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古城墙保护争议：留住古城记忆

（文 / 李翊）

( 20世纪30年代，湖南长沙天心阁 )

“原址”和“异地”保护之争

因为发微博时候省略了“原址”两个字，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柳肃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最开始听说在潮宗街挖出了古城墙是在去年11月份，因为忙，我没有太关注此事。亲眼看到这段城墙是在今年1月10日，120多米长，还不包括没有挖掘出来埋在万达公馆售楼处下面的部分，第一感觉是‘震惊’。省文物局组织了七八位来自考古、文物、古建等不同领域的专家论证其价值和保护方案，会上大家既公认了城墙的重要性，同时也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原址保护。”柳肃对本刊记者说，过完年，他偶然了解到，后来又组织了一个专家会，会上有几个水利、地质专家提出，湘江汛期将在4月1日到来，鉴于古城墙的地质条件，容易出现管涌，最后得出倾向性意见：异地保护。

“知道这个方案后，我心里很难受，就在2月10日发了条微博，原意是古城墙的原址恐怕保不住了。”让柳肃意想不到的是，各种议论铺天盖地而来，他瞬间就成为“意见领袖”，“一上微博，就被上千条评论淹没”。

2月12日，在湖南省著名节目主持人汪涵的牵线搭桥下，市政府召开专题和专家论证会，长沙市市长张剑飞、市文物局局长曹凛和柳肃、龚晓跃、刘三爹等来自专家、平民及媒体的代表一起来到发掘现场，考察古城墙及周边环境，开座谈会。柳肃依然坚持了自己“原址保护”的观点，会议的最终结果是：再进一步论证。

( 考古发现遗迹与长沙古代地图 )

汪涵的介入，源于他的另一个身份：长沙市政协委员。柳肃说，之前，他和汪涵没有打过任何交道，而汪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算不上什么推动者，充其量是个管道，这件事情原本就是按目前的方向发展的。”

2011年10月底，在万达广场开建前，长沙市文物局考古研究所曾特别对该地段进行考古勘测，考古勘测是工程动工前的法定程序。在考古专家的发掘下，2011年11月下旬，古城墙（包括两段墙体）面世，墙体呈东北—西南走向。

( 宋代古城墙明显可见的攻城破城遗迹 )

经专家初步判断：一号墙体为明清时期长沙城城墙，二号墙体为宋代长沙城城墙，在二号墙体外侧，考古人员发现大量淤泥层，宋代城墙中，有一段是用架设树桩来稳固基础的。

据考古人员的介绍，从目前发掘的情况看，古城墙有叠压关系的城垣及与之关联的大型建筑基址，时代跨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层次非常清晰，是长沙乃至湖南城市考古史的第一次发现。“从遗址可以看出不同朝代的建筑特点，比如宋朝用青砖，制作精美，明朝用花岗石。花岗石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使用，但大规模使用是在明朝以后。”柳肃指着现场图片向本刊记者进行解释，这段修补过的城墙证明宋明时期长沙临河地段是有城墙的，有的地段甚至在临水或靠近河漫滩的地方修建城墙，因而采取了打桩固基的办法，这种做法和水上城市威尼斯的做法类似，是极为宝贵的城市建设史资料。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至少说明长沙城在宋、元、明、清几个重要的朝代中心位置是没有改变的，而且在长沙的古代地图上能找到这段城墙很清晰的位置。

( 湖南长沙简牍博物馆 )

“这段城墙上还留下了战争的痕迹。”柳肃说，宋元时期在长沙城发生过几次大的攻城战，有据可查的如岳麓书院有200多师生参加的抗元长沙保卫战。“在古城墙的南宋砖块上，发现了‘忠义军’及‘长沙’、‘宁乡’等铭刻，按推断与辛弃疾为代表的、发生在南宋时期的长沙民抗金历史有直接关系。这与北京、南京等地的长城有着不同的历史意义。”

在2011年的湖南考古与文物工程汇报会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还谈到了城墙遗迹对于长沙古城发展和湘江改道考证的重要性，他认为，根据城墙外的淤泥堆积可以断定当时古城墙之外就是湘江，柳肃根据长沙古代地图对比，古代地图上湘江与城墙是挨着，但如今城墙与河道之间的距离有100～200米，这就说明了湘江改道或者河流变窄了。

( 瑞士建筑师彼特·祖姆特设计的科伦巴艺术博物馆是世界建筑中古建筑保护、修复和重建的经典案例 )

从历史文物价值考虑，原址保存是最为理想的方式。“无论是把这些城砖拆下来送到博物馆里展示，还是整体搬迁到异地保护，都是阉割历史的愚昧做法。”参加论证的所有建筑学专家都认为，应该将古城墙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原址保护。“《文物保护法》有相关规定，原则上所有不可移动文物都不能异地保护，除非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必须让路。”柳肃说。但水利专家提出了技术上的难题：“古城墙遗址基岩埋深15米左右，基岩面标高与湘江河床标高相近。该区域地质结构复杂，地下水与湘江水互为补给，江水对地下水的回流补充作用明显，且上层滞水与孔隙水间缺乏稳定的隔水层。汛期即将到来，如果进行原址保存，会存在‘管涌’的可能性。”

