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对手与队友

（文 / 李鸿谷）

( 2011年6月11日，梅德韦杰夫（左）同普京在莫斯科附近的高尔基总统府官邸会面后骑车出游 )

别列佐夫斯基

当普京结束自己在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学习之际，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正在为自己那“半辆”日古利牌小汽车而奋斗。在同一时空里，这是平行运行的两条生活轨迹。

别列佐夫斯基看上了他同事那辆旧的、被撞坏了的红色日古利小汽车。他是科学院管理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家在应用数学、自动化以及新兴计算机科学领域享有声望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毕竟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别列佐夫斯基提出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如果他将这辆车全部翻新，可否分享这辆小汽车？

日古利汽车的结构是经过简化改型的菲亚特（FIAT），它从意大利引进一条完整的菲亚特生产线，1970年开始生产，在伏尔加河畔的陶里亚蒂镇有巨大的汽车厂。当时的苏联，小汽车的需求量实在太大，生产不免粗糙，尤其零配件奇缺，几乎到了流通领域硬通货的程度。那位同事后来接受采访，讲述他认识的别列佐夫斯基，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这辆破车，每天都熄火，因为它实在太老了，如果它看上去像一辆新的，当然好。”别列佐夫斯基的提议，有巨大的诱惑力，可是他的同事还是有疑问：“谁把它从莫斯科开到1000公里外的陶里亚蒂呢？”

刚刚拿到驾照两天的别列佐夫斯基信心满满，他来开这段距离！

(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左，摄于1999年） )

同事不信这个。他们找到一个测试办法：“坡起”——将车停在坡道上，拉上手刹，由别列佐夫斯基开动汽车。毕竟是新手，一松手刹就溜下了坡，同事描述此时的别列佐夫斯基：他一点也不气馁，反而更积极地说服我：“没关系，让我去吧！”

别列佐夫斯基果真把车开回来了，还真跟新的一样。同事开始跟他分享这辆小汽车，一周轮换一次。40岁时的别列佐夫斯基这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车。不久，他的同事注意到，自己每周最多可以跑到500公里，可别列佐夫斯基竟然经常跑到3000公里，几乎像从不停歇地在路上跑着。别列佐夫斯基回忆那时：“我不能告诉你，有了这车我是多么高兴。”

(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摄于2000年） )

这半辆车，是别列佐夫斯基后来命运的起点。

可是，如果汽车零配件都成了硬通货，别列佐夫斯基是如何可以将一辆旧车完全翻新的呢？这是《华盛顿邮报》驻俄罗斯记者戴维·霍夫曼的好奇，他描述那个时代的苏联：当社会主义体制削弱时，政府对科学研究可以拯救体制的想法深信不疑。中央计划决策者和党的理论家都指望科学——完全根据经验得来的数据、数学公式、伟大的思想——可以治愈漫长的经济停滞。别列佐夫斯基所在的管理问题研究所，研究与解决问题的方向是苏联工业，别列佐夫斯基与陶里亚蒂的汽车厂，就是因为研究而建立起了关系。

( 2月26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位走上街头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老人 )

这种研究与应用模式，于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但回到苏联现实，研究者的项目究竟能够多大程度上解决企业的生产效率？后来大家逐渐明白，这是一个名正言顺地将国家经费套出来的游戏。一个具体研究项目是否真有价值，对庞大的汽车厂家而言，无足轻重，但对经手的当事人，却意义重大。能够圆满完成这个游戏，有赖于“关系”，聪明的别列佐夫斯基早早发现了这一点，翻新一辆车，当然简单。

当他开回那辆翻新的小车之时，他回忆说：“我明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人想买小汽车。没有公寓没关系，缺少衣服也没关系，但没汽车不行。”在这种背景下，别列佐夫斯基意识到，陶里亚蒂镇的伏尔加汽车厂，“不是一座工厂，而是一个金矿”。伏尔加汽车厂，是苏联时期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的产值在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1%。

( 俄罗斯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休克疗法”推行者盖达尔（摄于上世纪90年代） )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了他的苏联经济与政治改革。

当普京和他的同事开始筹划“光线”行动之际，别列佐夫斯基找到了剧变时代他的“第一桶金”。他将自己设计的一款软件直接推销给了国家科委——让他们相信这是款好软件，在传统体制之下，苏联最高科技部门的认可，其结果，帮助别列佐夫斯基卖出去了几万张软件。第一桶金挣回了100万卢布。在当时，这是极大的收益。

( 1993年1月12日，莫斯科人在一家国有面包房排队购买面包 )

经济改革对伏尔加汽车厂而言，出现了新的汽车销售方式——“代售”。即货物出售后付款。这种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国有垄断销售渠道，只是当时大家金额有限，这种“代售”一次最多也只有100～200辆汽车。别列佐夫斯基要的不是“金沙”而是“金矿”，而靠他的软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运作，他拥有一般“代售商”所没有的巨大金额，他将怎么办呢？

别列佐夫斯基是研究员，他有系统性的思考路径。“厂长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莫斯科的关系，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他们还需要以科学院代表团名义的出国考察，这个我们可以帮忙。”进攻“金矿”的准备，路径选择仍然是：建立关系。显然，此时可以帮自己翻新小车的关系，已经不足应付。别列佐夫斯基的目标是伏尔加汽车厂管理零件的副总经理——他把这位副总拉进了研究所一个专题研究项目的团队。这并不过分，传统研究与应用模式里，这是自然不过的办法。1987年，这位副总经理的论文获得了研究所的副博士论文答辩。别列佐夫斯基告诉美国记者，他对“这篇论文的研究工作起了非常微妙的作用”。

( 这栋苏联时期建筑中的一套小房子就是普京的家，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 )

后来这位副总经理以及曾经与他分享日古利小汽车的研究所同事，都成了别列佐夫斯基公司里的高级管理人员。

别列佐夫斯基进攻“金矿”的实际战术，第一步仍然不是汽车，而是伏尔加汽车厂的贷款。那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副总帮助他说服伏尔加汽车厂一把手卡丹尼科夫，贷款500万美元购买原装进口的菲亚特小汽车。当菲亚特运到俄国边界的时候，海关方面拿出了别列佐夫斯基没有想到的政府规定：只能通过政府认定的有进口权的机构，以“内部需求”这个理由进口汽车，这样的机构只有一两家，当然不是别列佐夫斯基的公司。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俄罗斯记者杜博夫在其所著《大片段》里记录了这个时刻：“迄今为止，两天两夜过去了，他们（别列佐夫斯基）请那个企业（有进口汽车资质）的经理与两名副经理一起吃饭喝酒，从大都市酒店给他们叫了几个小姐，送了不少礼品，星期六的晚上，他们拿到了允许进口的文件。”别列佐夫斯基的“关系”不那么简单。不过，混乱时期，所有关系，其实都可以用金钱直接搞定。这个迅速而有效。

( 苏联时期，伏尔加汽车厂的生产车间（摄于1984年） )

那么，别列佐夫斯基送出去了多少钱呢？没人知道。那位记者描述当年的行情：不是用具体数额，而是用高度来计量。要多高的一捆美元，是谈判关键。比如说，最后他们决定，为了这个合同，好吧，我要5厘米的美元。

最后的结果是，别列佐夫斯基说这笔进口汽车生意他赚了300万美元。之后，他开始真正进攻汽车“金矿”了。他从伏尔加汽车厂要的“代售”汽车，不是几百辆，而是几万辆——第一批汽车，3.5万辆。先付10%的定金，剩余车款两年半后付清。

