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出口升级

（文 / 贾冬婷）

(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 )

三联生活周刊：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作用于出口应该是最直接的。长远看，这表明我国外贸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吗？

隆国强：的确，我国出口增速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逐月回落，主要受到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外需增长乏力，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受困于主权债务危机，核泄露危机令日本本已乏力的经济雪上加霜，外部环境的恶化对出口企业直接形成了打击。同时，我国内部也有一些因素从不同的侧面会聚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出口企业面临的种种困难。其一，出口成本大幅上升。工资、原材料快速上涨，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导致我国出口企业成本上涨，出口价格明显上升。其二，中小企业经营融资难。大多数商业银行在紧缩贷款规模的形势下，在信贷上会优先选择大企业，那么对中小企业来说，就面临着非常大的融资困难。展望未来，上述影响我国出口的内外部因素难以出现逆转。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前景不乐观，持续低迷的可能性很大，外需不振将继续影响出口企业。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未来20年的外部环境，将和过去30年很不一样，现在正是一个转折期的“时间窗口”。过去30年可以划分为两段来看。前一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那时候全球经济形势不好，“冷战”、滞涨，但是中国面临一个机遇，不是在需求方面，而是在供给方面，东亚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涨，开始寻找低成本加工的地方，正好那时候我们打开国门，开始搞“三来一补”、经济特区、加工贸易等，就这样把中国低成本的优势和东亚企业的技术、管理、渠道、品牌这些优势结合在一起了。后一段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冷战”结束，在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此后的资产泡沫推动下，全球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经济繁荣。正好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入了WTO，投资的透明度、可预期性都有了更好的前景，可以说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面临机遇。得益于全球化，得益于全球跨境产业转移，供给方面的机遇继续扩大。可以看到，外资真正大规模引进来是1993年以后，一年一个台阶，到了2000年，中国就变成了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了。需求方面也得益于全球经济繁荣。由此，中国把低成本的优势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到2007年以后，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最大的改变是需求面的改变，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了低迷。这场危机最后走出来的形势是怎样的？危机爆发以后的2009年，就有人预测说是V形的、U形的，或者W形的，现在看美国经济确实也在反弹，但不像主张U形反弹的人那么乐观，还是转成了W形的起起伏伏。现在越来越明确地看到，全球金融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私人部门的危机，第二是政府债务危机，第三是货币体系的危机。目前正值第二阶段，金融动荡还将进一步深化。不管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真正走出这场危机需要很多结构性的改革，绝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取得成效。因此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公开提出要警惕全球“失去的十年”。

但同时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新兴经济体脱离了发达经济体低迷的状态，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之前都繁荣的时候，总是说发达经济体的繁荣带动了新兴经济体，但是当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危机和低迷后，新兴经济体“脱钩”了，虽然速度有所回落，但仍继续了高增长的轨迹。总体说，因为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分量很大，它的经济速度一下来，全球经济的速度都下落了，这和我们过去十几年面临的繁荣发生了很大的区别。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 )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在过去30年突出的低成本优势似乎在削弱。面对被金融危机改变的国际贸易格局，我国如何实现出口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转移？

隆国强：很多人都在讲，未来是不是战略机遇期？满眼都是挑战，南海争端、石油危机等诸如此类的动荡。确实外部环境与过去的繁荣期有很大的改变，但我认为，它是另一种机遇，恰恰为中国在转型升级关键阶段提供了机遇。

刚才说到的发达经济体复苏艰难，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这不仅将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而且会带来结构性变化。现在看我们的海关统计，从2010年开始，如果不包括香港转口，我们出口到欧美日三大市场的比重低于50%，比危机爆发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相对应的则是出口到新兴经济体比重在迅速提高，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我们之所以在危机中的全球市场份额还能保持那么高，很重要的贡献来源于新兴经济体。从需求面看，新兴经济体对中国的消费品是有需求的，但除此之外，与发达经济体不一样的是对投资品的需求，比如近几年我国出口的机床、成套的发电设备、铁路等。相对于以往中国在全球的分工里面主要从事加工组装，增值部分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这些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在中国增值的是技术密集环节的，这种增长格局的变化对我们的出口升级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是供给方面的影响，以前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活动转移到中国，可是现在中国劳动力已经不便宜了，从2004年以后工资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绝对水平比越南、印尼、印度、马来西亚、孟加拉国都高很多，支撑了30多年的传统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但我们在调研中感觉到，我们还是可以维持劳动密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得益于这些年我们持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在相当的年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比工资成本增长的速度要快。另外我们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配套产业比较齐全，也会降低产品的综合成本。

