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 1969年8月，霍克海默（中）、哈贝马斯（右二）出席阿多诺的葬礼 )

理性之蚀

德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23年成立，“二战”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社会研究所迁回法兰克福时，法兰克福学派才一夜间功成名就，其生命也只持续到1970年，前后仅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影响巨大。西奥多·阿多诺谢世15年后，后结构主义最重要人物之一福柯说：“如果我能及时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我肯定会节省很多劳动。那样我就不会说一大堆废话了，也不会为了避免迷路而尝试那么多错误的途径，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把道路清理出来了。”福柯去世差不多15年后，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阿克塞尔·霍耐特说：“在世纪之交，批判理论好像已经成了思想史上的文物。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的著作身为当代著作的日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文化多元化和对各种社会解放运动的体会已经显著降低了对批判理论能够做什么的期望。”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马丁·杰伊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大范围地对法兰克福学派史进行了探讨，但那本书只写到1950年、法兰克福研究所返回德国的时候。罗尔夫·魏格豪斯本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成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学生，他所著《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其政治影响》则一直写到了1969年阿多诺在瑞士度假时去世为止。他与社会研究所以前和现有的合作者之间做过讨论，还添加了许多档案材料，查阅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弗洛姆、马尔库塞等成员的通信。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说，魏格豪斯的著作光是注释和参考文献就占了100多页。这一全面研究“使这个学派免于仅被归类为思想史上的一个时期，把它放回了它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之中。他的写法是把历史信息和对思想的解释交织在一起，如果说他的著作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描述强于分析、分析强于评价。他把法兰克福学派当做一个整体，结果很难把握某一位理论家的总体观点”。但他在材料发掘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甚至找出了埃里希·弗洛姆的祖父的一则故事：他整日坐在他开的赖以为生的小店里研究《塔木德》，有顾客来的时候，他总是不情愿地抬起头看看，并问：“您看看还有别的小店可去吗？”

伊格尔顿说：“从前有一位国王，他发现自己身边存在很多苦难，为此而感到烦恼，便召集手下的一位智者，命令他去探寻其成因。这位智者便立刻开始研究这一问题，然后向国王汇报说，一切苦难都是他造成的。这是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关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创立所写的寓言，1923年，一位富有的德国资本家捐助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

(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其政治影响》（中文版） )

与法兰克福学派关系密切的德国社会学家列奥·洛文塔尔曾经嘲笑“法兰克福学派”这个说法。与分析哲学方面的维也纳学派相比，法兰克福学派确实没有多少根据。首先它缺少学派领袖。霍克海默是一个有超凡魅力的人物，但他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的关键性逐渐减退，越来越不适应一个学派的构成。魏格豪斯说：“根本不存在能将现在所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全部要素都包括进去的某个统一范式。”法兰克福学派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项集体的和合作的事业。但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有着某种共性和共同主张。

“法兰克福学派”是上世纪60年代由局外人贴上的标签，从霍克海默1937年发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开始，霍克海默圈子的理论家们用来描述自己的主要标签则是“批判理论”。在这个标签下掩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反映了霍克海默和其同仁的某种主张，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而不是其教条形式作为他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在于对被异化并产生着异化的社会条件进行一种特殊的批判。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封死了所有的道路，生命缺乏生机，人类尚未达到其本真的存在，人在左冲右突，希望冲出看不见的藩篱。批判理论家们认为，也许可以通过发起一个启蒙的过程来克服资本主义造成的病态的扭曲。

霍耐特说，正是这种理论与历史的交织统一了批判理论。不管是在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积极的形式中，还是在阿多诺与本雅明消极的形式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共同的思想，即，社会关系扭曲了历史的发展过程，需要加以修复。他们认为现实妨碍了幸福或成功生活的条件。学派成员用来刻画社会现实的术语都源自一个基本的区分：病态的与健康、非病态的社会关系。这种病态的社会，霍克海默称之为社会的非理性组织，阿多诺后来称之为管控世界，马尔库塞提出了单向度社会，哈贝马斯描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些说法都预设了一个社会关系的健康状态，在其中所有社会成员有机会成功地自我实现。