( 1999年4月21日，警察押走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楼外支持俄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的抗议者 )

别列佐夫斯基的财富进入决定性的高度增长期，这个时候，汽车赚钱可不只是一个批零差价那么简单。《华盛顿邮报》记者霍夫曼洞穿了其间骗局：别列佐夫斯基打算用卢布来偿还伏尔加汽车厂的车款，可是过度的通货膨胀就在眼前。这意味着，他偿还的购车款要远远少于当初他购买时的价格。

是这样计算的：以1993年1月开始计算，日古利基本车型的批发价格是19万卢布，约等于3321美元；同样是这一时段，别列佐夫斯基的零售价是：4590美元——每辆车加价1269美元。这是他基本的批零差价利润，但这只是纸面上的。因为两年后，通货膨胀导致527卢布兑换1美元，这一汇率变化，结果就是别列佐夫斯基用极低的价格买进汽车，再用几乎可以当卫生纸的卢布还款。从另一种角度观察这种交易：预付定金后，他同意以相当于2989美元一辆车的价格还款；而两年通胀后，他还按当年计算的卢布还款，这笔还款只相当于每辆车360美元。如果将3.5万辆车以平均3000美元计算，经过加价与通胀，他的利润是1.05亿美元。

(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 （摄于1996年） )

——如果按527卢布兑换1美元计，此次交易，别列佐夫斯基获利500多亿卢布，比之当年那款软件所赚的100万卢布，他当然是超级富翁了。这几乎是火箭般的发财速度。

霍夫曼跟别列佐夫斯基计算他的这笔交易的收益，别列佐夫斯基很得意：“伏尔加汽车厂的经济学家们不明白这些道理。”霍夫曼也去问伏尔加汽车厂的总经理卡丹尼科夫是否感到内疚，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感到后悔。很清楚的是，为什么我给他们汽车，让他们销售，因为从前那种方式不是销售，而是‘分配’。”这下轮到美国人糊涂了。当然，事实很清楚：卡丹尼科夫几乎把工厂的汽车白送出去了，伏尔加汽车厂迅速衰落。

( 叶利钦和小女儿塔季扬娜·佳琴科（摄于1997年） )

一个国家转型故事，不太可以单纯用经济计算的方式观察。它更复杂。

古辛斯基

( 2007年8月15日，普京在赫姆奇克河边垂钓 )

与只拥有“半辆车”的别列佐夫斯基相比，那个时候，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幸运的，他完全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汽车；但他也是不幸的，他只能用它来冒充出租车，去机场拉“黑活”。

准确地讲，古辛斯基失业了；失业之前，他是戏剧导演。

( 大选在即，在居民区集中的地方，投票点的分布相当密集。门口俄罗斯国旗图样的招贴上注明了投票点的编号 )

与普京同样出生于1952年的古辛斯基，是“街道上”长大的孩子，这跟工厂大院里长大的孩子相似，性格比较不吝。但他是犹太人，这一身份很限制他。他最初想报考的大学，是一所专门为军工企业培养专家的学校，这种学校不接受犹太人——大家告诉他，别报了，他们不要犹太人。古辛斯基不服，非报不可，学校拒绝了他。他只能去读一所石油天然气学院。后来古辛斯基描述他不被莫斯科那所大学录取，极为愤怒：“我对每个人都生气，对整个世界都不满意。”结果石油天然气学院他也未能读完，辍学，然后去当兵。部队留给他的痕迹是，掉了几颗牙，因为打架；复员后，朋友建议他去报考莫斯科的国家戏剧艺术研究学院，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建议。古辛斯基数学、物理很好，这是他有勇气报考理工大学的条件，但他既没读过莎士比亚，也没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还是决定试试。

面试他的是莫斯科小剧院主要导演拉文斯基赫，他对愤怒的古辛斯基很有兴趣：“你为什么要学习戏剧导演？”“我要了解生活，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让我感到惊讶。”“什么东西让你感到最惊讶？”“人们之间缺乏沟通，人们已经失去互相理解的能力了。”拉文斯基赫决定录取他，虽然他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戏剧经验的考生。这次考试仍然碰到犹太人问题，拉文斯基赫录取了3个犹太人，而全部学生只有15个。“你在干什么？（犹太人）太多了！”党的官员指责他。古辛斯基说，拉文斯基赫不喜欢别人施压，他固执地坚持不放弃犹太学生。

( 普里马科夫（左）和卢日科夫（摄于1999年） )

“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让我感到惊讶。”这是一句好台词。当然，后来这种感叹发生逆转，古辛斯基让更多的人感到惊讶。

莫斯科的戏剧舞台竞争太过激烈，古辛斯基没有太多导戏的机会，他参加了1986年的友好运动会，当文艺演出导演。他的戏剧同行很反感他去做这种导演：“在台上指挥那些女孩子如何走动，手里玩耍那些愚蠢的木棍，难道这就是戏剧导演真正的工作？”

( 2012年2月，俄自由派联盟正在召开例会 )

或许正是这种大型非戏剧演出的导演工作，开启了古辛斯基另种艺术表达。当时戈尔巴乔夫倡导艺术自由，古辛斯基与共青团莫斯科市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戏剧一日”活动，他们决定改变瓦西里大街的样子，用黑色的缎带为树做花边装饰……于是，克格勃基层官员生气了，这条大街，“戈尔巴乔夫要路过它去克里姆林宫”。他们当着共青团市委领导的面，拘捕了古辛斯基，指控他搞反苏活动。他被禁止做任何大型演出导演，他失去了工作，但家里还有妻子与儿子需要他供养。拉“黑活”成了生活来源。

一天晚上，他从车上下来，准备抽支烟，结果——他发现了自己的“金矿”！这个故事，戏剧导演古辛斯基讲得更精彩：“我把车停在电车站附近。当时我很瘦，穿一个皮夹克，我看了眼存放变压器的地方，转过去，准备抽烟；很本能，我又转回来，突然我看见了一个金矿！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巨大的木圈，足有两米高，里面缠着铜电缆，铜电缆是供电车变压器使用的。它长长的，是纯铜。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金矿！”

( 2000年11月8日，普京到罗斯托夫的一家医院看望在车臣战争中受伤的俄罗斯士兵 )

所谓金矿，是一种铜手镯，当时在苏联非常流行。古辛斯基看到了木圈里的铜线，他偷走了它——国家财产，然后找到一家闲置的工厂，6台金属压印机开始加班生产。然后他又成立了自己的合作企业，这家企业每天可生产5万多件手镯，一个手镯的成本是3戈比，售价为5卢布，一天他就可收入25万卢布。这是一位研究院博士月薪的500倍。变革年代，“黑车”司机找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生活逆转，导演生涯也已远去。

从微观上观察苏联的经济改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最早在莫斯科，启动进入市场经济的方式是开办“合作企业”。所谓“合作企业”，就是私营企业。叶利钦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任命卢日科夫来审批“合作企业”——审批的实质就是卢日科夫代表私企主们，跟行政管理部门讨价还讨的过程。后来，研究者总结苏联的“资本主义之父”，“之父”当然不止一个人，但无论有几个“之父”，卢日科夫都名列其中。

( 2000年2月，车臣武装分子在格罗兹尼的街道展开枪战的情形 )

