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创造力

全世界现存上千种语言，彼此间差异很大。那么，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会受到他所使用的语言的限制吗？一位名叫本杰明·沃夫（Benjamin Whorf）的业余人类学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上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科学与语言学》（Science and Linguistics），文章用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做例子，试图证明印第安人的母语妨碍了他们理解某些现代概念，比如时间的流逝，以及“物体”和“运动”之间的区别等等。

问题在于，这篇文章发表在70年前。众所周知，上世纪40年代的科学界受纳粹思想影响很深，对“人种”这个概念的解释存在很多误区。当时的人类学研究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沃夫的这篇文章就是明证。该文后来被证明存在大量错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认为人类无法理解母语中没有的概念。反驳这个论点的证据太多了，举不胜举。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语言对思维方式完全没有影响。著名的俄罗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不同语言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它们能够表达什么，而在于它们必须表达什么。”换句话说，语言并不会限制人们的思维方式，却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

举例说，中文的“哥哥”和“弟弟”在英文里通通被简化成了“兄弟”（Brother）一词，这并不等于说英国人不知道哥哥和弟弟的区别，但是两种语言的不同却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影响到了两种文化的特质，中国人似乎对家庭成员的年龄顺序更加敏感些，因为这体现了他/她在家中的地位。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部落（Guugu Yimithirr）至今仍在使用的母语里完全没有“前、后、左、右”这些常见的代表方位的词，一律代之以“东、西、南、北”，所以当一位原住民走进一间屋子后他必须立刻判断出方向，否则就没办法和同屋交流。比如，他会说：“请把你东边那双拖鞋递给我。”这在其他民族的人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研究表明，这个部落的成员在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对细节的记忆力比其他人更强，也更准确，因为他们习惯于使用绝对参照系来描述事物。

再比如，一个秘鲁原住民部落（Matses）在陈述一件事实时必须同时表明该事实的来源。我们说：“一只羊从这里走过。”他们则必须说：“我看见一只羊从这里走过。”或者：“我从足迹判断，一只羊从这里走过。”这是因为该民族的语言中对于事实的描述有好几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到底是亲自看到的，还是根据足迹猜的？或者是根据经验判断出来？它们各有不同的语法。语言学家对这个部落很感兴趣，他们试图回答下面的问题：该部落的成员们在生活中是否事事都这般“古板”？语言是否对这个部落成员之间的诚信度，乃至该部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某种影响？

心理学家们对语言同样很感兴趣，他们想弄清另一个问题：语言是否会限制一个人的创造力？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创造力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但是创造力却很神秘，他的本质是“无中生有”，因此也就无迹可循。没人知道下一个新主意什么时候来，也没人知道如何才能加快它的脚步。

以色列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心理学家西蒙妮·莎美-特苏里（Simone Shamay-Tsoory）教授决心接受这一挑战，研究一下创造力的来源。她的思路很简单：创造力肯定来自大脑中的某一部位，那么只要想办法测量脑受伤病人的创造力，就能判断出创造力究竟来自哪里。为此她招募了40名脑部受伤的志愿者，给他们每人一张印着30个圆圈的白纸，让他们在5分钟的时间里在圆圈内任意作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最后按照完成作品的数量和特异性打分，越是其他人没想到的创意分数就越高。

当然，她还同时招募了40名健康的志愿者作为对照。

研究结果显示，人的创造力差异确实很大，那些左脑受到损伤的志愿者得分最高，尤其是左脑中负责语言的部分受损后，创造力达到了顶峰。而在那些得分较低的人当中，通常是右脑负责计划和决策的部分受到了损伤。

莎美-特苏里教授认为，这个结果说明人的创造力来自右脑。正常情况下人的右脑是被左脑所控制的，一旦左脑受伤，右脑失去了制约，创造力便如脱缰野马般涌现了出来。这个结论似乎很合理，因为语言的作用就是为思想的表达提供载体，这就相当于为思想加上了某种限制条件。

这是人类第一次把创造力和大脑的某一特定部位联系在一起，但显然这个实验太过简单，其结论并不十分可靠。莎美-特苏里教授下一步打算拿正常人做实验，看看如果暂时抑制正常人的语言功能是否会提高他们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