染控制住了，他们的心也放下来了。

进入3月后，广东的疫情得到了控制，逐渐进入了尾声。4月，世界卫生组织来广州考察，参观了第八医院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没有负压和新风系统的病房竟然要住3个病人。而且除了“非典”病人外，第八医院还要负责住院的艾滋病人以及无法转院的重症肝炎病人。

“非典”之后，政府迅速加强了传染病的医疗资源的建设，将第八医院从拥挤的市中心迁出，在白云区嘉禾开辟新院，硬件全面升级。“政府考虑到我们这个地方太窄了，原先只有一座住院楼，不同的病人没有完全分开，又在市中心，周边没有隔离带，对医院对社区都不合适。”尹炽标说。

新院分为两大部分，共1000张病床，一部分是专门的传染病区，另一部分是综合病区，两个区域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隔离带。其中500张病床平时收综合病人，这部分也是完全按照传染病的标准建造。如果传染病的500个床位用完了，就可以随时启用另一半后备。平战结合，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尹炽标告诉我们，在“非典”后，传染病医院的发展也形成了新的认识与共识。一方面，二级以上医院需要设立感染科，每个城市有一个专门的传染病医院。较大的医院可以保留一部分感染科病房，但不宜太多，因为平时并没有那么多病号。另一方面，专业传染病医院要发展为有传染病特色的综合医院。传染病人也会有一些其他病症，最好能够在传染病医院救治，控制在特定区域内解决，而不是将病人转到其他医院。否则不利于对传染病传播的控制。“非典”病人就曾出现过多种情况，肝功能问题、肾衰竭、出血、骨折，还有孕妇。“所以现在的传染病医院不仅是要治疗传染病。它的定位是有传染病特色的综合医院，也要能治疗传染病人的其他病症。”尹炽标说。

疾控中心的定位

第八医院新址的隔壁是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1年，疾控中心也从市中心搬到了白云区的新址，面积从原先的4亩一下扩大到了120亩，建筑面积从1万平方米增加到了4万平方米。院内建起了比较完备的检测试验设施，包括理化实验楼、生物实验楼、动物实验楼。

“‘非典’暴露出来疾控系统薄弱，基础建设、人才、仪器都相对落后。技术和专业素质也很糟糕。”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鸣对我们说。“非典”之后，国家卫生政策从重治疗轻预防，转向了治疗与预防并重。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部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为卫生投入的建设重点，甚至是衡量公共卫生体系标准高低的标志。广东省2003年以来，各级疾控中心的改建项目就达到了109个，包括省疾控中心、21个市级和87个区县级疾控中心，总投资30.9亿元。

王鸣是学临床医学出身，但从硕士毕业开始就干起了公共卫生工作。2001年，广州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控中心”，“非典”之后新的疾控中心办公区立项开工，2010年竣工搬迁。王鸣正在忙一件新的工作。广州市政府最近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中心”也放入疾控中心，投资3000万元，3年建成。主要负责食品安全与风险的评估工作。“现在食品安全的问题很多，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王鸣说，“以前是疾病来了，我们去应对。现在我们的职责还包括对公共卫生的评估和预警，增加了疾控工作的含金量。”

王鸣还保留着2003年1月31日的工作与会议记录，当时他担任疾控中心的副主任。这一天上午8点半，市卫生局副局长姚建明在疾控中心召开会议，紧急传达了《关于印发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报告的通知》。下午13点30分，又召开了全市卫生及防疫紧急会议通报疫情发生状况。会议到17点才结束。19点，王鸣正在吃年夜饭，就接到了广医附属第一医院的疫情报告。他和主任杜琳、流行病科科长周端华迅速前往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要达到有效治疗，遏制疫情，就需要尽早确定病原体，搞清楚到底什么才是凶手，如何致病，如何传播，所谓知己知彼。疾控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传染病病原的排查。不仅要试验排查咽漱液，还参与了3例死亡“非典”患者的局部尸体解剖，采集尸体肺组织、支气管、支气管黏液、肺门淋巴结、胸腔积液等样本。2月中旬，疾控中心实验室通过对尸体解剖样本进行病毒培养，初步结果显示通过人胚肺细胞接种的标本出现细胞病变，并在实验室中成功分离出4株病原体。随后捕获了冠状病毒颗粒和衣原体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多国科学家和实验室的通力合作下，终于确定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为了切断传播途径，就必须追溯病毒从何而来，宿主又是谁？2003年5月，疾控中心进入野生动物市场进行调查，采集商贩的血液和动物样本。他们发现了果子狸与SARS病例直接相关的证据。市场上的果子狸百分之八九十都携带有SARS病毒，而市场里人群的血清抗体阳性率也有一半左右，说明他们都感染过病毒，但是没有发病。