大概也只有强悍如卢日科夫，才可能去办理审批合作企业这样的事。这事当时是新鲜事，《莫斯科新闻》记录了当时如何审批一家合作企业：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戏剧演员，申请批准她办一个烘焙蛋糕的小店，卢日科夫和另外两个官员同意了，但反对者开始“按章办事”：公寓面积多大？有健康证吗？如何照顾孩子呢？……这一切都得到妥当的答案，没有难倒这个演员。接下来，一位卫生部门控制流行病的女官员提出一个尖端问题：您的公寓内有饮食行业专用的通风设备吗？这个问题不止那个演员，审批委员会的其他官员都不知是什么意思。卢日科夫发飙了：“走吧！回到你自己该去的地方！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同意这名妇女从事这项生意。”这位记者感叹，不是卢日科夫，这事还真难办。

很多时候，卢日科夫也不知如何办，他经常会跟私企主们在晚上进行讨论，寻找如何突破僵化的计划经济结构。这时候，他妻子去世了，他的时间更多了。一次他邀请古辛斯基去他家做客：“咱们喝点什么？喝茶吧。”卢日科夫找到了茶与茶杯，从冰箱里找茶点，找来找去，找出一块发霉的黑麦面包……“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了。”古辛斯基说。

( 2011年12月4日，俄罗斯于当天开始举行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图为工作人员在与选民交流 )

在自己美国生意合伙人的邀请下，古辛斯基陪卢日科夫访问美国。那时候，卢日科夫最大的梦想是在莫斯科开办一个巨型的中央食品生产基地，跟他们传统的超大企业一样。美国人带着他俩去了超市，“卢日科夫被惊呆了！”这种超市跟他想象的莫斯科生产基地完全不同，他不停地提问，还坚持要到超市后面去看肉是如何切割的……

从美国回来后，他俩开始合作，古辛斯基有了自己稳定而长久的靠山：与权力结合，这是“新莫斯科人”一般模式。卢日科夫为古辛斯基提供莫斯科的旧房屋，完全免费；古辛斯基重建完这些房屋后，把其中一半或者2/3交还给市政府。对他来说，把剩下的部分卖掉，他仍然能赚巨大的利润；而对卢日科夫而言，他虽然掌握控制建筑物的批条，但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供他支配，而现在，不费劲就为市里得到贵重的新修缮的房屋和办公空间。这对双方，自是“双赢”，也拓展了卢日科夫后来城市改造的思路。也因这个合作计划的展开，古辛斯基创办属于自己的桥银行，早期网络了莫斯科市政府主要账户，这当然是一个特权，他可以与市政府的资金打交道。铜手镯生产者，找到了自己进入市场经济的路径。

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显然街头出来的、曾经的愤怒青年古辛斯基有着自己的尊严与敏感。他的财富激增之路远不如别列佐夫斯基戏剧，但他却很平衡地找到了与财富共同增加的权力来源——媒体。

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的改革思路下，新闻记者成为当时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他们被看做是俄罗斯社会的“希望明灯”。在俄罗斯第一届最高苏维埃成员中，新闻记者占了10%的份额。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媒体也是经营实体，这不是只有政治理想就可以的。古辛斯基被不少著名记者游说出钱办一份报纸，“成为传媒巨头”。

古辛斯基很认真地思考了记者们的建议，他自述自己完全不懂得报纸，但他有自己的角度。那一代暴富的“新莫斯科人”，一般的惯例是寻找权力靠山，而如此必不可少的手段则是行贿，但行贿是个死胡同，最终总有人出更大的价钱——有着不同于其他商人的自尊的古辛斯基告诉美国记者：“行贿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它对我意味着，要么是我在做一些公众场合见不得人的事——这意味着我是个流氓；要么那钱是用武力从我这里勒索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表明我屈服了：你只能这样做。”古辛斯基要反抗它！

那么，除了参与无休止的竞争、无止境的行贿来提升影响力之外，有没有办法施加更大、更系统化的权力呢？古辛斯基在这里找到了他办报的理由：媒体可以做到这点。

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共同成为俄罗斯改革目标之际，思路迥异于传统的媒体大亨出现了。1993年2月，古辛斯基创办了《今日报》。当年10月，又开办他的独立电视台，然后建立了一个媒体集团。追逐理想的记者与追求权力与影响的资本家，奇特地结合起来了。

休克疗法与国家财富分配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激进的“500天计划”，那么，当苏联解体后，他的反对者叶利钦必然会为俄罗斯选择更为激进的进入自由市场经济策略——休克疗法。这不只是经济政策的选择，它更是政治选择。

叶利钦找来32岁的盖达尔为他设计具体的改革方案。在同辈人中，盖达尔知识最为渊博，而且被认为“最聪明”。他的性格温顺，有趣的是，他的同事分析：“他其实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他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革家，对现在的政权也很尊重。”与他搭档的来自圣彼得堡的经济学家丘拜斯，却是一个熟练刚强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政治勇士——这与更知识分子气质而非政治家的盖达尔比较，差异不小。公允而论，他俩都是真诚的改革家。但改革之道，历史的自然进程，却未必在设计者可以掌握的范围之内。

盖达尔与丘拜斯所面临的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挑战是：首先，如何将价格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分离出来，使中央计划经济的工具丧失作用；其次，如何剥离国家对资产的垄断，把国家巨大的工业财富分到个人手里，建立私有财产。这是对他们两人的挑战，实则也是对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俄罗斯国家的挑战，如何破解？

这两位已经创造了历史的聪明人当然明白自己面临的困境，无论是放开价格，还是建立私人财产机制，它们都有赖于一整套相互配合、共同作用的市场主要机构，以及法律体系的建立。可是，刚刚独立的俄罗斯，何尝有这一整套系统呢？盖达尔后来承认，他曾被这个问题反复纠缠，很形象的解释：“这正如是先把拳击场（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再放出拳击手（放开价格与形成私产）；还是先放出拳击手，再建立拳击场。”盖达尔与丘拜斯最终决定：先放出拳击手，其他事由后人来负责。丘拜斯更乐观，他坚信：拳击手们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他们自己会建立拳击场的。

难道渐进主义的改革途径从来就不是他们考虑的选择吗？或者仅仅因为叶利钦不会选择戈尔巴乔夫的道路？仔细辨析这段俄罗斯历史的各种材料，相信这两个因素，对站在那个历史时刻的盖达尔与丘拜斯，都不是原因。在盖达尔与丘拜斯看来，苏联的官僚体制实在太可怕，他们以及那些“红色厂长”，都想保留自己的权力。比如那个庞大的伏尔加汽车厂的总经理卡丹尼科夫甚至愿意将国家的汽车白送出去，如何可以在他们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状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呢？而且，苏共解散，新的俄罗斯“中央权力”远远不如当年苏共有控制能力……经济改革，当然不只是经济而是政治问题。正是考虑这种种俄罗斯现实，盖达尔与丘拜斯的结论是：渐进主义就是死亡，它会加强既得利益者的势力，消灭任何改革的机会。

人类的理性当然有限，但在有限的理性里最广泛、最深入的计算之后，俄罗斯的改革之道，激进的休克疗法，无可避免。

盖达尔和他的团队开始破解价格放开之策，他们在为叶利钦起草的一份报告提供了使用休克疗法的方案，但却故意未提价格放开的具体时间，他们害怕提出具体的日子会导致人们的恐慌和大量囤积食品，这是一个难以承担的责任。叶利钦把报告初稿送回，并在上面批示：价格要在年底放开。大家都惊呆了，这不是可以提前公布的东西呀。盖达尔的团队甚至想尝试让叶利钦将批示划掉。但叶利钦的选择更政治化，1991年10月，他在讲话中再次重述自己有观点：在当年一次性地解除对价格的冻结。这意味着1992年1月1日之前，放开价格。结果，价格放开的第一个月，通胀即达460%，而一年时间，则高达2600%。这是别列佐夫斯基可以火箭般赚钱的机会，也是普京考虑如何给圣彼得堡寻找足够的食品的原因。

