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的大先生

“应该就是这里了。”24岁的吴良镛停在斜顶房子前，认了认门牌，“新林路8号，没错！”

这是1946年秋天。大概3个月前，梁思成把吴良镛邀到上海，向他交代了清华大学建筑系（1947年至1952年更名为营建系）建系的事。之后，林徽因又来了信，说开学在即，希望他尽快到校。

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吴良镛就赶紧从南京动身了。铁路因国民党挑起内战而中断，他搭乘一辆运煤船先到天津，再辗转到北平。报到完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林徽因。

“等你好久了，你来了，太高兴了！”林徽因热情接待了吴良镛。本该静养的她在畅谈中忘记了肺部和肾脏的疼痛。两人从学生用的教室、图板谈到未来的课本、课程，还是吴良镛猛然想起林徽因需要休息，起身告辞。

很多年后，吴良镛仍记得这一天的林徽因“好像已从漫长的里程中休息过来，容光焕发”。他说，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前后，“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但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我妈妈老说，她的妈妈经常是幕后英雄。林徽因这个人，学建筑不在乎学位，写书不在乎署名。这是她的一种学术精神，真正不为名利，只为她的热爱。”于葵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一艘新舰”

林先生与我俩人，在此一同为你们道喜，遥祝你们努力，为中国建筑开一个新纪元！

——梁思成《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

林徽因首次站上讲台时，也只有24岁。

第一次上课，她就把学生们带到沈阳故宫前。这座最早由努尔哈赤开始兴建的宫殿建筑群，分为东、中、西三路，共有古建筑114座、房间500余间。

“哪一座宫殿最能体现宫殿美学结构？”大家四散观察、感受后，林徽因提出问题。

“崇政殿。”“大政殿。”“我觉得是大清门。”

看着踊跃作答的学生们，林徽因笑意盈盈地问：“有人注意到八旗亭了吗？”

众人的目光随着她投向东路两侧呈雁翅状排列的亭子。不同于金碧辉煌、重檐攒尖的大政殿，它们没有特殊装潢，也少有精细雕刻，略显朴素和简陋。

可在林徽因看来，八旗亭同样很美。

“这些亭子单独看起来，与整个建筑毫不协调，可是你们从总体看，这飞檐斗拱的抱厦，与大殿形成了大与小、简与繁的有机整体，如果设计了四面对称的建筑，这独具的匠心也就没有了。”林徽因一路延展开去，从八旗亭讲到大清的八旗制度，最后总结，“美，就是各部分的和谐”。

年轻的林徽因，对中国建筑美学已有了独到的思考。

此时是192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奉天（今沈阳）的东北大学担任建筑学系教授——如今看来颇为体面，在当时并不算主流的职业选择。

中国建筑历史悠久，但建筑之术被视为“匠学”，主要依赖师徒间口授传习。梁林归国时，包括东北大学在内，全国仅有两所大学开设了建筑系。

与梁林一起留学的同窗，如杨廷宝、朱彬等，不少人进入建筑事务所任职，一来能更好地学以致用，二来薪资可观。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也说，“学了工程回来当教书匠是一件极不经济的事”。

尽管如此，面对东北大学的邀约，梁思成和林徽因还是欣然前往，成为建筑学系仅有的两位老师。林徽因的心里跃动着一团火：要让学生看到西方现代建筑的成就，“但绝非取代我们自己的”。

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教授丁建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梁林在课程体系上借鉴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模式，但加入了《东洋建筑史》《东洋雕塑史》《宫室史（中国）》等课程。“他们一方面对接国际前沿，将西方的‘学院派’教育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也兼顾中国历史和艺术，希望培养具有中国审美的本土建筑师。”

1929年到1930年，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力邀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植、蔡方荫、童寯也先后加入东北大学。

这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通宵达旦地投入“奠基”工作，让建筑学系成为当时东北大学“最健全、最用功、最和谐”的一个系。

林徽因也常常“开夜车”。她的精神格外振奋，身体却在东北的苦寒和终日的劳碌下提出抗议，肺病开始频频发作。生下女儿梁再冰后，她不得不回到北平养病。1931年，为照顾妻女，梁思成也离开东北大学。

对林徽因和梁思成来说，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就像另一群孩子，“在旁边扶持他、保护他、引导他、鼓励他，惟恐不周密”。首届10名学生毕业时正在流亡途中（东北已全境沦陷，日寇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两人无法亲临祝贺，便将期许都写在了信中：

“现在你们毕业了，你们是东北大学第一班建筑学生，是‘国产’建筑师的始祖，如一艘新舰行下水典礼，你们的责任是何等重要，你们的前程是何等的远大！林先生与我俩人，在此一同为你们道喜，遥祝你们努力，为中国建筑开一个新纪元！”

“新舰”们不负所望。丁建华说，不只是“第一班”，由梁林指导过的东北大学建筑学系前三届学子，绝大多数成为新中国建筑领域的顶梁柱——

刘致平，是杭州六和塔、正定隆兴寺、赵州大石桥的测绘和修复设计者，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刘鸿典，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首任系主任，参加了兵马俑二、三号坑的规划设计论证；

张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主持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等建筑……

“七宝楼台”  

黑夜天空上只一片渺茫；

整宇宙星斗那里闪亮，

远距离光明如无边海面，

是每小粒晶莹，给了你方向。

——林徽因《病中杂诗九首》

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梁思成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位系主任，系里只有“空空的两间房子”，千头万绪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可眼下，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委派他赴美考察战后美国的建筑教育。美国的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也发来邀请函，请他去讲中国的建筑和艺术。