但调查发现，携带SARS病毒的果子狸只存在于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其他来源地的果子狸身上则没有。“国家疾控中心曾在江西、湖南、广西的果子狸养殖场也做过调查，也没有找到SARS病毒。”王鸣说。果子狸在某种环境中才会携带SARS病毒，原因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果子狸的上一级宿主和传播者目前也还没有找到。“这些到现在还是个谜。”王鸣说。

2003年底，广州市又发生了4例“非典”病例。广州市疾控中心调查发现，其中一人为经营果子狸餐馆的服务员，有两人都曾经于病发前在这家餐馆吃过饭。所以，果子狸虽然不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但在市场流通中充当了病毒储存宿主的角色。果子狸身上的SARS病毒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独特的饮食文化，珠三角地区对野生动物的需求很高，全国各地饲养的野生动物大多销往广东，广州市野生动物市场是全国各种野生动物的重要集散地。2003年5月，广州省将果子狸等清除出野生动物市场，但8月下旬多种野生动物再度回流。年底再度出现新发病例。2004年1月，广州市政府严格禁止市场出售果子狸，对果子狸进行扑杀，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

2012年，王鸣还想搞清楚SARS病毒是否依旧存在。他又去出售野生动物的市场，抽取了100名从业者的血样化验，没有找到抗体，他们都没有遇到这种病毒。“很可能SARS病毒已经在自然界消失了。”王鸣说。

值得注意的是，疾控中心发现SARS病毒的传染性因人而不同，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卖果子狸的、宰杀果子狸的人未必感染，但服务员和食客却被感染了。”王鸣说。这样的例子在后来的禽流感中也曾出现。SARS病毒的传染规律现在也未能搞得特别清楚。

每天统计病例是“非典”时期疾控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最初通过电话报告或者传真，数据统计比较混乱，因为患者可能先后在不同的医院就医，会造成统计的重复。随后，疾控中心设计了电脑报告，直接剔除重复统计。最初只是报数，后来是报详细的名单。重点监控学校、社区，同时将流动、农业人口也纳入监测视线。每天汇总的数字，通过发布会和媒体传递给公众，使疫情发展状况更加透明，直接促成了疫情信息发布制度的形成。

传染病流行后，医院负责救治工作，疾控中心则要提供预防控制的策略，釜底抽薪，防止传染，为公共卫生筑起一道大堤。

让王鸣至今还自豪的，是广州市疾控中心在“非典”早期很快就制定了“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消毒隔离指引”，这是全国第一份较为详细的针对“非典”预防的工作指引。随后疾控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起草了13份“防治指引”，包括“院内消毒隔离要求”、“防治工作方案”、“流行病学调查采样检验要求”、“消毒指引”等，构成了最初预防控制策略体系。这些方案上报到国家疾控中心，并转发到其他地区作为参考，“甚至连错别字都没来得及修订”。

“今天看这些方案难免粗糙，不过在当时还是很有用的。更重要的是，时间迫切，必须争分夺秒，所以难免仓促，但‘非典’流行早期别的地方专家也没有太多的经验。”王鸣说。

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广州市疾控中心最先提出了“居家隔离”的方案。由于“非典”患者的接触者过多，医院无法为他们提供隔离和观察的空间，所以疑似病例和接触者采取“居家隔离”。这实际上是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弥补了卫生资源的不足，直接切断传播途径，既实际又管用。

“非典”之后，卫生政策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重视医院治疗忽视公共卫生建设，转向了治疗与公共卫生并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公共财政的转向。“非典”之前，疾控中心的大部分收入需要自己去通过有偿服务去获得，公共财政只提供少部分资金。“非典”之后，政府对于疾控中心的公益属性认识更明确了。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给我们提供的材料，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疾控中心，都已经实现了财政全额拨款，省疾控中心和湛江、韶关、潮州、佛山等市疾控中心实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大部分市、县级疾控中心已纳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管理。

“以前我们的收入是全部靠自己，现在由国家供养，自己的创收只是少部分，这样就可以把精力更多集中在公共卫生上面。”王鸣说。广州市疾控中心现有编制320多人，今年还要增加几十个新编制。

在业务上，“非典”后疾控中心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加强了对于公共卫生风险的防范和预警。广州市疾控中心每年都会对当年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预测与风险评估。比如发生登革热的概率有多大，通过对蚊子滋生密度、积水范围、蚊子幼虫数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给出评估报告，由政府进行决策。“我们每年会对城市的公共卫生安全，建立预警机制和分析体系。做这些工作，也是源于经历了‘非典’后的经验。”王鸣说。