如此高通胀，当然政治上不正确，盖达尔以去职而求平复民情，势在必然。不过，盖达尔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将价格从国家控制中分离出来，计划经济被去掉了最强大的控制工具。只是，这个过程代价不菲。

已经走上这条道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盖达尔们必须继续。第一波改革已经如此艰难，第二波改革，剥离国家对资产的控制，将会更加艰难。盖达尔需要有人把此事负责到底，他找到了丘拜斯。丘拜斯当然明白他以及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他深吸一口气，跟盖达尔说：“你明白吗？不管结果如何，我下半辈子都将被人恨，因为我是卖掉俄罗斯的人。”盖达尔回答说：“我们都不得不喝下这杯毒酒。”

丘拜斯第一次提出他的私有化方案，是在1992年3月，这时正是通胀高企期。在后来他出版的《俄罗斯的私有化》一书里，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曲折过程：向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交报告——他必须完成这一过程，才可以获得一个私有化的法律基础。在报告里，他设计的方案是给工人和经理（内部人士）40%的企业股份，剩余股份卖给外部人士。最高苏维埃——在丘拜斯看来，这是以“红色厂长”与前共产党职业政工人员为主体构成的委员会，他们反对这一比例。这一批人提出了另一种比例方案，即把企业的51%股份交给内部人士，剩余的股份出售或由国家控制。丘拜斯坚决反对这个方案，他担心这样，内部人士就会保持现状。“如果整个改革方案就是为了造就新一代的有能力的物主，他们怎么能从以前那些苏联工厂的经理中产生呢？”

最终，丘拜斯还是妥协了。他后来回忆说：“如果厂长们不同意的话，私有化根本通不过，没有法律，如何改革？”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的框架确立。但如何将超级巨额的国家工业财富私有化——其具体的路径如何？

借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私有化方案，丘拜斯和他的团队决定把全国的资产以1.48亿份支票和凭单的形式分割，这些支票和凭单可以在拍卖企业资产时进行交易。丘拜斯大胆地创建了一支新的股东队伍——全体大众。他宣称：这一方案代表中央控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死亡……而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大规模私有化的开始，就意味着高官和强权偷窃国家资产的结束。在电视讲话里，丘拜斯很形象地解释说：一张凭单可用来购买两辆伏尔加小轿车。

对于凭单的作用，公正地看，目前的定论是：凭单本身与其说是经济工具，倒不如说是政治策略，丘拜斯用它们来使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能分得一块馅饼。这就使他赢得了公众对私有化的支持，使之不可逆转。

希望逆转私有化的力量当然存在，而且存续至今。在当时，最激烈的冲突，则是1993年10月，最高苏维埃与总统之间的武装对抗。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它是俄罗斯究竟采用总统制民主制度，还是采用议会制共和制度的竞争。但从历史的进程，更客观地观察，政治实为其表，其内里则是对私有化的一种反抗。简单而论，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的俄罗斯，必然会遭遇传统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对抗，这在俄罗斯变革的历史过程里，将是长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丘拜斯所作所为，意义何在？他对国家工业财富重新分配，以及之前的放开价格，是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冲突势在必然。观察俄罗斯的历史演进，“两条路线”斗争才是纲领性的脉络，非此，无可理解后来的种种冲突。

仍然回到丘拜斯设计的凭单方案，更认真地观察，凭单仅仅是资产重新分配的过渡步骤，是最终找到新的物主的中途站。多长时间才会达到目标呢？这些新的物主是谁？

如果说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之前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只寻找制度的空隙以求财富，而这个时候，在全球罕见的俄罗斯财富重新分配过程中，他们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汽车金矿

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对俄罗斯人诱惑实在太大。从掌握几万辆伏尔加厂汽车的“代售”权后，别列佐夫斯基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汽车零售商，他还销售奔驰、本田、雪佛兰、克莱斯勒、沃尔沃等众多外国汽车。他成了这个行业名副其实的大哥。

可是，大哥是用来挑战的。零售行业，尤其是“代售”，比较工业企业，投入成本是非常低的。这种低门槛，使俄罗斯汽车零售业成为黑帮争夺的战场。俄罗斯媒体论述的最大两个黑帮集团，一个是车臣帮，一个是斯拉夫帮——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别列佐夫斯基“大哥”，1993年他的停车场被攻击三次，展厅也被手榴弹炸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自保之道，是这年底逃到以色列，取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此时，他是一个应当被认真保护的“外国”资本家了。

“外国人”别列佐夫斯基就让黑帮住手了吗？1994年6月，别列佐夫斯基走出俱乐部大门，坐进自己的奔驰600的后座，前座司机旁坐着他的保镖。在下午的交通高峰期，他们的汽车驶出院子，上了公路，驶过一辆停着的欧宝牌小汽车时，这辆汽车里的遥控炸弹爆炸了！爆炸力量很大，掀开了奔驰的前车盖……司机死了，保镖炸瞎了一只眼，7个正在等电车的行人受伤，一个街区外的大楼玻璃都被震碎了。别列佐夫斯基从血腥的、浓烟滚滚的废墟里爬了出来，他也被烧伤了，震晕了。还好，他保住了性命。

爆炸4天后，还打着绷带的别列佐夫斯基，在一个庆祝俄罗斯节日的宴会上碰见叶利钦，叶利钦非常吃惊，问他发生了什么。叶利钦找来安全部长，要求他们一个月时间破案。但是，这事其实过去了。6年后，直到别列佐夫斯基被迫离开俄罗斯，案件也没破。

安全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只是俄罗斯这段野蛮的丛林时代，没有谁因为安全问题而放弃对财富的疯狂获取。别列佐夫斯基还只是代理商，那个金矿，还在1000公里外的陶里亚蒂。

别列佐夫斯基从来也没有停止掠取汽车金矿的步伐，在此次可能致命的爆炸案一年之前，他就开始了自己最后的攻坚战。

休克疗法时期，通货膨胀，卢布贬值，别列佐夫斯基火箭般获取财富……下一步的目标当然是那个庞大的伏尔加汽车厂，但从何处下手呢？后来，别列佐夫斯基告诉记者；既然政府可以发放凭单，那我为什么不可发行股票集资呢？他开始反复拜访俄罗斯财政部，推销自己集资20亿美元建立一个生产人民的汽车工厂的梦想。伏尔加汽车厂的总经理卡丹尼科夫坚决支持别列佐夫斯基的造车梦，他的身份，强化了这一梦想的可行性。

1993年底，别列佐夫斯基集资造人民汽车的计划通过了。12月13日，在靠近克里姆林宫的马涅什广场上的展览馆开始销售他的证券——这是专门在瑞士印制的、其质量可以与任何国家的货币进行比较的证券，并且使用了特殊的防伪技术。证券的正面写着：一股。票面的价值是1万卢布。