针对这种“管涌”问题，柳肃提出，将全长120米的城墙原址保存一部分在地下，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既不过多影响万达商业地产项目又能让城墙部分原址保护的方案。“在发微博之前，我给长沙市市长和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分别写了信，三四天后，长沙万达项目负责人与我联系，向我询问城墙的价值。我再次建议，如果全部原址保留成本太高，是否能保留一小段，其他的异地保留？”柳肃说，事实上，1996年，日本投资商在长沙修建“平和堂”大型商业设施时，曾挖出三国时的古井，里面装满了竹简。日本人当时立刻提出，愿意出资修一个博物馆，对古井和竹简进行原址保护。反而是长沙市政府没有同意，后来专门为这些竹简修建了一个博物馆，即“简牍博物馆”。

在长沙市政府相继召开5次会议、湖南省市文物局召开4次专家论证会后，2月15日，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凛和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带着情况说明和保护方案飞赴北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古城墙保护情况。

消失的城墙

柳肃告诉本刊记者，1700多年前，三国孙权时代的长沙城，在吴简中名叫“临湘侯国”（相当一个县级市），由长沙郡管辖，是郡治所在，也是长沙郡最重要的属县。“长沙城是从楚汉的中心城发展起来的，2000多年来，或许因为这里很少发生大规模战乱，古城一直在原址上发展，慢慢扩大但并没有变换地址，城门的位置也没有变化，只是名称在不同年代有更改。长沙城在唐朝扩大了4倍，明清又在唐的基础上扩大了2倍，这些计算都是以现存的古地图和城墙遗址为依据的。”柳肃说，作为古代城市的防御边界，根据城墙的遗址可以确定古城的范围和城市活动区的规模。

至近代，人口剧增，工商发达，城市扩大，巍峨的城墙于是成为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从光绪末年的咨议局到民国初年的省议会，均多次议决要拆除长沙的古城墙，填塞护城河，以拓展城区面积，逐步将长沙建设成一个近代化的新型城市。后因军阀混战，政局不定，加之城墙坚固，拆除工程浩大，此项提议一直到1917年才纳入长沙市政建设的议事日程。”

1920年8月，长沙市政厅发布了《长沙筹备市政说明书》和《长沙市政计划书》，首先将铲平城垣列为长沙市政工程的第一件要事：“长沙市政工程，第一莫如铲平城垣，并修筑环城马路，以除障碍，而得交通。”

1923年长沙市政公所下设的马路工程处成立，举步维艰的长沙古城墙拆卸工程的环城马路的修筑工程终于得以实施。1923至1924年，巍然屹立于湘水之滨达千年之久的古城墙在一片号子声中轰然倒塌。“那时候将建筑看做不可移动文物的人不多。如果不是当时湖南大学校长曹典球的极力反对，长沙城南的一小段城墙及天心阁很难被保留至今。”柳肃说。

长沙的古城墙自河岸城角码头始，周长为2639丈，约8.7公里。“这次发现的古城墙遗址就位于潮宗门附近。”柳肃说，“作为一个在原址基础上存在了2000多年的古城，中心城的部位是大量文物埋藏区。”柳肃以老城中心的五一广场为例，距今2500年前的战国，五一广场为楚城中心。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五一商圈升级改造，在五一广场今友谊宾馆（原中山商厦）、新世界百货、平和堂工地发现有战国古井数十座，其中中山商厦下发现战国陶器作坊遗址。距今2210年前，长沙国吴王殿可能在今天的春天百货位置。古籍载，吴王殿西对贾谊故居。距今1950年前，五一广场为官署所在地，此处出现大量西汉、东汉、三国吴简，可知长期以来为官署所在地。距今850年前，宋代仍为官署之地。洪迈《容斋随笔》记，吴王殿为郡治所在。距今500年前，明代时期，五一广场所在地为明吉藩府承运殿及走马楼等所在地。距今150年前，清代晚期，五一广场为庆祝皇帝及皇室喜庆等庆典的万寿宫所在。距今100年前，为万寿宫、长沙粮食仓库所在地。

“国家应该对在老城区规划房地产和大型公建项目有所限制，密集的高楼大厦已经把地下文物埋藏区破坏得差不多了。每一栋高楼都有一个很深的地下室，都会破坏下面的文物埋藏。”柳肃说，从国外的经验看，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之间并非绝对对立的矛盾。“日本的镰仓是很多王朝的古都，政府对在该市大兴土木有严格的限制，特别是禁止地下设施的建设。瑞士建筑师彼特·祖姆特设计的科伦巴艺术博物馆（Kolumba Museum）是世界建筑中古建筑保护、修复和重建的经典案例，这座博物馆就是直接在被炸毁的教堂原址上盖起来的新建筑，所有的残垣都被建筑师巧妙地组合和编织到新的混凝土建筑中去，而废墟被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成为展厅，这样的参观可以让观众穿越时空。”

