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楼上的自由节

文◎谢大刚 图◎谢驭飞

在中国，“回家过年”是充满着意义的4个字。在这样一个面积广大、人口巨多的国家，想要把“回家”这事情办成，就得挑战几千里的距离、几个亿的抢车票竞争对手、几千块人民币的票价等种种困难。过年时每一个回家的人背后必然都是千山万水的故事。

我的家乡以色列却是面积很小、人口很少的国家。在那里回家一般就意味着关灯出门、伸手从口袋里拿起车钥匙、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停车、敲门，叫声：“妈妈，是我，请开门。”“回家”这事情在以色列是一件每一个周末都能从容完成的小事情。所以，在以色列，基本上每一次节日都意味着一次家庭聚会。

如果要说以色列哪个节日是最重要的，或者像出租车司机刚刚问我的：“哪个节日才算是犹太人的春节？”我愿意仅仅代表个人意见地说：“逾越节。”（于是司机问：“月月有节？”我说：“逾越节。”他又问：“优越节？”）逾越节是纪念希伯来人在摩西领导下离开埃及，在沙漠游荡40年后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的。逾越节也叫“自由节”，因为它纪念希伯来人终于打破了奴隶的枷锁，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自由的民族。可是，我当兵的时候，三年中每一次到这个“自由节”都会留在军营里。更加绝妙的是，军营里开晚会的那一两个小时我都要在岗楼上过。当大家身上穿着好看的衣服，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手里拿着节日的书，念出节日的故事以便提醒自己曾经在埃及做奴隶的痛苦而为现在的幸福感叹时，我却身上穿着军服、脸上带着郁闷的表情、手里拿着枪，每一秒、每一刻都被现实提醒着不自由到底是什么滋味。

不过，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过节回家毕竟是一种风俗，而风俗说白了也是一种规矩，而规矩必然不会是自由的最佳体现。每年重复地举行同一个节日的仪式，拿着书念出数百年一直念的同一个故事，吃每年都吃的同一些东西，这也不算很自由的吧？不管是岗楼上的我还是餐桌旁的他们其实都在服从，只是他们的是一种“应该”的服从，而我的却是“必须”的。

当兵最后一年逾越节的那个晚上，我站在岗楼上，裤子口袋里装着不允许在站岗时听的小收音机。当过节的人们乖乖地唱那些固定的节日歌时，我却戴上耳机听摇滚。广播里的主持人说：“下一首歌送给今天留在岗楼上站岗的人们，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唱的《沿着岗楼》（All Along the Watch Tower）。”我的心一下子换上了一件新衣服，岗楼的小房间被吉米刺耳犹如呐喊的吉他声点燃起自由的火焰。我就这样偷偷地过了我当兵的最后一次逾越节。远离几千年的老过法，将要脱下军服回到普通公民的生活的我第一次让“自由节”真正的自由起来。■ 楼上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