为促销这种证券，其代理商推出一种特别的手段：拿出10万辆伏尔加汽车通过抽奖的形式折价卖给那些证券持有者，第一次抽奖在1994年2月进行；这次抽奖共提供6500辆汽车，其中650辆是免费赠送的，其他部分则以20%～50%的折扣出售。抽奖的规则是：只有那些没有买卖手中证券的人（证券原始持有人）才有资格参加抽奖。

看上去，计划完美无缺，但这是一个骗局。那么，我们仅仅讨论和描述一个发财的骗局？不完全是。

回到丘拜斯以凭单分配俄罗斯工业财富的制度设计，凭单只是资产重新分配的过渡性步骤，是一个中途站，它如何达到它的终点——私有化最终如何完成？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丘拜斯计划推出两年后，70%的国有经济都变成了新的私有制经济，但这个过程如何，至少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整体性的报告出来。而别列佐夫斯基的故事，实则是一个可以了解俄罗斯以凭单方式完成私有化绝佳的个案，他的种种设计都足够精密，但是邪恶。而且，他的案例，因为材料充分，研究者众多，是后来用来描述俄罗斯私有化广泛使用的案例。

还是那位美国记者霍夫曼，他破解别列佐夫斯基的计谋：如果认真对待汽车证券，无论从法律还是传统意义上讲，这一证券都不是一种股票，而是一种新的债券，应称为“无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只给持有者一种权利，即用来换取真正全苏汽车联盟股票。然而，无记名证券的交易非常困难，所有无人认领的股份（绝大部分）将由全苏汽车联盟控制。这意味着，真正的控制权在全苏联盟的创建者手里，他们是别列佐夫斯基与卡丹尼科夫关系密切的公司和银行。只有证券原始持有人才有资格抽奖，如此设计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不参与证券的买卖，把证券放在家里——这样，别列佐夫斯基就可以把购买者的钱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而且，证券上不设计持有者的签名，又使这些证券看上去容易交易，但无论交易与否，因为证券上没有名字，出售的公司也不会留底，所以，又无法兑现他们许诺的红利。

这真是步步精巧的诡计，别列佐夫斯基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呢？10万辆伏尔加汽车的抽奖，可是，即使这一抽奖，他也只进行了三次，折价出售了1.4万辆汽车。

大约在半年时间里，别列佐夫斯基共集资253亿卢布，相当于1500万美元，这当然离他的目标还很遥远，但他们无力再集资了。莫斯科出现了更有诱惑力的集资方式——MMM公司的高回报率骗走了1.3亿美元。他们被挤出局了。

别列佐夫斯基果真是想集资来建造人民的汽车工厂？当然不是。他的目标一直很明确：伏尔加汽车厂。对于像伏尔加这样的苏联工业的骄傲的企业，别列佐夫斯基需要更多的钱去购买，设计出“证券”这种方式，他的目标是用来购买伏尔加汽车厂。这一设计最精密之处在于：当时俄罗斯法律对这种实则为无记名证券的债券，没有任何约束性规定。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处罚他。别列佐夫斯基用利息和再投资，将集资的1500万美元迅速增值到5000万美元。这下，他买伏尔加汽车厂——他的“金矿”的钱足够了吧。

现实远远超过想象。财政报告表明：别列佐夫斯基的全苏汽车联盟花了61亿卢布，相当于310万美元，购买了俄罗斯最大汽车厂1/3的股份。这是买，还是抢？

别列佐夫斯基用了两个手段完成了他的豪夺，第一，全苏汽车联盟利用凭单购买工厂的股份；第二，全苏汽车联盟是伏尔加汽车厂拍卖招标的中标者。但这次招标，只有一家投标者，就是全苏汽车联盟。按道理，中标者全苏汽车联盟应当对企业投入足够的资金，但后来，伏尔加汽车厂又发行了新股票，其中大部分卖给了全苏汽车联盟。如此资本循环错位使用，最终只用去区区数百万美元，别列佐夫斯基就拥有了伏尔加汽车34%的股份，进入董事会。集资挣回来的5000万美元，对购买伏尔加汽车厂而言，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

在这一切购买活动全部结束后，不是由别列佐夫斯基，而是由卡丹尼科夫向媒体表示：造车计划推迟了。之后，又告诉媒体：不可能建造汽车厂了。最后在一份报纸上刊布公告，说全苏汽车联盟召开了年会，会议“谴责了1994年6～7月经济社会的负面倾向，造成了不利的投资环境”。“人民的汽车”永远保留在人民的梦想里了，但人民的钱是拿不回来的了。

别列佐夫斯基是俄罗斯私有化的标本？当然不可以这样以个案代表整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别列佐夫斯基的故事不是唯一。

世事难料。从拥有半辆日古利牌小汽车开始逐梦，用尽各种天才而邪恶的手段，追逐自己的金矿——伏尔加汽车厂。但真的拿到了34%的股份时，别列佐夫斯基发现，实业尤其是汽车业，挣钱速度还是太慢。

什么快？金融，而且是非规则手段的金融服务。别列佐夫斯基拥有自己的银行，主要的业务是向政府贷款，占其贷款量的一半。俄罗斯财政部是他们主要的客户之一。这家银行的副总裁离职后接受采访，说自己曾经非常努力地想借用西方的投资金融方式来改变这家俄罗斯银行，但结果他非常困惑：“辛辛苦苦干投资，到头来可能‘毫无所得’；但当你和财政部的哥们儿一块去洗次桑拿，他们就可以给你的银行注入6亿美元的资金。”

这几乎是呆子也会挣的大钱：财政部把那笔钱存入别列佐夫斯基的银行，然后指示银行发放给边远地区。银行要做的就是收下这6亿美元，不用付给财政部一分钱，银行可以推迟把钱发给边远地区。而且他们得到这笔发放的钱，不是现金而是期票。在这个时间差里，别列佐夫斯基把钱投入到高赢利的投资里，钱全回来了！

在这个时候，再来回顾卢日科夫把莫斯科市政府的主要账户给古辛斯基的桥银行，是多么大的一个特权了吧！

媒体权力

早在寻找伏尔加汽车厂的关系资源时，别列佐夫斯基就有系统性的思考：“厂长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莫斯科的关系，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当他购买了伏尔加汽车的股份，并成为俄罗斯财政部指定银行之后，“莫斯科的关系”达到什么程度？

正在别列佐夫斯基发行他的人民汽车证券之际，叶利钦完成了他的第二本自传《总统笔记》，这本传记的捉刀人尤马舍夫把别列佐夫斯基带进了克里姆林宫，介绍给叶利钦。别列佐夫斯基有个超越总统的计划：这本书可以在芬兰出版100万册。别列佐夫斯基帮助总统在伦敦银行开设个账户，存这本自传的版税。别列佐夫斯基由此建立了与总统的个人关系。

这个过程当然有中间步骤。尤马舍夫是叶利钦自传的捉刀人，但他同时也是《星火》周刊的编辑。别列佐夫斯基对关系的识别能力非常强，他迅速决定资助这本杂志。得到的回报当然是进入克里姆林宫。后来，叶利钦的第三本自传《午夜日记》里提到别列佐夫斯基：“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可是，出版第三本传记的时候，他们彼此已经分手，恩断义绝，故有此言。而被叶利钦解职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的描述或许更接近当时的真实，在第二本自传出版时，“别列佐夫斯基开始得到叶利钦的欣赏”。

