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再平衡”战略将延续下去

（文 / 蒲实）

( 包道格 )

包道格（Douglas Paal）曾是中情局亚洲事务分析的高级专家，先后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驻新加坡大使馆任职，后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局幕僚。里根政府与老布什政府时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是国安会内掌管亚太事务决策的最高层官员。他还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台北办事处主管和摩根大通的副主席。

三联生活周刊：华盛顿的外交圈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如何看待和反思他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对哪些领域感到不满，并希望做出政策调整？

包道格：我从白宫的人那里得知的信息是，奥巴马的连任本身就是对他第一任期外交政策的肯定，他的外交政策在第二任期将会呈现延续性。亚太政策上，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得到了参众两院的一致支持，所以我认为，几乎不会有任何力量改变“亚洲再平衡”战略。

三联生活周刊：“再平衡”战略看起来有遏制中国的意味。

包道格：中国媒体基本这样看。我一直与白宫的人保持着联系，我也一直告诫他们，对“再平衡”的军事方面讲得过多，对经济和外交方面强调不够，而这些都是“再平衡”战略的组成部分。最初，“再平衡”战略本来是一个整体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因此，当初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非常支持它。但从2011年11月开始至2012年，国防部的人开始不停地说国防预算平衡问题，佩纳塔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做了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演讲，他对重建军事力量谈得过多，这误导人们认为，“再平衡”战略就是美国的军事压力。实际上，美国的军事部署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未来10年也不会。我们的国防预算总体上在缩减。2012年，这一讨论在政治选举年完全失去了方向。

( 2012年1月2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右）和美国国防部长佩纳塔共同出席记者会， 表示为适应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削减与安全战略调整需要，美军将大幅削减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人数，同时尽量保证空军与海军开支 )

我尝试过说服国防部长佩纳塔的方式，说服他软化一下方式。2012年8月他去中国的时候，我认为他很认真地这样做了。他在中国军事院校发表演讲，以更综合的方式解释“再平衡”战略，而不仅仅是军事。我们没有在日本和韩国派更多人和军队，也没有增加船只。我们对中东、地中海、大西洋的旧船只做出一些更新和调整，让它们退役，这是一个从小布什政府最后一年就开始的调整过程；当我们有了新的船只，我们把它们更多地放在了太平洋。所以，美国船只的总体数量并未发生变化，但在中东、欧洲减少得较多，而在亚洲则维持了原有的水平。

美国海军一直梦想在太平洋有更多的船舰，但这只是一个梦想，还没有变成现实。预算约束很难允许美国实现更多的船只。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船只。21世纪，船只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军事资产。它的造价极高，而一旦沉没，就没有了。建造潜艇和不同类型的战斗机是现代军事更经济的方式，它们在战争中的存活率比船只高很多。在我们的政府中，对于海军和战舰的未来以及它们的使用还在进行着很多的讨论。而在中国，讨论的东西和语境却与此完全不同。中国认为我们在澳大利亚增加了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是我们头脑中正在考虑的军事战略。我曾试图向每位我见到的中国学者解释这一点，但他们都很难理解，每个人都在说增兵、增兵。事实是，我们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是不降低等级，在此基础上，有一些微调。比如，在澳大利亚，那其实不是一个军事基地，而是一个军事训练设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我们每年派出3个旅在冲绳岛定期训练，现在，我们将两个旅派往冲绳，一个旅派往澳大利亚。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近年来在中国边境发生的一系列纠纷和冲突背后的系统性动力？

包道格：中国在亚太地区正展示出它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都不曾有过的能力，这将改变地区现状。中国在构建海军力量上投入了实实在在的资金，而其他邻国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加上对主权与领土的要求，这就产生了竞争和冲突。我们需要保持现状。中国的外交在1998至2008年是非常有效和富有成果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使得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大幅上升。2008年以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兴起，外交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这是否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历史上看，国际体系中的领土所有权现状发生改变，无不是通过冲突来实现的。通常只有在战争结束后，才能坐下来谈如何解决。与邻国开战是否值得？我很相信，如果按照现在的这种事态发展下去，很难和平地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叫停。我遇到很多聪明的中国人，相信日本将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事实上，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国内只有5%的人口是右翼分子，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但他们并没有统治日本。人们也误读了安倍晋三，他的行动与语言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很多极端的语言使人们的情感脱离了现实。

