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猪头高高挂

（文 / 沈宏非）

追忆上世纪70年代在上海的年货，一定是要从一只猪头开始。猪头于我，在触发回忆的功能上相当于普鲁斯特的小马德兰点心。

猪头这种头，翻出来跟现在的小朋友说，大概是说不清什么头绪的。至于外地的小朋友听了更不信，他们更愿意相信，上海人都应该到新天地去吃年夜饭──简明扼要地说吧，30年以前，中国的猪远不像今天这么多，所以猪肉是紧缺商品，一只猪长了一身的肉，却不会长出两只头来，所以紧缺以猪头为甚。而在汉族的传统习俗中，“猪头三牲”属于祭祀用品，所以会安排在农历年供应，虽然除了自己淡出鸟来的嘴巴之外，也没什么好祭祀的。

不过在食品紧缺时代里却坚持在春节供应猪头，现在想来，估计依然是紧缺的结果。在我国北方地区，有农历“二月二，吃猪头”的习俗。“二月二”又被称为“龙抬头”，是日北方大地万物开始复苏，农民把最好吃的祭品供给主管下雨的龙王，是为了求得风调雨顺。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事实上，家家户户在“二月二”大煮猪头，说穿了也是“以人为本”的，没那么多的“天人感应”。不好意思地说，是因为初一﹑十五都过完了，猪也杀了，肉也吃了，正月一过，到了“二月二”这个春节中最后的节日，腊月里的猪肉基本上都吃光光了，家家户户唯余猪头一个，“二月二”不吃它又能吃谁？

凭票证限量供应的猪头并非人人有份。貌似五口（含五口）以上的家庭，才算法定的“大户”，才有资格凭票到小菜场去买一只猪头回家。我家六口人，有户口的四人，按“小户”处理，故与猪头无缘（如果你不能相信四口之家竟然算“小户”，不妨想一想，想当年，一本发行了20万册以上的图书，也不能算是畅销书）。

搓火的是，没有资格吃猪头，还不得不天天参观着别人家的猪头。那些猪头都是新鲜斩下，未经腌制，虽然那时上海的冬天比现在冷，不过买回家来仍须置之于通风之处，而最通风的地方，就是公用的走廊，夏天乘风凉，一年四季晾衣服的地方。我家住四楼，有十几户邻居，其中“大户人家”不少，依照晾衣之法，他们把他们的猪头全部高挂在竹竿上，就像传说中高悬于城门或旗竿上的罪犯首级。作为一个出身于被剥夺了吃猪头资格的家庭的小朋友在走廊里进进入入，一抬头见到猪头，悲伤就涌上心头。没有猪头的年夜饭是不完整的，就像很多年以后积极争取烟花爆竹解禁的知识分子们所说的那样：“缺了烟花爆竹的春节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更悲催的是，我已经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邻居们当时是怎么炮制并且进食他们的猪头的了。

吃不上猪头，好在猪头肉还是有得吃的，而且与过年无关。猪头肉是上海熟食店里常年的必备，卤的，切成条状，略透明，胶质丰富，很好吃。上海人称“槽头肉”，是平民阶层下酒的佳肴。老爸爱喝小酒，辄佐以此物，我便经常自告奋勇地担当采购。肉，用一张白纸包着，托在手上沉甸甸的。从熟食店走回家，往往走到半路，猪头肉的油腻就开始慢慢渗透出来。许多年以后，每一次用面油纸在面孔上沾过之后，都会使我回忆起包在纸里的猪头肉来。那种感觉实在美妙。布列松拍过一张照片，一个小男孩抱着两瓶酒在街上走，满脸幸福的表情。1970至1975年间的某些晚饭时段在南京东路外滩一带与我擦身而过的，后来在看到那张照片时不知会不会突然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让我一直坚信猪头和猪头肉是两件截然不同之事，直到某年的一个半夜在电视里偶尔看到一出韩剧，里面的男主角和女主角逛市场时指着卖猪头的摊档对女主角说，仔细看，猪头其实都是有表情的，有的高兴，有的不高兴，那种看上去嬉皮笑脸的，可以卖出特别高的价钱。看到这里，我差点笑得从沙发上滚到地上，直到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我还想笑。刷牙的时候，突然想到外滩的那座走廊里曾经挂满了猪头的历史悠久的红砖大楼现在被贴上了“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金字招牌，简直就快笑不动了，最后，终于把自己的头也笑成了一只猪头。 猪头高高挂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