别列佐夫斯基的莫斯科的关系是：总统叶利钦。

也就在这时候，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为争夺俄罗斯航空公司数亿美元的国际票务授权而发生冲突。别列佐夫斯基在总统圈子里开始散布中伤古辛斯基的各种言论，奇怪，他的中伤言论还真管用。叶利钦对卫队长科尔扎科夫说：“为什么你不能处理一下古辛斯基的问题，问问他是谁？”科尔扎科夫说，叶利钦当时其实抱怨的是古辛斯基的车，在进城的路上挡住了他的妻子和家人，“多少次了，塔尼娅（叶利钦女儿）和奈娜（妻子）开车出去，路总是堵着，就是为给古辛斯基让路。他的独立电视台已经不受控制了，他太过分了。去处理他！”

这点小事，犯得着吗？这果真是别列佐夫斯基中伤的结果？科尔扎科夫，最直接的当事人解释是这样：正如圣彼得堡的索布恰克一样，卢日科夫也在各种媒体受欢迎的政治人物里排名前列，他会不会也跟索布恰克一样，是未来总统竞争的挑战者？而古辛斯基与卢日科夫关系最近。这当然是猜测之论。真实的情况是，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对抗总统的力量。

1994年底，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了。

车臣战争，是解释俄罗斯历史走向的另一条纲领性脉络。简单讲，叶利钦因为要求“俄罗斯优先”，因而要求俄罗斯主权与独立，如此促成苏联解体。这正如戈尔巴乔夫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所打开的第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叶利钦仿照他打开了第二个俄罗斯套娃。现在叶利钦自食其果，他面临正在被打开的第三个俄罗斯套娃：车臣要求独立。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叶利钦当然不能允许这种分裂行动；但从道义上讲，这个促使苏联解体的当权者，又如何能说服自己与民众不给车臣独立呢？事实上，车臣1991年就开始寻找独立的可能性，面对杜达耶夫领导的独立运动，叶利钦在自传《午夜笔记》里记述自己的策略：“渐渐地、平稳地将反杜达耶夫的情绪和势力渗入车臣，给予资金支持，如果需要，也可提供专业人员。要做到让人民自己赶走杜达耶夫。”总体而言，叶利钦是寻找和平解决之策。但到了1994年，科尔扎科夫——被媒体称为“战争党”的总统周边关键人士，决定选择更为激烈的武力解决之道。

1994年11月26日，车臣1500人的“反对派”从三个方向用坦克开始进攻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经过10个小时的战斗，杜达耶夫控制住了局面，打败了袭击者。面对这次战役，俄罗斯方面否认卷入；但杜达耶夫显然不这么看，他下达最后通牒：限俄罗斯方面在11月29日之前承认参与冲突，否则将对被俘的58个俄罗斯军人实施极刑。这场战争当然是俄罗斯军方主导下的进攻，但俄罗斯方面的否认，将自己架上了尴尬之地。

战争打响前，有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会见独立电视台，希望电视台将即将开始的战争缓一缓报道，独立电视台拒绝了这一级安全局高级官员的要求。独立电视台记录并报道了这场溃败的战役，整个秘密的攻击，在电视上变成了残酷的失败，这震惊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而且电视还不断播放被俘的俄罗斯士兵——看上去，似乎杜达耶夫更乐意跟独立电视台合作，并为他们的采访提供足够的方便。对此，克里姆林宫当然极端愤怒。

第一次车臣战争，由此无可避免。11月30日，叶利钦签署密令，准备军事行动。

“处理”古辛斯基，当然不再只是电视台挡住了叶利钦妻子的车那么单纯了。因为战争，也因为古辛斯基独立电视台的报道，主战派首领科尔扎科夫“处理”此事有了叶利钦未必知道的新的理由。他自己后来详细地记录这场戏剧性的“处理”过程：12月2日，一个蒙面人穿着没有徽章的制服，拿着自动步枪，到了古辛斯基在莫斯科城外的家，试图与私人保安交火。蒙面人后来走了，但当古辛斯基驾车从家里去市中心时，他们又在高速公路上跟踪他的车，一直跟到他的办公室。蒙面人当然是科尔扎科夫的人。古辛斯基飞快地跑到他的21层办公室。蒙面人走了，接着又来了一群穿制服的蒙面武装人员，他们带着武器……开始殴打停车场的保安，让他们在雪中排队。古辛斯基叫来他的电视台记者，拍下这一切。这一事件轰动一时，但长时间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直到科尔扎科夫后来将这一切写出来。

故事没有完。恐惧而紧张的古辛斯基，在办公室给他的朋友——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局的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请求支援，这位负责人向大厦派去了一支队伍。科尔扎科夫的制服暴徒与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局的队伍碰面了，有人开枪了，一发子弹擦着科尔扎科夫士兵的皮夹克飞过去，另一发子弹击中了一辆汽车……全面的战斗正待打响，联邦安全局的士兵认出曾经共事的科尔扎科夫队伍里的战友，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与总统卫队的精英战士对阵，他们迅速撤退了。

大厦的这场冲突，又促使科尔扎科夫向这里增派了一支小型快速反应部队，他们封锁了所有入口，检查古辛斯基的所有汽车。古辛斯基的司机把自己反锁在奔驰里，不敢出来。这个时候，科尔扎科夫很得意地写道：“让他出来，他不肯，后来就在车顶放了一枚手榴弹，他立刻就跳出来了。”但他又说：其实那颗手榴弹根本就没有引爆线。

普通的莫斯科人长时间不知道这些暴徒是由谁指使，但古辛斯基当然很快就知道他的对手是谁，如果他都不知道，这场冲突岂不是白演了？科尔扎科夫究竟为什么如此操作，他自己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这是别列佐夫斯基开的头，他要求勒索一下这个商业对手。古辛斯基会屈服吗？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当年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所遭受的屈辱与灵魂深处的愤怒。他拒绝合作，也拒绝停止车臣战争的电视节目。压力不断升级，越来越大，古辛斯基后来回忆：“我感到害怕，但是我不能同意停止，我是在大街上长大的，不是吗？我不喜欢被威胁，我真的很害怕，的确，但是我不能对任何人表现出我的害怕，是吧？我说，去你的吧，你们所有的人都滚蛋吧！”

独立电视台不断讲述车臣战争里政府不愿承认的事实，夜复一夜，他们用俄罗斯电视台从未使用过的方式播放。当俄罗斯的直升机被击落时，独立电视台播放了飞机残骸，但是政府官员却一言不发；当俄罗斯士兵被俘时，独立电视台也播放了，而政府却说没有战俘……古辛斯基说：“多亏我们对战争的诚实报道，我们成了真正独立的电视公司。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公共服务是什么。”

当初梦想利用媒体来建立权力与影响力的古辛斯基，因为这场战争，终于确立。从结果上看，那些骚扰者不是打败了古辛斯基，而是拯救了他。这真是反讽。或者这仅仅只是基于古辛斯基的勇气？这当然是因素，但真正的原因是他站在了历史逻辑这一边。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俄罗斯的历史逻辑在此刻帮助了他，后来又帮助了普京。

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后来又创办了一个周播的新节目：“木偶”。这是一个经常会以叶利钦为主角，并竭力丑化他的节目。这让叶利钦很生气，他给卢日科夫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在污辱我！”但节目仍在继续播出。叶利钦也不再干涉，他对民主政治的适应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克里姆林宫的攻击，最终的结果是败坏了卢日科夫与古辛斯基的关系，桥银行的那些官方账户被转走了。独立电视台在车臣战争时，在莫斯科的观众达到48%，是其他所有电视台观众之和。战争结束后，这家电视台每分钟的广告价值达到1万美元，对政治有价值的，对商业也有价值。