在批判理论家们看来，社会的病态不只是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他们都认为，病态的社会关系与理性在历史中的实现过程有内在的关联。社会的病态是不遵循理性造成的，这种观点最终源自黑格尔的政治哲学。1931年1月，霍克海默做了社会研究所主任上任的就职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按照黑格尔的社会哲学，个体的存在意义取决于其所属的整体的生活。这种整体根本不关心人类个体的幸福与善。但是唯心主义的思辨使得人们有可能看到那些隐藏在这种漠不关心背后的意义与理性。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说，理性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展开，在每一个阶段创造道德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个人可以根据社会认可的目标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体验生活的意义。任何不让理性的客观目的影响他们生活的人，都会产生迷失感。正是有了这个源自黑格尔的道德假定，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才可以评判一个社会是否健康，是否拥有普遍、共同的目的。

非同一性思考

批判理论家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诊断——资本主义是一套阻止或扭曲了理性的社会关系，而且他们提出的诊断方法也是一致的。克服社会的病态的力量也源自被其实现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阻碍的理性。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描绘了一个灰暗的世界图景，它几乎完全处于工具理性的掌控之下，疯狂的理性要么无情地吞噬异己，要么斥之为不可理喻。控制自然成了实现人类自主的必须，把人类从神话力量的摇摆中解放出来，但启蒙理性本身也成了一种神话。人类为了解放自身而控制自然，也压制了自身的内在本性，受到抑制的以非理性的法西斯主义加以报复。“二战”之后，它又以文化工业对欲望的操控这种形式出现。如果说从自然夺取自主权的过程带来自我抑制，从这一过程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又被掏空了内在的丰富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何以能够做出这样高高在上的论断呢？要批判启蒙运动，就必须使用启蒙运动的术语，这自相矛盾。1966年，阿多诺又出版了《否定辩证法》，他希望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同时又不滑入野蛮的非理性。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同一性思考”，相信可以把概念等同于客体，掏空其感性内容。相反，否定的辩证法致力于把握概念抛掉的感性内容，以特殊、非同一性和矛盾来对抗抽象理性的自大。

作为社会研究所，研究所的目标是开辟出介于实证主义和观念论之间的学术道路，把经验的社会研究整合进抽象的政治理论中。在经验研究方面，阿多诺完成过一个单人研究项目：对右派共和党派的《洛杉矶时报》的星座栏目三个月以来的材料内容进行纯粹的定性分析。阿多诺在逗留美国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继续从事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57年德国出版的《美国研究年鉴》上，标题为《降到地球的群星：〈洛杉矶时报〉星座专栏——对于次等迷信的研究》。他认为，这个栏目直接用于指导那些有依赖性的或者感觉有依赖性的读者。它预先假定了自我的软弱以及真实社会的无力。占星术隐瞒、供养并开掘普遍的和疏离的依赖性。

阿多诺曾在《反神秘主义》一文中提到过占星术。魏格豪斯说，阿多诺对孤立的文本进行的这次定性分析，最后证明是不成功的。星星所引发的联想被解释为一种实际上未被意识到但因而也是被默认的掩饰，它要掩饰的是与全能的父亲形象相关的禁忌关系。他说：“这种解释过于宽泛。这种解释方法很像心理深层分析那种预见和千篇一律的方法。微观逻辑方法以及他所声称的使自己完全沉浸在材料之中，都依然是无根据的自吹自擂。”■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1930年就任研究所所长，强调研究所综合、跨学科的特性，1958年退休。著有《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1947年与阿多诺合著了《启蒙辩证法》。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1928年开始与研究所发生联系，1938年正式成为研究所成员，著有《道德随想录》（1951）、《否定辩证法》、《美学理论》。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先是在阿多诺的帮助下成了《社会研究学刊》的撰稿人，1938年被列为研究人员，著有《德国浪漫主义的文艺批评》、《拱廊街》等。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1930年加入研究所，1939年霍克海默与之决裂，认为他不够激进。著有《逃避自由》（1941）、《自为的人》（1947）、《占有还是生存？》（1976）。

赫伯特·马尔库塞

（1898～1979），1932年加入研究所，“二战”期间担任美国战略事务局高级分析师，战争结束后留在了美国。著有《理性与革命》（1941）、《爱欲与文明》（1955）、《单向度的人》（1964）、《反革命和造反》（1971）。尤根·哈贝马斯（1929～ ），1956年加入研究所，受阿多诺赏识却被霍克海默认为太“左”，1970年转出任慕尼黑附近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和技术世界生存状况研究所所长，著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1）、《知识与人类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68）、《交往行动理论》（1981）。

阿克塞尔·霍耐特（1949～ ），1997年加入研究所，2000年被任命为所长。著有《为承认而斗争》（1992）、《权力的批判》（1986）、《支离破碎的社会》（1990）。 批判学派哈贝马斯理论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阿多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