当时的梁思成，内心一定是万分放不下系里的。但林徽因以她的热诚和勇气，给了梁思成莫大的安全感，让他放心远行。

建筑系的年轻教师都知道，“有事可以找林先生商量”。吴良镛记得，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

学生上课没有石膏像，她派人去找美院的讲师翻制；

采购绘画用品，她嘱咐去东单口永兴洋纸行，那里物美价廉；

资料室图书不够，她把自己和梁思成的藏书交给师生们传阅；

系里需要助教，她提出住在颐和园的一位中国营造学社旧友可以胜任；

北平物价飞涨，大米价格比他们刚回来时涨了近3倍，她组织一些人承接社会上的设计业务，用所得的钱购买颜料、纸张等文具，供生活困难的学生使用；

吴良镛与外文系讲师合住，她知道了，感觉这样多有不便，就安排吴良镛住进金岳霖住宅的一处空房。吴良镛感慨：“我进清华，住房竟是教授待遇。”

…………

林徽因治学严谨，说话痛快。她指导第一届学生茹竟华、王其明研究清朝时的集体住宅——八旗营房，细心教两名女生查阅文献、调查访问、分析问题、找出疑点，并一再强调要深入实际。

见到论文初稿时，她直言：“怎么写的没有你们看见的那么好？”等论文修改完成，她又不吝赞美：“脚踏实地的调查工作……是研究中国建筑传统极好的报告，亦为中国建筑史供给了贵重的资料。”

操持建筑系大小事务的同时，林徽因还要应付持久的低烧和咳喘。夜里她往往辗转难眠，一次次地咳痰、喝水、吃药……1947年12月，梁思成回国后，林徽因在他的陪同下切除了一侧肾脏。切下来的肾放在盘中，大夫划开给梁思成看，“里面病变化脓严重”。

新林院8号的门口立起了一块写着字的木牌：“这里住着一个重病人，她需要休息，安静，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在此玩耍嬉闹。”

但新林院8号的客厅还是敞开门欢迎着大家。

有时候，林徽因在客厅里给来访的师生们讲课。她的精神和劲头经常令母亲林老太太吃惊：“怎么讲起课来好像病好了？”

有时候，客厅里举办的是文化沙龙，桌子上放着家里自制的点心，大家边吃边唱边谈。林徽因通常躺在一旁的卧室里听着，但到了情绪高昂时，她会强撑起身体走到客厅里参加。

“她的到来会使当时的气氛愈加欢快……当她谈得太兴奋太激动时，她就连喘带咳，这时只有梁先生或林先生的母亲林老太太出来劝阻，扶她上床。”被誉为建筑系“四大金刚”之一的清华大学教授汪国瑜生前回忆。

后来成为两院院士、提出“人居环境学”的吴良镛，只觉得与梁林两位先生相识后，“午后茶聚”和工作上的诸多接触仿佛将他引到了学术殿堂的门厅中来：“这个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有时简直莫知所从，但感到又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宽阔得很。”

声声回响  

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但要用咱们中国敦煌的鸽子。

——林徽因指导常沙娜

林徽因的教育实践，从不局限在课堂内。

1951年，受北京特种工艺公司的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工艺美术研究小组，以帮助景泰蓝等中国传统工艺品摆脱衰退的困境。

为了解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和生产状况，林徽因不顾病体，几次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前往南郊的工厂。

实地调研后，她很快得出结论：工人师傅手艺是高超的，但传统产品造型庸俗、色彩单一、图案繁琐，需要创新。于是，她带组员研究中国历代建筑、青铜玉器及服饰图案，从中汲取灵感。

20岁的常沙娜也在小组里。她记得，讲到动情处，林徽因说：“我们具有如此悠久丰富的五千年历史，自然应该由我们自己整理出版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

1952年，适逢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工艺美术研究小组接到了礼品设计任务，常沙娜负责设计一款丝巾。

“当时林先生指导我设计，她虚弱地躺在床上，想法却非常灵活。她对我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但要用咱们中国敦煌的鸽子。’她一说，我就有了灵感，马上就设计出来了。”常沙娜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

这段经历决定了常沙娜一生的事业，她后来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被誉为“永远的敦煌少女”。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那朵熠熠生辉的浮雕大花，就是她以敦煌藻井为灵感设计的。而指导她完善这一设计的，又是林徽因在东北大学的高徒张镈，此时他负责主持人民大会堂的设计。

今年，林徽因逝世70年了。曾经围拢在她身边、聆听她教诲的学生们，也都垂垂老矣甚至离开了人间。那么，在建筑学的课堂上、在年轻人的画板上，还能看到林徽因的“踪影”吗？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路珂说，林徽因和梁思成虽已远去，但他们为中国建筑师和建筑教育留下了一些传统，其中一项就是对历史和文化的重视。“林徽因和梁思成提出的‘建筑意’，也是试图透过外在的造型艺术，看到建筑背后的文化变迁。”

李路珂讲起一桩笑谈：“我们建筑系的很多女生，包括我本人，参加社会活动时，多多少少会跟人谈到林徽因。有时候他们会问，你是不是‘现代的林徽因’？”

新一代女性建筑师们当然拥有全新的天地和命题。但也许在某个灵光一现的时刻——对着深夜的台灯勾勒设计草图时，攀上钢结构横梁丈量空间尺度时，伏案翻阅泛黄的古建测绘手稿时，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时，她们会听到一个声音：“建筑本来是有民族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那是林徽因留下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