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第二任期展望

（文 / 蒲实）

( 2月4日，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正式赴任，在国务院受到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 )

傅瑞珍（Carla Freeman）与中国的渊源和父亲有很大关系。其父傅立民是尼克松访华代表团的首席翻译，后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克里担任国务卿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会呈现出与国务卿克林顿时期不同的特征吗？

傅瑞珍：作为参议员，克里表现显著，但是就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来看，他缺乏经验。对此我们感到不确定。在有关中国和亚洲的政策方面，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政策规划者。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将取代坎贝尔以及对坎贝尔政策的延续程度。但是，从根本上说，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在努力为克里将领导的国务院定调。她强调中美两国间的新合作精神，认为只要中美都遵循规则，两国的竞争将会是良性健康的。总体而言，继续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将会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一个重要聚焦点。接下来的对华政策将会是像以前一样，结合了制衡与合作。问题是，到底会制衡更多，还是合作更多。制衡更多则会体现在军事方面，合作更多则主要是在经济领域。

我们现在军事上的行为是比较温和的。但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确曾致力于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的战略关系，整体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我们给予了更多的道义支持，在发展同盟关系上花费了大量精力，更加强调我们在这一地区的角色。甚至是在具有风险，或者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的时候，我们依然愿意毫无保留地表明我们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我们用这种方式提醒中国和地区其他国家，我们依然在亚太存有军事力量。而我认为，在象征性的前线，这么做会改变这一地区对美国角色的认知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否如预期的那样，实现了改变这一地区对美国军事角色存在的“认知”政策原意吗？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是否滑向了未曾预料到的反面？

( 安徽淮北一家企业的职工正在加工出口到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产品 )

傅瑞珍：我感觉美国的亚太政策更多是对这一地区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盟友国家对中国力量增长的忧虑的回应。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政策的实际效果是负面的，它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促成了对现状的改变。我们在一些领域施加的压力，迫使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做出回应。我特别指的是领土问题。本来中国和它的邻国能采取更低调的方式处理问题。这些事情的部分起因是2009年在一些国家进行的海洋划界立法。开始这本来是地区的一些国家对划界立法做出的反应，然后美国决定介入。这些领土争端中的一部分关键问题是海洋立法，因为要在2009年春季前提交划界文件。我们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回应这些问题。我的确认为越南在一些争端中扮演了导火索、催化剂的角色。当然，因为诸多原因，美国与越南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同时越南与美国、中国有着复杂的关系。美国和越南有着困难、有趣且复杂的关系，这也许是很自然的事。我们认为菲律宾在很长时间内是我们的殖民地，我们最终没在领土争端上站到他们那边，但当他们面对北京的强大实力时，至少我们得显示出与他们站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在钓鱼岛事件中，美国真的尽力敦促日本保持冷静了吗？

( 2012年11月1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右）在新加坡参观一家工厂 )

傅瑞珍：我可以向你保证，美方的确在敦促日方保持冷静，只是我们不能在公开场合直接这样做，但我们通过很多私下的渠道积极沟通。而且日方刚刚进行了一次领导层的更替，因此我们先前与前任政府的商谈都必须重新进行，必须与现在的安倍新政府进行商谈。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但是我认为，尽管安倍晋三的背景偏保守，但他对于中日冲突的代价有着更清楚的认识。大家都认为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强硬，他也因此获得了许多政治支持，这反而可以使他有更多的政治空间对这一问题更加深思熟虑，采取小心谨慎的外交政策。安倍有更大的可能性，不再需要像上一任政府一样，进一步利用和膨胀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安倍通过山口那津男向中方递交了亲笔信，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亲笔信是一种更诚恳的态度，这与之前日本政府通过联合国去达成协议的方式不同，因为如果是在联合国提出来，中国将不得不直接应对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最初的问题，现在这一问题已经有点超出各方预期，那么在华盛顿，在美国的外交圈中，是否对平衡亚洲的政策进行了反思，从而采取一些或许不是根本性的，但是微小的调整吗？

( 傅瑞珍 )

傅瑞珍：是的，在华盛顿，人们对此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人表示，需要重新思考“亚洲再平衡”战略，应该更加关注经济问题，包括之前的提议“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它提出来的时候，没有包括中国，现在美方也在进行重要的讨论，人们都表示承认，任何不包括中国的协议都会是缺乏效果的。美方正在讨论如何建立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TPP。我们将拭目以待，是否会有新的提议出台。

我认为目前对TPP这一构想的执著依然存在。也有一些拥有政策影响力的人认为，应该更加努力使中国加入TPP中。但是现在还无法得知这些人能否最终实际领导政策的实施。对于TPP最终能否实现，将走向何方，也还无法确定。我认为TPP更多具有一种符号性的意义。现在美国确实依然对TPP表示执著，但美方也可能会更多地关注现在已经存在的多边经济关系，并加强已有的关系。