无论是寻求保护，还是选择对抗，俄罗斯新一代富豪已经达到可以跟总统“平等”的地位，这种变化意味着他们拥有了无可忽视的巨大的权力。别列佐夫斯基再次说服叶利钦为他“建立一条电视专线”——1994年底，叶利钦签署命令，没有按照法律要求的拍卖程序，国家电视台私有化了。别列佐夫斯基与他的银行家朋友拥有了这家更名为“俄罗斯公众电视台”49%的股份，他们提供的基础资本只有220万美元。

当俄罗斯新富豪们拥有了金融资本、工业资本以及传媒集团之后，他们获得了空前的权力，问题是，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呢？

拯救总统

1995年底，叶利钦再一次“消失”，长时间未出现在公众场合。卸任后，在自传里，叶利钦写出了这次病情：心肌梗死。这场病是一场灾难，许多人担心的事情似乎正在发生。

这年的下半年，别列佐夫斯基加入了对石油财富的争夺中，他计划向美国的索罗斯借1000万～1500万美元来购买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索罗斯告诉他：“我1美元也不能借给你！”——为什么？别列佐夫斯基解释说，索罗斯担心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会当选总统，然后重新把私有资产国有化。如果这样，那果真投入1美元都算太多。

即使如索罗斯这样的美国人，担心的也并非没有道理。在这年底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成为杜马第一大党，获得44%的代表议席。“两条路线”的斗争再次公开化。俄国共产党宣言很坦率：能源国有化、银行国有化、撤销私有化。比较之下，这时候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3%。支持率其实就是“反对率”的另一种表达。而久加诺夫的支持率是多少呢？20%。就在这种极度的反差之下，叶利钦病倒了，而且是心肌梗死。

转过年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出席了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他成了这里的焦点人物，有统计说他一天要接受20个记者的专访，大家都想从这位最有希望成为下届俄罗斯总统的人那里打听点什么。他宣称自己尊重民主权利和个人财产私有，还声称他将不会尝试大规模的异化，但是，“如果将工厂放在次要发展的地位，从摩尔曼斯克到海参崴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动”。——这些是西方记者不太能够了解其真实意图的说法。按照一位俄罗斯记者的解释：西方人谁会去了解俄共党章和宣言呢，虽然它里面的“国有化”写得清清楚楚。

这个时候，俄罗斯的社会学家库留西塔诺夫斯卡娅已将她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消息报》上，她的论文用了一个词：寡头——以此来形容诸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一系列新出现的俄罗斯大亨。这个定义很精彩，它一下子成为俄罗斯以及西方世界描述并理解俄罗斯的关键性概念。但究竟哪些富豪可以归为寡头之列，随后成为争议，但基本上在七位或八位之间，他们分别是：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科夫斯基（尤科斯石油集团）、波坦宁（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弗里德曼（阿尔法银行）、斯摩棱斯基（农业银行集团）、维诺格拉多夫（帝国银行）。有意思的是，这些寡头也差不多都在达沃斯。

在久加诺夫对西方总裁以及媒体妥帖而含混的表达里，这些寡头当然嗅出了西方人不理解的“回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危险。在这里，索罗斯告诉寡头们，他相信久加诺夫会打败叶利钦，“如果共产党选举成功，你们这些企业家们将被挂在街灯柱上示众，所以你们应该逃离这个国家以自救了。久加诺夫才是赢家”。但别列佐夫斯基不这么看，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联手起来打败久加诺夫。”索罗斯平静地回应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你错了。”

别列佐夫斯基拿起房间电话，拨通了古辛斯基，这对刚刚残酷搏杀的对手决定迅速见面……回到莫斯科后，别列佐夫斯基组织起七寡头，制定一套计划，决定支持叶利钦执政。

病中的叶利钦，情绪低落，在他第三本自传《午夜笔记》里记录那个时刻：“平生第一次我突然感觉自己几乎处于政治上完全孤立的状态……我面临着受到所有大小风暴冲击的生活，站着，却又几乎被风暴刮倒，强壮的身体——垮了；‘最亲密的朋友’——已经找到了你的替代人，犹如群禽慢慢地、渐渐地找到了新的首领一样；最后，那些你一直作为依靠，是你的最后防线、后备力量——民族精神的领袖也与你断绝了来往，而人民……人民既不能原谅‘休克疗法’，也不能原谅在布琼诺夫斯克和格罗兹尼的耻辱。似乎已经输得精光。”

这个时候，叶利钦的身体也确实糟糕，有10位医生签名给叶利钦写了一封信：“会诊结论：最近两周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健康状况发生了不良变化，所有这些变化与急剧增加的体力负担和精神负担直接相关，远距离飞行过程中频繁的气候变化和时差倒换是极其重要的原因，睡眠时间已经缩减至极限——每昼夜三四个小时。这样的工作日程对总统的健康和生命存在着可能产生的威胁。”

最后，叶利钦还是下定决心参加总统竞选。他的理由：“想到这种做法（退出政治舞台）将会促使某些人执政，我就难以忍受。”叶利钦决定由副总理索斯科韦茨担任竞选班子的负责人，可是竞选班子刚成立，就闹出丑闻。媒体报道说，铁路部门与冶金部门发放工资的那一天，要求人们同时到两个部门签字，一是为了领工资，一是支持叶利钦。叶利钦让他的办公室去查核一下，果然是索斯科韦茨下的命令。

寡头们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决定在跟叶利钦见面时，一定要告诉他真实的支持率：3%。叶利钦同样记录了这次会见：“举行会见的倡议是他们提出来的，起初我对此相当冷淡。我知道，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无论怎样都是我的支持者。”这或许不可以认为是叶利钦的傲慢，“两条路线”斗争，寡头们将无可选择地站在叶利钦这边，否则，他们倒真可能如索罗斯所言，“被挂在街灯柱上示众”。

这次见面，是俄罗斯寡头第一次集体在克里姆林宫亮相，各种媒体反复追问各个当事人当时的细节，那个历史现场基本可以被复原出来：

丘拜斯带着七位寡头进到叶利钦的餐室，他首先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些文件交给叶利钦，很平静地说：“形势不容乐观，你的支持率只有3%。”叶利钦瞥了一眼文件，将它们扔到一边，愤愤地告诉丘拜斯：“那些都是垃圾。”丘拜斯沉默不语，僵持了很久，古辛斯基开口了：“鲍里斯（叶利钦），我想这是真的，你周围的人都在欺骗你。”叶利钦转向古辛斯基，紧紧地盯着他，一副极其厌恶的神态。“但你知道我的人告诉我什么了吗？”叶利钦问。“鲍里斯，你为什么如此糊涂，就是因为你相信了他们的话，所以你才会行事愚蠢。”古辛斯基并不胆怯。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接着，叶利钦随手抄起一个大盘子砸向古辛斯基……

这次见面竟是如此生僵。叶利钦自己也记录说：“如此强硬的谈话，我当然没有料到。”

叶利钦还记录道：“他们建议竞选班子使用他们的所有资源——信息方面的、地方上的、财力的，而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此次会见的结果是，成立一个由叶利钦自己做主席，寡头们提供财政支持，丘拜斯具体负责的分析中心。这个中心成了与索斯科韦茨并列的2号竞选总部。叶利钦的小女儿塔季扬娜·佳琴科加入分析中心。