1991年苏联解体后，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等在内，极少国家除外，纷纷达成了均势协议。这是亚太地区的总体结构，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也是。中国与亚洲国家结盟的弱势主要在于，中国很强调自己的文化独特性，而盟友通常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中国的周边外交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联动后果。

美国一直鼓励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也在边境地区承担了一些军事责任，但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兴趣，比如地中海、波斯湾和拉美。一个稳定的世界，一个不再需要更多武器与核的世界，是大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希拉里所领导的国务院在外交事务上显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你认为克里担任国务卿后，国务院的工作风格是否会发生改变？克里是否会给奥巴马更多的空间来主导外交政策？

包道格：对这届政府来说，白宫对各个部门都有很强的控制力，包括国务院。希拉里很有能力，很强势，也显得对中国很疑惧，但她也与戴秉国等中国官员合作密切，这是一幅复杂的画面。克里的说话方式与希拉里可能会不一样，但我并不认为会有大的改变。

历史地看，第二任期连任的美国总统最终都会成为“外交政策总统”。第二任期的前18个月，这是总统还能在内政问题做出成绩的时候，奥巴马在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谈的都是内政问题，但是18个月以后，他就会像任何一位连任的美国总统一样，内政上无所突破，感到沮丧，转而专注于外交政策。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正在敦促他尽早思考外交政策问题，比如，希望中美双方能够进行非正式的会谈，让彼此约束竞争的一面，在以后的4年中多进行合作，设定积极的议程。

三联生活周刊：在华盛顿，我听到人们议论，在这两年中，过去一直不愿公开发牢骚的美国商界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陈述他们在中国经商遇到的问题，这是一种新动向。你认为美国商界作为一个变量，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改变？

包道格：每当中美关系处于危机中时，如果没有美国商界的支持，情况就会很艰难。无论是80年代末，还是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的时候，美国商界在推动积极的中美关系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50%以上的美国公司仍对在华经商感到满意。但当商界在寻求更多市场准入时，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国有企业的压力，国有企业对资金和市场准入都有优先权。这是商界对中国的支持开始发生变化的起始点。在具体层面上，我们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不同的具体问题，并不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就能够得到解决的。中美之间有经济战略对话，这一机制应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我们需要在经济战略对话下面创立另一层结构，让中美之间低一层级的官员能够定期地见面，在部级级别上应该有3到4次的会晤，谈论这些具体的问题。两国政府需要在正确的级别上进行对话，寻找破除这些阻碍的方式；这不是一个总体的、概括的问题，而是一个接一个非常具体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商界仍然清楚，中国体制就是中国体制。他们不会把焦点放在改变体制上，而是会放在具体的问题解决上。

三联生活周刊：诺贝尔经济学家、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最近有篇文章指出，中美两国都在进行结构性的改变。中国正在产业升级和加强内需，美国则寻求更多的市场准入。这是否意味着，中美两国有更大的合作空间？

包道格：中国与美国都在进行结构性的改变。中国的“内需”正是我们需要的，中国的内需增加了对美国商品进口的需求。中国方面的扭曲主要是过度的投资，储蓄和收入都不拿来消费，限制了它达到应有的消费水平。当然，这种扭曲里有数据统计的因素。很多中国的消费都被列入了投资栏目里，因为那些是政府的开支项目。实际上，这也的确不是真正的消费。还有很多因素则不是数据的低估。中国人的生产能力比他们的收入增长要快，他们的收入应该赶上他们的生产能力。