美方并不认为TPP将是排他性的，而且中国、日本、韩国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是TPP提出的背景。中、日、韩都是有影响力的强大经济体，他们相互更加紧密融合，那么对美方来说，有自己的、额外的自由贸易区就显得更重要。我们与我们的亚洲盟友们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十分艰难，部分是因为像农业这样的特定领域。因此TPP并不只是针对中国，而是涉及地区内的贸易联系。但是TPP现阶段被表达的方式和它呈现的发展态势，的确像是要故意将中国排除在外，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亚洲除中国在外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因为坎贝尔最初是一名苏联专家，他最先负责的是苏联事务，然后再转为负责日本事务，坎贝尔相信“日本第一”，而且他是通过他与俄罗斯及日本的联系来了解中国的，当他做到助理国务卿的时候，他才真正第一次直接去了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将中国排除在外，以日本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坎贝尔的世界观。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问题，因为中国和美国近期换了新的领导层，中国将再次成为亚洲的重心，而不是日本。坎贝尔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在他的时代，日本的确是亚洲地区的经济龙头，美日间的同盟关系也曾是美国地区外交的重点。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克里呢？他比坎贝尔更加缺乏外交经验。

傅瑞珍：克里是更加缺乏经验，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将更容易受到专家的影响。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很强势、有主见的人，有着自己的世界观，为自己设定优先事项，与坎贝尔搭档得很好。他们两人有很多观点都很一致。坦诚地说，我认为他们很多的政策，他们的世界观，“软权力”的维度很明显。如果是更为现实主义的、对民主价值观不那么强调的人进入政策圈，不是新现实主义而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人，则会更加注重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他们会不断加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事实是，我们的军事实力虽然不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弱，但我们必须要重新评估我们的军事实力。我们会加强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搞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们无法承受和中国搞军备竞赛、使双方军事紧张升级的后果，代价太大。任何做出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务实的现实主义者，都不会这样处理亚洲问题。

由于克里相对缺乏亚太事务的经验，我猜测，他会更加倚重专业顾问的意见。还不太清楚，究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国务院，会更多在亚太事务上发挥影响力，这的确很取决于两部门头头的个人魅力。

三联生活周刊：当中国开始改变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时，过去定义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一些因素是否会发生改变，并改变中美关系的形态？

傅瑞珍：如果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出口，这将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将开始发生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景正在地平线上显现。所有这些都会剧烈地改变中美关系的形态。现在，我们还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有潜力巨大的内部市场，而中国也有可能能够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对美国来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生产力过剩，所以再提高生产力的空间很小，我们将特别依赖于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对此我们还没有什么战略。只要看看我们最近的一系列决策，我们正在各个层次减少我们的教育经费，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加强的领域，这说明，我们对此还没有一个全面的考虑。我们的地方政府没有经费来资助这些需要加强的领域，因为他们的税收收入很依赖于房地产税收。我们需要思考一种新的财政模式，这是美国的大问题。这不光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也是地方政府的大问题。不过也许“穷则思变”，这些缺钱的地方政府也许会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式。我们也需要改变移民政策，那些愿意冒险、重塑自我的移民是美国创造性的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两国的经济结构发生调整，对于货币与汇率政策的讨论是否会淡出中美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知识产权问题？

傅瑞珍：货币与汇率政策曾经是中美关系的重点之一，但我猜想，这个问题在第二任期可能会很少再被提及。中国更加侧重于本土的创新，也有一些自己的跨国公司，能够替代过去一些美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对外资的需求不再那么强烈，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对美国来说，市场准入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商界出现一些抱怨。但如果你看看像通用电气这些美国企业巨头的分析评估，就会发现，他们仍然非常坚定地认为，要与中国深化经济关系。我想，中国政府释放的信号将非常重要：中国政府还像过去那样欢迎外资吗？那些低端的、简单技术的合资公司很有可能会不再受到欢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我们的公司在发牢骚。但新的合作机会和投资机会始终存在的，甚至我们可以在第三方进行投资。中国更加需要的公司是高科技公司，知识产权就成为更加敏感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美关系，你认为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吗？

傅瑞珍：在历史上，的确存在着权威主义的经济强国，它们的确不是善良的国家，德国、日本就是例子，我们与德国曾经打过大战。所以我们对这件事特别敏感，这是一种历史经验。我并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变得更小，武器也更具摧毁性，战争的代价史无前例。如果我们为共同的利益一起努力，我想还是可能解决问题的。但这需要特别有前瞻性的领导力。奥巴马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有远见的总统，但我们现在的确需要有远见的领袖。美国在“二战”后曾经出现了这样的领袖，但现在不是。也许这样的领袖将会出现在中国。不幸的是，中美之间有太多的不信任和怀疑，我们还是在不断地对冲对方，信任还是不够。也许，欧洲或者其他的第三方能够从中搭建桥梁，为全球建立一个新的框架。 任期奥巴马第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