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山》：导演李玉的新一站

( 电影《观音山》剧照 )

舒展重建心灵的小站

在中国二线内陆小城里，高考落榜而出门独立讨生活的年轻人并不稀罕。《观音山》里，在酒吧驻唱的女孩南风（范冰冰饰），开“黑摩的”的丁波（陈柏霖饰），因胖而自卑茫然着的肥皂（肥龙饰），无外乎就是这样的处境，虽各怀心伤，但小集体中那乌托邦般的美好情谊，撑着他们走上已渐崎岖的人生道路。三个人租住进寡居的京剧团退休演员常月琴(张艾嘉饰)的家里，纯属偶然，起先甚至在两代人之间，相处出了诸多不快。终于，看似颓唐茫然，却热血而满怀着善意的青春，温暖了幽闭在失夫丧子之痛中的女人，甚至让她重新找回爱及他人的快乐。女人带着孩子们来到汶川震区的山里，合力帮着僧人修缮起一座菩萨庙，教孩子们释怀心中的纽结，而自己在青山深处放下了生之苦痛。

“观音山”本来是宝成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在陕西省宝鸡市内。从拍纪录片时起，就对巴山蜀水的“闷骚”个性情有独钟的李玉，常放自己在悠长曲折的西南铁路线上游荡。每经过这静谧旖旎的小站，她都会有些激动，想象每天无数的陌生人，在这里搭上火车，走向生命的下一站，或许总有些陌生人能在这里相遇、相爱，或许就因此改变了生命的意义。在李玉看来，那是特别让人想编故事的地方。

却看得出，从“小城”（《红颜》）到“都市”（《苹果》），再又回来“小城”的李玉，故事越写越淡，市井奇情式的冲突也几乎不见。譬如《观音山》里的人物，不管你生活在成都，抑或北京，身边总会有一两个默默守在心结里过活的人。更有可能的是，那些“迈克尔·杰克逊都死了还唱什么歌”的情绪，你也曾话到嘴边；而他们所忧愁着的，与父辈的恩怨，对爱情的胆怯，甚至独自背负着的丧失苦痛，在绝大多数的人生轨迹上，都无法绕行。以及，市井生活里，小到市容治理、夜市斗殴，大到汶川地震，如此日常的生活碎片，闯入过每一个当下中国人的生活。

恰如李玉所说，几乎不需费力气虚构，“随便走进哪家剧院家属区，就已经是影片里那样的居民楼。能看到进进出出的老太太，又练字又吊嗓，虽独居但看着挺正常，实际上她已经被这世界遗忘了，谁也不知道她的故事，而她很可能就那样，每天煮一碗粥，写几个字，之后就是穿上旧时的戏服清唱两嗓，时间对她而言早就停止了”。

( 导演李玉 )

而电影毕竟不是用来复述生活的，李玉想表达的是普遍的当下中国人中，精神漂流，心灵“重建”的过程。“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管青春期也好，中年也好，会突然发现你的生活怎么活都不对劲。比如说青春期时，跟父母的关系，对爱的看法，对自身的认识，常须经历一番挣扎后，方漂流到相对合适的位置上。中年也是一样，张艾嘉演的那个角色，一定意义上戏剧化了这样的危机，她背负着的是极沉重的生命痛失。我想看看这样四个处在精神漂流状态中的人们，遇到一起时，会有什么样的碰撞，这是电影以小站为名的原因，纯粹的陌生人，却相互温暖着走过一程。”

如果除去当初卖掉自己在京郊良乡的房子，又借来20万元拍成的独立电影《今年夏天》，而依照李玉自己的定义，把《红颜》作为导演人生的开篇，从小城里少女未婚怀孕后所经历的串串人生波折，到《苹果》里的迷蒙打工女，困在金钱、利用和情感纠结成的网里，经历从被强奸到卖子的闹剧，直到如今这小站式人生故事，李玉说，不变的是自己终究是喜欢拍关于人本身的电影，把人摆在正中间，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中，不仅能呈现一种迷人的情绪状态，还能洞悉到人性的深处，那些背叛和爱意的根源，这些都非常让我着迷。”她说。

谈及创作，时时强调原创和新意的李玉，不允许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丝毫的雷同感，于是不仅故事本身有鲜明的地域、时代跨度，影像气质也迥然有别。《红颜》有个悲伤的故事，导演反着意让每个画面有如油画般隽永，唯美和痛心成了参差的对比。而到了《苹果》，则大胆地使用手持影像，正如电影的英文名Lost in Beijing（迷失北京），不安躁动，贯穿了整部影片。《观音山》虽然继续了手持的拍摄方式，但舒缓的节奏，伴随着团团浓绿的满目大山，蜿蜒远方的错综铁轨，“《观音山》更像是一种喘息，是舒展的重生之感”。