低成本优势在转变，另一方面一些新的优势正在形成，丰裕的资金、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配套能力、数量巨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快速扩张的国内大市场优势逐渐显现，具备了大规模发展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条件。我们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曾经对在华的500家跨国公司做过一次详细调查，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很大调整，首先是看好中国的本土市场。以前说中国是潜在的市场，大部分的跨国公司是把中国看作低成本加工基地，现在中国是现实的大市场，他们的投资活动也要随之改变。非常有意思的是，相当大比例的跨国公司告诉我们说要将中国作为区域总部所在地，重要的服务活动基地，高端制造基地。甚至有高达31%的问卷显示，他们要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这个比例之高可以说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之后我们对在华跨国公司的研发进行调研，确实看到他们在华这几年开展的研发活动和10年前有很大的区别。按照商务部的统计，目前独立的外资研发机构有1600多家，10年前也有1200多家，增长的数量并不是很快，但是研发中心的规模、开展的活动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跨国公司现在敢说，当时是因为中国政府鼓励搞研发，所以搞象征性的研发中心，只是一种小规模的试验性研发，现在是真正想进入这个市场，而且看到研发人员的素质提高非常快，而研发人员的人力成本大概只是美国的1/10的水平。像诺华在上海浦东搞了研发中心，一次性投入10亿美元，放到全世界去看都是大规模的。摩托罗拉把欧洲的整个实验室全部搬到北京来了。有的研发不再仅限于针对中国市场搞研发，很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是面向全球的，比如说GE在全球有七大研究室，分别处于不同领域，上海的研究室就是其中之一，是全球最先进的。由于我们研发人力资源以及产业基础的改善，使得跨国公司的高端的制造活动、服务活动、研发活动，开始向中国转移，这种转移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

总体而言，在全球背景下比较，中国是未来10年全球唯一的兼具非劳动密集环节的低成本与国内大市场的经济体。以前是来自东亚的企业、技术、资本、渠道、管理，加上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再加上欧美的市场。现在是来自全球的技术，全球的资本，加上中国的资本，中国高素质的人力和本土的研发，再加上新兴市场，可以说我们出口升级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具备了。

三联生活周刊：逐步加重的压力对出口企业形成真实的转型升级压力了吗？目前结构调整的成效好像并不明显。

隆国强：事实上我们的外贸结构一直在变。今天的出口和10年前一样吗？不一样，和20年前更不一样。1985年的时候中国出口51%是初级产品，我们是靠卖资源的，虽然我们资源贫乏。1993年以前还在卖石油，1993年之后才变为石油进口国，现在52%的石油靠进口了。现在出口的95%是制成品，70%是机电产品。一定要看到转型升级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

企业升级为什么那么快，它的动力来自市场。我们的邻国，如日本、韩国等，其产业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的升级过程。我们之所以延续了这么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一些出口企业长期享受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升级换代的动力不够。随着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逐渐提高，会迫使出口企业放弃那些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环节，逐渐地向中端、高端推进。最大问题是市场条件要求升级的时候你还没升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的原因。国企的问题是动力不足，民企的问题是能力不足。资源错配的问题，现在表现得特别明显。

所谓升级不是跳跃，是渐进的过程。未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方向，不是说放弃一些传统产品不做，而是怎么在各个产品线上、在各个产业上，去做那些高附加价值的环节。我们是全球最大的IT出口国，以此为例，最典型的是iPad、iPhone，统计在海关里面是高新科技产品出口，实际上在这过程中是大量地转移价值，在中国的增值部分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力。现在是把所有零件组装在一起，那以后可以自己生产零部件。零部件的技术含量也不一样，一开始是电镀，以后可以搞存储器，然后是卡，说不定有一天可以做芯片。增值的含量就不一样了，原来一个iPad在中国增值5%，以后能不能15%、30%？中国不是说突然不卖劳动力了，只卖智力，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也不可能。我觉得目前是中国的黄金期，在很长的价值链上可以慢慢延伸，从低端到中端，再到高端。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随之而来的一大担忧是，中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国际经验来看，要跨越这一陷阱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隆国强：大部分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发展就渐渐停滞了，也有成功跨越的例子，拉美和东亚就是对比。从外贸角度比较这两类国家，我个人感觉，和他们选择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拉美国家本身资源比较丰富，在“二战”结束后搞了进口替代的战略，靠出口资源来赚取外汇，进口零部件、进口机器。也吸引外资，但吸引来的外资是内向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在保护下发展的繁荣。一开始国际收支平衡没有问题，但当你的规模扩开后，发现资源不够用了，需要更多进口机器设备上游投入品，怎么办？所以那时拉美借了很多外币，到期的时候还不起，又没有能力干那么多活，只有货币贬值，然后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社会动荡。我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没有在经济成长过程中形成国际竞争力，靠初级产品成为不了高收入国家。