3%的支持率，这是现实。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提出了自己的“竞选操作法”：取消共产党、选举延期……他劝说叶利钦：“以三个百分点的支持率去拼，这毫无意义。”科尔扎科夫的建议，一如对弈的双方，眼见自己即将输掉比赛，就决心用手抹掉棋盘上的所有棋子，并且宣布自己赢了。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可是，叶利钦居然被说服了。

在《午夜笔记》里，叶利钦记录了这个过程：

没有必要隐瞒，我向来喜欢简单、有效的决定。我总觉得，快刀斩乱麻比长年累月拖拖沓沓解决难题更为容易。我下定决心，对班子里的人说：“准备起草文件……”繁杂的法律工作开始了，我们起草了一系列命令，其中包括禁止共产党活动、解散杜马、将总统选举延期举行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大家认为局限于现行宪法的条条框框，我没有能够解决危机。我确切、简洁地对自己做了这样的说明：我是用超越宪法规定这个品质问题上的沉重损失作为代价，来完成还在行使总统职权初期给自己提出的一项主要任务。

“两条路线”的斗争确实激烈。为什么叶利钦会想出解散杜马、取消共产党呢？

在这个建议提出之前，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以250票对98票，通过决议取消1991年别洛韦日密林协议——正是这个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签署的协议促成苏联解体。这是叶利钦政治生命中，最为惊人的一次选择。以俄共为国家杜马多数的这次决议，实则为一个政治宣言。但这个决议，成了科尔扎科夫解散国家杜马完美的借口。

在有总理、副总理和强力部门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叶利钦提出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意见。只有内务部长激烈反对这个决定：“打仗？这可是国内战争！”

“剩下独自一人，我做了全面的考虑：必须马上，在一昼夜内决定。这种事情不能拖延，否则就会走漏风声。我又感到内心发寒：我必须独自采取决定，独自为此负责。”——这就是当时的叶利钦的状况。别列佐夫斯基还有古辛斯基也得到了克里姆林宫里的消息，他们决定公布它，“阻止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它”。叶利钦的女儿，还有丘拜斯做最后一搏，去了克里姆林宫，他们的反对更为激烈。“最终，我还是撤销了几乎已经做出的决定。至今我仍然感谢命运，感谢丘拜斯和塔尼娅，因为在这个时刻响起了另外一种声音；而我，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对我的信任者深感惭愧……”最后时刻，解散中止，没有选择抹掉棋盘上的棋子。

叶利钦终于真正地走向了总统竞选的竞技场。他确立的竞选战略：鲍里斯·叶利钦是总统候选人之一，并不就是总统。

科尔扎科夫当然不满意自己的计划落空，他并不相信叶利钦可以竞选成功。他略用小计，逮住了第2号竞选总部盗窃竞选经费的人员。这在一天夜里，所有寡头们都可能因此事件而被科尔扎科夫收拾——想想他曾经对待古辛斯基的办法，叶利钦的女儿跟寡头们待在一起，决定舍命相陪。正因为在夜里，谁也不敢叫醒在睡觉的叶利钦，这才是僵局的关键。第二天叶利钦醒了，知道了此事，立即签署命令，解除科尔扎科夫的总统卫队长之职。这个解职，促使科尔扎科夫写出了他的“总统秘闻”，那种种“宫廷”传奇，得以传播。

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的电视台把全部的赌注押给了叶利钦，而另外两家国有电视台，归克里姆林宫管，这使第一轮大选前五周内，叶利钦在一些主要新闻节目中露面的次数是他的对手的三倍。第一轮结果出来了，叶利钦得票率为35.28%，领先久加诺夫的32.03%，但双方都没有超过50%，需要进入第二轮再决高低。

在第二轮投票前两周，叶利钦再次病倒。“突然，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仿佛有人从腋下将我架起，拖走。一个高大、强壮的人。那时还没有觉得疼痛，就是这种恍如隔世的惊恐。有一种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接触到与我们全然不知的另一种现实的感觉。……我在心里想：上帝，为什么我竟然如此不走运！已经是第二轮了，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麻烦的是，在第二轮投票前，他还必须完成一个对全国预选的电视演讲。而以第一轮投票时的经验，如果民众得知他生病的消息，他将失去支持。在奥斯隆就是这种情况，选票的数目表明，票数每天下滑0.5～1个百分点。这个时候，其实他讲话都很困难。

录像带拿回电视台了。“视频专家对带子进行了令人惊异的改造。为了使它听起来很好，我们做了艰苦的工作。”后来主持其事者告诉美国记者，“最后的结果，那段视频给观众的印象就是，叶利钦的声音听起来僵硬而不均匀。但对广大民众来说，这并不会表明叶利钦刚刚犯了心脏病。”电视台的修饰工作一直持续到投票当天，叶利钦的投票画面也是经过编辑的，他身旁的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被删除了。不让民众知道叶利钦的病情——这是寡头们送给叶利钦的礼物与支持。而完成这一切工作的，是那家在车臣战争中崛起、后来还经常以叶利钦为丑角的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几年后，古辛斯基回顾这段经历，他说：“我们实在与总统走得太近，陷得太深。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轮投票结束，叶利钦以53.82%的选票获胜，久加诺夫得到了40.31%的选票。

公正而言，这次选举意味着，国有化以及计划经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往回走与继续向前进，都是可能被民众选择的路向。这段时间正在俄罗斯做驻站记者的戴维·霍夫曼描述他对这个国家的选举的观感：叶利钦虽然建立起他所深信不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但4年时间里，他没能为俄罗斯商场里的空架子增添足够的货物。因为我个人经历了这段日子，所以我能理解叶利钦赢得选票的原因。虽然俄罗斯人民适应了新生活方式，特别是经济方式，但成千上万的工薪阶层和老年人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仍是久加诺夫的拥护者。

选举背后的“路线斗争”没有重回计划经济旧路，深度参与选举的寡头们，在拯救了叶利钦的同时，也拯救了自己。只是，这一胜利使寡头们对自己的权力与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别列佐夫斯基提出了他“著名”的观点：“权力听命于财富”——“有两种类型的权力，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权力，一种是资本形态的权力。不过现在意识形态的权力已经不存在了，新的权力就是资本。如果什么对资本很有利，那毫无疑问，它对国家也是有利的。”随后，别列佐夫斯基获得了真正的权力，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两条路线”的斗争，经此总统选举，似乎告一阶段，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已不太可能。久加诺夫此后也曾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但没有像这次选举一样，如此接近胜利。稍后，叶利钦敏锐地发现了新的挑战：“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在大选期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我们才刚刚摆脱叛乱的威胁、‘左派’的复仇，我们才刚刚建立起公民社会的正常制度，可突然间又出现了新的、危险的挑战。”显然，“路线”斗争那条纲领性脉络，虽然并未消失，但自此逐渐让位于资本与权力的博弈。叶利钦还有胜算的机会吗？

普京的工作

大选结束，普京来到莫斯科寻找新的工作。但是，第一个机会失去了——可能出任政府主管的亚格罗夫被解职，曾经说妥了的那个副手的职位，取消了。

普京后来告诉媒体：“情况确实不妙，我有家庭，你们知道，局面必须扭转，无论通过什么办法。”可是，莫斯科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获得。

接替亚格罗夫位置的是丘拜斯，也是圣彼得堡出来的官员。在普京进入索布恰克的列宁格勒苏维埃班子之前，丘拜斯是列宁格勒苏维埃第一副主席，他们曾有极其短暂的共事经历。随后，丘拜 队友对手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