“非典”对于王鸣最直接的触动，就是重视科学的价值。他至今还遗憾于没有最早确认“非典”病原体就是SARS病毒。“香港从淘大花园的调查，掌握了气流对‘非典’传染的影响，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尽管香港的病例不是很多，但是对疾病的传播途径和规律提出了很科学的见解。”王鸣说。

“‘非典’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亲历者和后来者的工作、生活及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更警醒我们，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王鸣说。

一个人与一群人

“非典”之后的10年，唐小平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2002年9月底，他被任命为广州第八人民医院的院长，是当时广州最年轻的三级医院院长。2008年3月，他被调到广州市卫生局担任副局长，成为一名专家型的卫生官员。“以前作为一个医生，考虑的是每一个病人的健康；现在我考虑的是一群人，一座城市所有人口的健康问题。”唐小平对我们说。

唐小平研究生毕业后，就开始从事传染病领域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主要方向是肝炎和艾滋病。2003年“非典”爆发时，他担任院长的第八医院收治了广东最多的病人。唐小平还记得他的一名“非典”患者，是一名年轻人，恐惧痛苦得想要自杀。唐小平查房的时候告诉他，很多人都康复出院了，应该有信心。年轻人渡过难关后恢复了健康。第八医院400多名患者中（其中确诊265人），只有12人死亡。

3月，香港“非典”疫情爆发，唐小平和钟南山同被香港聘为顾问。疫情平息后，他去马来西亚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届“SARS大会”，并做学术报告，还曾受邀去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做SARS学术报告。唐小平认为，国际上对中国“非典”疫情的处理方式与效果十分认可，“因为我们的死亡率是全球最低的。尤其在广东省还不到4%（广东省卫生厅统计治愈率96.2%）”。

但另一方面，“非典”就像一面无法妥协的镜子，照出了更多的问题。

“‘非典’之前几十年，我们都没遇到这么严重的传染病。公众甚至对传染病的观念已经淡薄了。包括医务人员，很多实习医生都不去传染科实习，甚至一些传染病医院面临生存危机都改行了。疾控中心的建设也很薄弱，基层疾控系统条件就更差，在大疫情面前捉襟见肘。”唐小平说，“同时，政府管理机制不到位，各部门缺乏协调，缺乏应急处理预案。无论信息发布、疫情通报、社会动员都是临时措施。”在这个意义上，“非典”所反映出的是医疗、公共卫生、应急能力与社会建设的多方面危机。

在唐小平看来，“非典”所带来的最大收益，即“我们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识和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不仅直接增加了公共财政对于卫生医疗资源的投入力度，大幅偿还欠债，提高硬件水平；在应急体系建设上，推行公共卫生领域的“三制一案”——体制、机制、法制与各种应急预案。通过健全的体系、制度体系，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这些成果也被应用于自然灾害及其他重大事件的处理。

“非典”之后，各级“应急管理办公室”开始设立，成为处理突发事件的指挥中心。从国务院到省、市、区县、重点医院、疾控中心都设立相应机构，构成了一个一个应急指挥系统。“非典”时期，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即使在医疗系统内，医院也所属不同，有省属、市属、教育部所属、军队所属及行业所属等，指挥不顺畅。“非典”之后，医院全部由属地管理，资源统一调配。到2012年11月，广东省共有16个市卫生局设置了卫生应急机构，广州市大部分区卫生局都成立了应急办。“在更基层的单位，即使没有应急机构，也会有专人来负责这些事情。”唐小平说。

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广州市已经制定了各种卫生应急预案数十个，涉及鼠疫、流感大流行、禽流感、登革热大爆发，食物中毒，大型场馆倒塌，核辐射，生物、化学袭击，重大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医疗卫生应急，并成立相应的专业的应急专家队伍。各应急队伍，每年都会组织有针对性的演练和培训。

广东省还组建了318名高级职称专家组成的卫生应急专家库。成立了覆盖传染病、食物中毒、职业中毒、重大事故、核和辐射、反恐怖、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抗洪救灾等专业的省级专家队伍12支。

“在亚运会期间，我们还要求哨点医院，包括综合医院、儿童医院、社区医院，以及学校、幼儿园等对发热、皮疹、黄疸、腹泻、结膜充血等症状进行上报，与历史数据对比，随时判断可能发生的情况。在药店我们也会监测感冒药的销售数量。”唐小平说，“此外，珠江水、蚊子、老鼠等也在监测范围内，看看水中有无病原体及含量、蚊虫密度和老鼠带毒情况。”