土地之争

2月16日的长沙下着迷蒙细雨，被挖掘出的部分古城墙遗迹用红蓝条的塑料编织布遮盖，未挖掘的部分延伸入万达公馆售楼处地下。资料显示，长沙万达公馆属于万达广场项目，整个工地用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由于文物挖掘的需求，目前已经停工。

长沙开福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保护方案确定后，万达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古城墙保护工作。“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停工期间，我们每天损失的资金成本大概是50万元。”该负责人强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保护古城墙放在首要位置，并希望更多市民能够理解其为保护古城墙所做的努力。

2010年4月份，万达地产以26.5亿元的价格拿下长沙开福区“东邻西长街，西临湘江大道，南邻五一大道，北临潮宗街”总建筑面积超100万平方米的地块。虽然早在7年前万达集团已经在长沙最核心的解放西路步行街小试身手，但是在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当时长沙媒体的表述中，长沙开福万达广场将是万达第三代商业中最好的产品——大型城市综合体，这也是万达在国内的第43个“万达广场系”产品。

事实上，位于长沙古城文物埋藏区内的万达广场自奠基以来便在该建设区域发现了众多古代遗迹。

2010年8月初，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长沙市一号文物埋藏区（古城文物埋藏）万达广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据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何旭红所长介绍，整个工地占地约12.18万平方米，分A、B、C、D四块，此次发掘区域属于B块，发现了大量的水井、灰坑、灰沟以及一条古湘江江堤遗迹等遗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古井有360多口，按照井口形状分为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按照井壁构造分为土壁、砖壁、木板壁等。

除为数众多的古井外，一处古湘江江堤遗迹的发现是此次发掘的重点。何旭红说，江堤遗迹在B地块内残存长度约200米，最宽处30米，最窄处10多米。该古湘江江堤遗迹由木质构件与夯土混合构筑而成，可初步判断始建于晚唐五代。

在万达广场区域发现古井，这对考古人员来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所以并没有引起像发现城墙那样的关注。柳肃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旧城改造大规模铺开和高层建筑要求的深基础施工日益增多，使许多深埋地下的古井重见天日。长沙古井数量巨大，密集成群，据不完全统计，在以五一广场为中心的8万多平方米的范围内，自1998至2004年底，清理发掘古井已达500多口，这还没有算上未被清理的古井。据此推测，长沙古城中心每百平方米就有古井1～2口，自战国、西汉到魏晋、唐宋、元明清都有，越靠近广场中心，战国和汉代的井就越多。

然而，随着旧城改造，长沙古井消失速度也在加快。相关资料记载，到1950年长沙市内共有水井3446口，且大部分在使用，“而现在长沙城区仅存水井94口，仍在使用的有26口”。仅在数十年时间之内，3446口水井变成了26口，长沙古井的消失速度可谓惊人。与此同时，本刊记者注意到，在考古发掘中出现的古井，也均未能保留。

长沙市文物局提供的资料表明，截至2010年6月30日，长沙市城区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09处，仅新发现的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就达250处，其中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有52处。

对于这个数据，建筑评论家方振宁参考了长沙文物网站对于“不可移动建筑”的规定后表示：“文物网站上对于古代建筑的保护特别少，近代的比较多，这就说明了长沙对于古代‘不可移动建筑’的认定存在问题。如果长沙是2000年的古城，在网站上公布的内容就太少了。同样，如今发现的宋代城墙，专家就应该组成专家团队认定为‘不可移动建筑’，只要被认定之后，这段古城墙就无人能动了。”

为了保护这些为数不多的“老家底”，长沙市在2011年5月公示了《都市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图》和《市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图》，“划界”保护长沙历史文化名城资源。根据规划，长沙将重点保护东起建湘路，西到湘江，南起城南路，北到湘春路范围内的旧城区，同时规划保护3处历史文化街区、4处历史地段、12条历史街巷和8个历史名镇名村。

但是，曾为长沙23处重点保护历史旧宅制定保护方案的柳肃依然担忧不已。“2004年，长沙市政府就历史文化街巷和历史旧宅保护曾召开专题会议，明确潮宗街等11条街巷为长沙受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巷，苏州会馆等23处旧宅为重点保护的历史旧宅，并明确这些街巷、旧宅可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保护性修复或改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然而才过几年，11条历史文化街巷中，就有大古道巷、小古道巷、磨盘湾—南倒脱靴—一步两搭桥三条老街被拆迁；23处受重点保护的历史旧宅中，苏州会馆和鸿记钱庄也被完全拆除。”柳肃说，“一个城市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而建筑正是石头的史书。” 考古文物古城墙湖南湘江争议长沙北京城墙长沙发展长沙市博物馆留住记忆柳肃保护古城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