东亚也搞过进口替代，看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早期都是如此，但很快就开始转型。台湾一开始靠出口蔗糖，很快感觉不行，就想怎么把劳动卖出去，于是开始做纺织，然后做钢铁、石化，到现在做电子产品，在升级的过程中，从卖资源到卖体力，再到卖智力。东亚之所以走过来是因为它的产业不断地升级，制造业是有国际竞争力的，把钱花了买资源、买基础设备之外还有外汇的盈余，以此保障不断升级。拉美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型了，但是进口替代搞得太长，东亚国家则抓住时机由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战略。

中国大陆目前还处于卖体力的过程，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现在是劳动力密集竞争力的顶峰。下一步劳动力成本会加速上涨，竞争力会慢慢削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转向靠技术密集产品，由卖体力转向卖智力。因为中国和拉美不一样，是缺资源的国家，我们有1/3的进口是资源，要买石油、矿石，还要买大豆，对中国来说进口的刚性是很强的。中国只有实现产业竞争力的升级，才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里去。否则不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而是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劳动力又变便宜了，就会在中等收入水平里打转。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10年，有人提出“入世红利”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认为入世造成了中国出口企业对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过度依赖。

隆国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一次性的红利，也有持续性的。开放市场可能是一次性的，但是加入这个制度是持续性的，比如制度的变化、观念的变化，实际上还在发挥作用，不能说“入世红利”就没有了。

其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分工中来。系统论早就证明，大系统比小系统更稳定，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稳定。相比封闭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提高后，我们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不是加大而是降低了。而全球分工的地位取决于比较优势，在过去10年，我们的比较优势的确是劳动力便宜。“入世”使这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到有效率的部门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恰恰是引进创新的，比如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我们是怎么面对知识产权的？偷啊，但世界贸易组织有一个关于贸易的知识产权协议，我们在加入前进行了很多轮谈判，谈判过程大大促进了国内的知识产权发展，无疑知识产权立法的发展是鼓励和保护创新的。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度？

隆国强：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很多人说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潜台词是，中国处在改革的疲惫期，可以缓一缓，喘喘气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开放过度了，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重大问题是过度依靠外需。这些判断是不是准确？到底中国有多开放？

我们在2010年做了一个依靠数据说话的分析。所谓开放度，是指一个国家涉外经济活动占整体经济中的比重，而不是绝对量。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对外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跨境投资包括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这四大领域分别计算了依存度，作为衡量中国开放程度的一个指数。

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28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全世界最不开放经济体的第五名。这个结果确实让我们吃惊。当然，一个经济体规模越大，相对来说其开放度会越低。但是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各个单项指数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对外投资指数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是最大的，其次是外资的流入，再次是货物贸易，最后是服务贸易。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今天对外开放的格局，大约是在10年前加入世贸谈判时所决定的。尽管这10年中国开放也在推进，但是我感觉和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和中国国际竞争力相比，现在开放已经明显滞后。我们如果进一步地开放，还会有进一步的红利，进一步的机遇。

三联生活周刊：传统观念认为进口是对国内生产的一种挤出，过去我国贸易政策也主要是以扩大和促进出口为主。目前看，我国外贸结构调整是不是也包括贸易平衡？

隆国强：对于出口增长速度的回落，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外贸差额就一直是顺差。贸易顺差快速地增长，从好的方面说，中国利用了外部需求，推动了经济加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增长过快的贸易顺差也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被其他国家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贸易的不平衡。因此，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确定了“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方针。

改革开放之初，实现工业化是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按照“双缺口”理论，推进工业化要解决资金不足和外汇不足的问题，因此，“出口创汇”是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目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资金与外汇“双缺口”已经消除，未来的主要任务是转变发展方式，这时的调整不单纯是促进贸易平衡的问题，而在于扩大进口进一步适应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升级的需要。扩大进口，可以满足经济增长对原材料、机械设备等重要产品的需求；一些高耗能产品可以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节能和保护国内环境；进口国内无法生产的先进设备有利于企业技术升级。

此外，比以前更关注的是对消费品的进口。消费的需求很强劲，但供给不行，进口比例低，税率也高。可以降低一些消费品进口的壁垒，增加市场竞争，推动消费升级，扩大内需，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时代危机出口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