广东作为一个特殊区域，是内地与港澳的出入口，也是国际交流的大通道。在“非典”时期，粤港澳地区就已迫切需要疫情信息共享，应对方案的交流与协作，需要形成联动机制。

广东最先发生疫情，香港希望了解广东的信息，还要绕道北京得到通报。“非典”后，广东省开始建立起了粤港澳传染病防治合作机制。粤港澳三地指定联络员，每月15日交换当月的《传染病监测月报》，相互掌握各地发生的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确保发生重大传染病时，有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发布。三地卫生部门根据联合防治传染病工作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相关会议，成立粤港传染病防治专家组。三地采取轮流主办的方式，每年举行一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防治合作联席会议。

2012年11月，在广州刚刚召开了第11次粤港澳防治传染病联席会议。“港澳传染病信息简报都会定期发到我的信箱，随时可以了解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大家都清楚，传染病是没有区域界限的。”唐小平说。

“非典”还完善了公共信息发布制度，并直接催生了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产生。唐小平本人就还兼任着广州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艾滋病的防治是唐小平的老本行。10年来广东省艾滋病快速上升势头被遏制，根据广东省卫生厅提供的数字，全省吸毒人群感染率从2005年的3.8%下降到2011年的1.9%。10年减少了约12.4万艾滋病人，减少社会经济损失400多亿元。“近两三年，每年新感染人数都是5万左右，基本稳定了，没有大幅度飙升。”唐小平说。

采访唐小平时，他正在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卫生部为此已经下发了相关文件。当时中东已报告了12例感染，死亡6例，死亡率非常高。“人类掠夺式开发，导致自然环境的快速恶化，新的、未知的传染病可能爆发，旧的传染病也可能死灰复燃。”唐小平说，“人类始终会面临传染病的危害。而且医学通常无法预测新出现的传染病，只能在发生后不断去认识它，我们的认识也始终是滞后的。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

钟南山

在广州采访的十几天中，我们一直努力联系10年前的“关键先生”——钟南山。但钟南山实在太忙了，春节在惠州短暂休假后又马上投入了工作。每次给他打电话，他都用低沉的声音说“正在开会”，或者“正在ICU抢救病人”。

“非典”之后，钟南山主持的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也获得了新的发展，一座29层高的新楼拔地而起，立于珠江北岸。当年钟南山的ICU病房成为一座诺亚方舟，挽救了众多生命。在新楼的6层，钟南山又建了一座有21张病床的大型综合ICU，更大也更先进。很多时候，钟南山亲自在这里工作。ICU病房外的墙上写着他们的座右铭：“ICU是战场，无论病情多么危重，都要全力以赴，让病人知道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能无惧困难，就能共同进步，就能创造奇迹！”

在专业领域，钟南山把很多精力投向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我国每年患慢阻肺的人数达3500万，死亡人数达100万，致残人数达500万至1000万。钟南山认为，慢阻肺急性发作不仅会加重患者及医疗资源的负担，而且会加速患者的致残和死亡，应加以预防。2008年，由他领衔、23家医院参与的临床试验表明，一种常用的廉价祛痰药物——羧甲司坦，可减少24.5%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慢阻肺常规治疗费也可下降85%。

关于这项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并以最高票数获得“2008年度优秀论文”。而该项治疗方法已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病防治指南》中。

10年之间，钟南山的职务并没有变化。他今年已经77岁，依旧担任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但另一方面，他已经彻底成为公众人物，不仅仅只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或者中科院院士。人们更愿意听听他对医疗改革、空气污染、城市交通、政府投资的看法。

每周四下午都是钟南山的门诊时间，但由于繁杂的事务，他已经不可能保证每周都出现。但找他看病的人依旧络绎不绝。护士告诉我们，现在的病人还是2007年做的预约。一位医生还在看6年前预约的病人，是医生的荣誉还是患者的无奈？钟南山的一位同事对我们说，也许他更愿意把面对媒体的时间省出来，可以多看两个病人。

钟南山所体现的“奉献、开拓、钻研、合群”的精神也被总结为“南山风格”，被广泛学习。在“呼研所”对面的公交车站上有一幅广告，钟南山穿着白大褂面露微笑举着“文明广州”的标语，他的左右是两名广州优秀的志愿者。此时钟南山的身份是“广州志愿者形象大使”和“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这是“非典”10年后，还留存的一笔精神财富。

（实习记者张若凡对本文有很大帮助） 重生非典10公共卫生管理传染病黄杏初预防医学非典后遗症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广东钟南山伤痛果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