拗于纯粹的电影情怀

可能正如李玉自己所言，拍电影的乐趣之一，就在于学习和探索的过程。所以即便身为导演，在剧组里也时时不忘“寻师问路”。“有一个德国的剪辑师，我们合作了很久，我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因为第一次剪《红颜》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这个电影有问题，电影故事是很重要，但情绪比故事本身还要重要。他就觉得你故事讲得很好，但没有把握到情绪，所以整体感觉不现代，这是没有魅力的。”

事实上，《红颜》的剧本本名叫《坝上堤》，在釜山电影节获得过最佳原创剧本大奖，李玉自己创作的时候，也觉得其中有各种独特之处，激动不已。但她说，认真地想了那个德国人的话，就觉得电影不能这么拍，“它可能很像一部文学，从头到尾地叙事，有很打动人的东西，好像是没什么缺点的。但我反思，缺少的就是冲动”。

到了《苹果》里，就有这样很让李玉自足得意的场景。譬如一场戏是在凌乱的高楼天台上，梁家辉跟佟大为为卖孩子算起血型，他们就拿石头在地上画，什么血型什么价钱，是很闹剧很讽刺的场景，正起劲儿的时候，一个女孩儿上来了，抽着烟看了一眼这两个人，他们也望了她一眼就低头继续算，可再回头，女孩儿不见了，两个“丑恶”男人却同时爆发了善意，跌跌撞撞地冲过去看女孩儿是不是跳了下去。“你看见了吗？”“底下也没有！”俩人竟松了口气搂着肩膀走了。

“这是电影的东西不是电视剧的东西，它不依赖文字，去掉台词，也能触动到观众。电影最重要的是看的过程。”李玉玩笑着借韩寒的“警句”来说明问题：电影的好坏，标准在于情怀，有情怀的电影，就像是有身材的姑娘，无论脱衣快慢，美得各有千秋。“所以我觉得电影不是学来的，情怀是真正的精神性的东西，它给你一种水到渠成的走向。当然，技术必须学，就像是画家要会拿笔，也要通晓颜料，但谁用得好，谁跑到前面，要靠悟性，靠对电影的理解，我宁愿自己大部分时间用来寻找这样的精神所在。”

所以李玉很肯定，自己的职业生涯里，根据市场出发去考量，按需“定做”的拍片思路，不可能拥有存在的空间，即便写出的是一部相对商业化的电影，她也要留住那些能扎到人的棱角。她说：“对我而言，电影就像是挥出去的一拳，打不到人或者无关痛痒，都不是我期待的反应。”

她也不期待别人用“坚持”这类听上去就崇高的词语来形容，她说，只不过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她从小就有，“即便明知道前面就是悬崖，我也敢冲过去，因为我总相信，下落的时候也能长出一双翅膀”。

或许只有这样的执拗，才能从聚光灯下女主播的光环里逃跑，辞公职，丢房子，顶着大到满嘴起大泡的压力，去“东方时空”做起临时工，日日剪片剪到天亮。纪录片拍得功成名就，不仅在国内收获过纪录片协会的大奖，甚至曾经在国际纪录片研讨会上，让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激动地赞其“像是苍蝇一样紧紧叮在现实之上”，而她又投身存亡法则更加严酷的剧情片领域，执起导筒，不吃不喝，不休不眠。

第一次见到李玉的人，常惊讶导演能有这般形貌，李玉却发自内心觉得：“皮相并不重要，过几十年，人跟人就都相差无几，但电影能留下来，那是身为一个导演真正的面子。我的期待是，如果今后有人说，我要看看2007年的中国，那么他能在《苹果》里找到他想要的；如果说看看2010年的中国，那么《观音山》能有所帮助。”

她说，终究电影还是拍给自己的。为了说明这点，她不讳谈这样一些往事——6岁时，她躲在门口听父母争吵；16岁生日那天，母亲手里的一纸离婚协议判决书曾经有过的惊恐万状；18岁时初恋的男友在雨中说要离开；27岁一段7年的恋情随风飘远，失眠到怀疑自己大脑的杏仁核出了问题，甚至检讨自己人格上定有些缺陷。

好在，摄影机成了她的治疗器械。“拿起摄影机，我就找到了一种安全看世界的方式，就像是有了童年时的那扇门，而相比童年，自己的进步是，我终于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因此电影就是我的表达，一种非常本能的生存需要，我很幸运一路走到今天，但如果有一天走不下去了，那么我就像当初一样继续写小说，我需要的是表达自己眼里的世界，如果不再纯粹，那么对我而言，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李玉说。■ 观音山导演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