从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加强内需、消费拉动的经济方式意味着，从中央、省级到地方政府级别的所有官员，围绕着他们流动的资金流向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要适应新的体制是很难的，如果处理不好，的确会很具挑战性，这当然有潜在的政治影响。但中国在70年代曾经成功地实现改革开放，转变为今天的领导方式，成功大于失败。中国在过去4年中做得很好，我不认为中国在以后的15年里会做得更差。

三联生活周刊：在两国同时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知识产权问题将取代汇率问题成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吗？

包道格：对现在的中国来说，企业的自身创新能力必须提上日程，过去那种靠现有技术改造、依托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极大瓶颈。一旦技术创新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知识产权的确立就会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知识产权问题目前的确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这个领域涉足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曾经在新加坡、日本等都是一个严重问题，甚至在18世纪的美国也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最后都改变了他们的规则，转而保护知识产权，因为这符合他们鼓励自己的企业进行创新的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看待美元的未来？它将如何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包道格：美国经济在2007和2009年陷入衰退，这一次的衰退是因为流动性泡沫破灭而出现的，而不是生产力过剩，恢复的周期也更加漫长。泡沫产生于过度的投资和债务，经济一旦减速，债务还在那里等着偿付，所以经济的增速就会更加缓慢，有时需要9到10年才能恢复过来。在头4年里，美国的家庭每年偿还60%的债务，这意味着吞掉4%的经济增速，因为减少了投资和消费，钱都拿去还债了。每年，无论好年份还是坏年份，我们都会付出3%至4%经济增速的代价。当债务还清后，我们的经济才会回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偿债过程被华盛顿关于税收和收入的政治讨论给阻挠了。实际上，对税收和支出的很小的调整就能把美国经济送回到复苏的轨道上去。

在未来的6个月中，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税收体制，经济也会变得更加可以预测和稳定。美国银行与企业现在持有大量的现金，都在持币观望，他们在等待政策环境的一致性。现在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为零，借钱赚不到钱。只有等到美国企业清楚，收多少税？雇人和解雇人的成本有多高（社会福利问题）？他们才敢开始行动。现任奥巴马政府给共和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它们要对这场辩论负起责任来。共和党在美国大选中败得很惨，我想政府会做到的。美国需要达成一个协议，将经济送回到振兴的轨道上，这个协议就是税收和支出协议——提高税收，降低支出。美联储发出的大量的钱都蠢蠢欲动地等着想流出来赚取利润，一旦协议达成，闸门一开，现金流将如瀑布般一泻而下。政治上，最大的问题是共和党内部分裂的问题。温和的共和党人在初选中被右翼选民攻击，最后变得极右，不得不接受右翼的政策。他们必须找到解决之道。奥巴马的连任告诉共和党人，他们必须在6个月内与民主党人达成税收法案。奥巴马也会感到沮丧，因为他想要更多的社会福利和退休福利，但他最终不得不通通让步，我们的国家完全没有实现他抱负的资源和财富。

美元的角色仍然会很大，但会变得相对较小，巴西里拉，人民币等其他货币会慢慢在国际经济中扮演它们自然应有的角色。但中国不出口它的利润，它的利润得不到再循环，这就意味着，海外没有人民币，人民币也就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必须要有债务，人民币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如果你不借债，那在中国之外就不可能有人民币，也就不成其为国际货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还从未得到严肃的讨论。这意味着必须深化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金融市场因此会变得更加复杂。给予购买中国商品的人更多的人民币信贷，就会让交易变得更加简单，也会让美元、欧元和日元从交易中退出，这样，人民币就会走向国际化。中国必须进行海外投资和扩大内部市场，让人们的钱有地方放。中国今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只能把钱放到房地产、银行账户上，或者是偷运出国。中国应该发展更多的债券、股票和投资信托，这样人们的钱才能安全地投资，保障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医疗和家庭财富的增长。这样，人民币也会走向国际。不能只把钱拿来去巴西买豆子，去智利买铜，这不是开放的体系，而只是一笔笔单一的交易而已。上世纪80和90年代，很多拉美国家的国际组织偏好美元而不是发展他们自己的货币，结果最后基本是灾难性的损失。 亚洲延续下去战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