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解决一切的开始

（文 / 李东然）

( 电影《爱》剧照 )

坦诚的生命经验做底

《爱》开始于导演钮承泽本人的真实过往。4年前，交往了多年的女朋友说爱上了别人，和任何失恋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在情感创伤急性发作期里，被悲愤和忧伤裹挟的他，甚至立了毒誓，“最好不要被我碰到”。

偏偏不久之后，就真的偶然三个人碰在了一起。“我清楚记得那个瞬间我有多么紧张，心跳得很快，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怎样，但几分钟后，我突然发现，我不讨厌那个男人，再后来，我发觉自己对他甚至会有点喜欢，因为我看到是他在给那个我爱的人带来更大的快乐。”

转而是钮承泽被自己的念头惊住了：“倒是失去爱情以后反而去认真思索起爱情这回事，我仔细反省了自己的人生，我发现在任何过往的关系中，我想到的大多是自己。譬如我希望那个人符合自己的情感需要，希望那个人支持我、陪伴我，我以为那就是爱，但三个人站在一起，我意识到我是真的爱这个女人的，即便我很悲伤那些从我这出发的希望陨落了，但爱还在，因为我如此希望她真的快乐。”

于是，从《艋舺》那个暴力黑色也满布青春热血的世界走出不久，钮承泽已经在着手准备爱情故事。他很想和全世界分享对爱情的领悟——尊重、包容、成全、放下。“这体会好像是悟出又一门生存之道，面对伤口，怎样逃避都是于事无补，反而是学着感受它，和它相处了，渐渐感到它便成了生命的养分。”

( 电影《爱》剧照 )

钮承泽作品一向以坦诚动人。5年前拍《情非得以之生存之道》，坦诚到镜头完完全全对准自己，心中骄傲的理想，堕于现实浮躁的不可自控，挽回之艰辛曲折，大胆直白到使人瞠目结舌。一部由区区200万台币启动，毫不讳言“打手枪”嫌疑的作品，金马获奖，票房飘红，钮承泽觉得，这就是坦诚的能量。

“其实那是拍在事业最迷茫谷底的时候，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把这个钮承泽彻底击毁，再赤诚地去面对我的下半生。但它确实成功了，我意识到坦诚是创作者多重要的品质。当然，坦诚之后会面对很多暂时的压力，但是长期看却大有裨益，尤其能帮助如何去做越来越好的自己。当然有人小心翼翼、彬彬有礼一生，也很好，但我不是那样的个性，《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后来真的成为我的另一个起点。”

《爱》虽然继续个人经验的底子，但“豆导”钮承泽却无意再续《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的半纪录风格，反而是在心中憧憬了另一番格局。用三段式的手法交织着三条线索，喜欢上同一个男生的亲密姐妹淘，爱上单纯青涩大男孩的名媛，还有不经意走入单亲母子生活的富商。开始于盲目疯狂，难免对峙乃至苦痛，最后还是真爱无敌作结，占尽了商业片的妥帖、安稳、通俗、易懂。

难得的是，机关算尽的普适商业外衣里，另裹着温暖的人情。故事里的爱之重大，不仅因它如何超越诸如阶级、金钱等等现实壁垒，更是得到失去之间的每个人，都因一段爱的旅程，找到了更真实、更饱满的自己。钮承泽说，这正是他要故事最终所要回归的自我经验。

虽然钮承泽亲自出演的只是学习放手的中年男子一个角色，但他说，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他的影子。劈腿的男孩儿很像年轻的自己，心里满是理想和热情，做事却躲不过自私和鲁莽，从不成熟地解决问题，到磕磕绊绊地学会男人的担当、责任和坚持。至于走入单身妈妈生活的钻石王老五，也是对当下社会的感慨由衷，所谓爱之重，就是那些重要规则，与之相形，都只似玩笑而已。

“试片以后，台湾媒体的热情都在对号入座，但不知怎的，我完全不恐惧自我暴露，甚至很享受这份感觉。我想拍的电影就是能让你跟着哭跟着笑，离开电影院时还能带走一点什么，要换别人真心首先不能吝于付出自己的真。这可能也因为我总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现在我的人生观是笑着接受生命给我的一切，张开双手，不管到时候来的是什么，因为这份谦卑和勇敢真的能给我力量，对创作，对观众，当然也是对待爱情的态度。”钮承泽说。

尝试最好的道路

当然，拆散故事本身也有另一重的实际，比如为“台北－北京”的双城故事创造了空间，既满足大陆观众对故事亲切感层面的要求，也深入了合拍的尝试。《爱》是钮承泽北上的第一部电影，他把这其中的分量看得很重。

