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蒂之后？

（文 / 邹珊）

( 马里奥·蒙蒂组建新政党，谋求重回总理职位 )

内敛、干练的马里奥·蒙蒂在其仅一年的意大利总理任期内，以其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严谨行事方式，为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注入短暂的兴奋剂。奉命于危难之间，他所领导的专家型无党派政府厉行财政紧缩政策，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增税减支，成功扼制住贝卢斯科尼在任时一度飙升的融资成本。他无可辩驳的政绩是，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他上任之初的6.7%降至4.48%，濒临崩溃的意大利信用因此得以保全。

他以中立技术官僚身份履行的最后一项使命是，议会在去年12月通过了2013年财政预算和金融稳定法。然后，他辞去了总理职务。短命的蒙蒂政府以无序和即兴的方式夭折，总理大选因此不得不提前两个月进行。同时，蒙蒂宣布，放弃中立，领导新联盟参加竞选，踏入政坛，由终身议员转身成为政治家。这意味着，经济政策绝缘于政治斗争的短暂共识就此倾覆。“造成这场政府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贝卢斯科尼领导的、在国会拥有相对多数席位的人民自由党清晰地声明，已对蒙蒂失去信心。”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戴维·海恩（David Hine）告诉本刊。罗马第三大学公共金融学系教授法比奥·帕多瓦诺（Fabio Padovano）则对本刊说：“眼见自己的党派在下一届大选中支持率很可能会跳水，贝氏决定及时撤离对蒙蒂的政治支持，且打出减税这张深受选民欢迎的牌。作为回应，蒙蒂选择了立刻辞职，而不是徒劳地继续在国会零散势力中寻求支持，这样，他就将本届政府垮台的责任归咎于了贝卢斯科尼。”

76岁的贝氏一向是调动民意的高手。他批评蒙蒂的政策给意大利人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明显亲德、亲欧洲，高呼若重返政坛，将废除不受人待见的财产税，重新点燃经济增长之火。人们容易忘记2001～2011年10年来他从未兑现过经济增长的承诺，却会轻易地被他对紧缩和增税的抨击点燃共鸣。“普通的意大利人，尤其是找不到工作、依靠福利救助和公共服务的年轻人是财政紧缩的受损者，态度尖锐。”海恩说。而“82%拥有自己住房的意大利选民正在饱受财产税的煎熬，燃油税等税收也骤涨”。帕多瓦诺说。紧缩政策的政治成本，已经通过希腊等许多欧洲国家的街头示威和暴力得以衡量，现在，高税收和失业率的上升也正是蒙蒂受到平民主义论调攻击的阿喀琉斯之踵。

而深层难以调和的悖论则是：“蒙蒂是否能在财政紧缩、削减开支政策与经济刺激措施间达到平衡。”海恩告诉本刊：“2011年秋季时，债务问题特别迫切，意大利国债面临极大利率升值压力。市场只考虑短期，倾向于做出不成熟的判断，相信的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的方式，实际上往往会削弱它。市场当时就相信，需要极端严厉的财政紧缩，却并未考虑财政紧缩会在长期造成经济减速和税收损失。但蒙蒂当时很可能没有别的任何选择，只能应对市场不理性的判断。意大利的真正问题不是蒙蒂任内所解决的预算管理或公共债务问题，而是其20年来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它才阻碍了还债能力。”意大利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政府，“在为期5年的任期内实施一套令人信服的中长期计划”。意大利帕维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科尔蒂尼·乔瓦尼（Cordini Giovanni）如此告诉本刊。

意大利政党的谱系被杂糅的各种意识形态所分割。中左侧，民主党是前共产主义和前基督教民主党人联姻的产物，其候选人皮耶·路易吉·贝尔萨尼目前在民调中领先。他并不反对蒙蒂的财政紧缩。右侧，人民自由党是改头换面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与一群聚于贝氏麾下的机会主义者、前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混合体。“贝氏的目标是防止选票从自己的党派流向蒙蒂的中间派联盟，但我怀疑他是否能成功。”海恩对本刊分析说，“可能的情况是，民主党在众议院获胜，并在参议院中依赖于蒙蒂的中间派。这样，蒙蒂可能会重回总理职位，或者成为贝尔萨尼的财政部长，组建联合政府。如果新政府能谨慎地将重心向刺激措施转移，意大利市场将有更多的可能保持信心。” 之后蒙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