个人情感角度，能到北京拍电影是钮承泽心中希冀很久的愿望。他自诩是根在北京的台湾人。钮承泽的父系家族是满族钮祜禄氏，出过6位皇后，外婆的父亲孔华清是陕甘督办，冯玉祥的拜把兄弟，外公也是将军。钮父19岁随家人迁居台湾，一辈子都在怀念北京的胡同。钮承泽虽然出生在台湾，直到长大成人才真的到过北京，他说，祖籍北京的种种，却因耳濡目染，早早就印在脑里。

自幼家教甚严，小学念的也是蒋纬国创办的私立静心小学，但有趣的是从9岁起，钮承泽便以童星身份涉足电影拍摄，至今他仍旧感激“纯真热情”的母亲对自己天分的开发。他16岁时被侯孝贤选中，从《小毕的故事》里的少年毕楚嘉，到《风柜来者》里的阿清，不自觉间，已成了最早一批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干将之一。

“侯孝贤导演在我生命中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以及深刻的影响。比如虽然我之前也演过很多戏，但在表演上真正影响我的是‘侯导’。他教我不要做表情，不要挤眉弄眼，更不要用嘴巴演戏，如何透过眼神传递出情感。《风柜来者》里有一场戏，是大家吵吵闹闹回到住的小房子，接到一封信说爸爸死了，我想当然地去演，爸爸死了那就表现出悲伤的表情，好几遍下来，他都不满意。至今我仔细留着一张剧照，就是他在示范给我看这个镜头，照片的焦点在他脸上，我在他后面，他脸上的木讷牢牢印在我的心里。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表演要有如果，需要有如果这样，还能怎样，当然，依此我也能想通了关于电影的许多。”

因内敛而生出力道，形成画面内部的张力，服务于叙事和情感的层面，钮承泽至今历数这些来自“侯导”的美学启蒙，仍尊其为受益终生的财富。相当的部分已被他直接放进自己做导演的经验中，比如拍戏的时候，他也如当年的“侯导”一样，选择不仅身体力行地示范给演员每一个动作的细枝末节，更是在提供一份精神支持。

师承关系中也有挣扎的一面，钮承泽为此记下了爱默生的一首老诗，至今说已是最好的注脚：“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僧衣；我喜欢灵魂的先知；我心里觉得僧寺中的通道，就像悦耳的音乐，或是沉思的微笑；然而不论他的信仰能给他多大的启迪，我不愿意做那黑衣的僧侣。”钮承泽说，抉择中，既有先天个性使然，也有十几年一路走来累积下的必然。30多岁时，他才正式走上导演的道路，那是男人一生中精力最巅峰的阶段，也恰好是台湾新电影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越发曲高和寡时，电影业整体不景气，拍戏无门，只好赋闲在家。身边的朋友当时劝他转行说：“既然把身体练到这么漂亮，不如去做健身教练来得容易。”

所以，《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里“豆导”的苦闷彷徨，“分明是我身体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继续这种形式跟世界沟通，但它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仰望大师，却长期怀疑自己，不喜欢自己，现在想想看，就是所谓台湾电影人的毛病发作在自己身上。把侯孝贤、杨德昌的路视作唯一圣贤的道路，却完全无视侯孝贤也曾是《桃花女斗周公》的编剧，就像是一心要做抽象派的画家，放弃了古典美学体系的基础。从《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开始，我决意要从我的时代、我的情感、我的经历开始创作，给自己自由，目标是如何尽一生力量爬到巨人的肩膀之上，而不是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中”。

《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大获成功，接下来的《艋舺》更在台湾本土创下票房17天破两亿台币的奇迹。但钮承泽说，兴奋之余，反而越发清晰自觉。“我在新电影中成长，对台湾电影的感情不必赘言，所以我想要做的是为它的将来做出努力，实践对它今后有益的道路。那么，面对一个人口2000万的小岛，和眼下全世界电影工业的成长格局，北上合作是必然的选择。明明两岸已有那么多深入密切的交往，而为什么偏要在电影这一项最需要我们齐力合心的事情上讳莫如深，坚冰总要被人打破。”

当然，在内地有“愤青”直指圈钱，在台湾有“深绿”煽风点火，《爱》结果会怎样，钮承泽偶尔也会怀疑：“能做的到底还是尽全力坦诚。我爱台湾，电影里有最地道的台湾人情、美丽海景、街边食肆，甚至是平凡人家里的温情和食物。北京的拍摄部分也没有想当然，期待呈现的是扎扎实实接着地气儿的北京。比本地观众认同更重要的是透过电影，让两地的观众都能看到对方，何况这是爱情电影，在我看来，爱就是解决一切的开始。”

（实习生朱婵媛对本文亦有帮助） 一切钮承泽台湾纪录电影解决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中国电影侯孝贤开始剧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