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现象”：一个知识学命题

知识界曾有“南饶北钱”之说，“南饶”指香港的饶宗颐，“北钱”指北京的钱锺书。钱锺书过世后，又有“南饶北季”之说，“北季”指北大季羡林。“南饶北钱”“南饶北季”都是喻指钱锺书、季羡林、饶宗颐三位先生在中国学界的崇高威望和公认地位。三位先生过世后，中国学界再无此类说法了。

饶宗颐先生的学术经历和贡献颇多特例，学界有称“饶宗颐现象”。所谓“饶宗颐现象”或指这样几个不同凡响之处：

一是饶宗颐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没有学士、硕士、博士的学历及学位，未经严格的学院派学术训练，若按现在的学术体制去衡量他的学术出身，可以说是一名典型的“民科”，难以被所谓学院派接受。

二是饶宗颐治学领域难以用学科的概念标准去衡量，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上古史、神话学、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楚辞学、敦煌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目录学、近东文明、比较文化、潮州学等多个学科，在每个领域都卓有成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若以史学家、文字学家这类专业分科的标准去划分，饶先生是一位“无家可归”的通家。

三是饶宗颐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多种语言，其中梵文、巴比伦楔形文在其本国也已难寻通识人士，而饶先生在其相关著述中却能广泛涉猎运用，这在中外学界都堪称奇迹。

其他诸如饶宗颐精通书画艺术，其书法、绘画艺术尽显中国人文精神，在中国的专业书画领域可谓独树一帜。饶先生曾自谓“平生治学，所好迭异”，而能所好皆有出类拔萃成就者，实属罕见，难怪饶先生成为钱锺书眼中的“旷世奇才”，季羡林“ 心目中的大师”。

“饶宗颐现象”的产生有特定的家庭、个人、环境、时代等方面的诸多原因，这些暂且不论，但它对知识领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饶宗颐对知识的涉猎——知识领域的宽度和深度，是凭着他对知识的感悟与兴趣而发生的，而不是因专门化的学术培养和专业训练而形成的。设想如果有了各种所谓学科体制标准、学术规范的束缚，就不可能成就饶宗颐这样的学术大师，不会使其创造性得以自由发挥。这样说不是要简单地否认学科制度和学术规范，而是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知识学命题，这就是：如何在学科体制、学术规范与知识创造、个人志趣之间找到一个合宜的平衡支点？如何让学术规范助力知识发展而不是成为知识进步的无形枷锁？尤其在知识量产和人才培养高度专业化的现阶段，知识的初心和目的何在？是以新知识的发现与创造为指归，还是以所谓“规范”“合规”为根本？在高度体制化的知识场域下，从选题、立项到论文写作、知识推演，业已出现了严重的格式化、套路化、庸俗化、游戏化的现象，且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精致地步，其底层逻辑则是功利性主导，显著特征是固化、僵化，所谓“知识人”“知识权威”游戏其中、自得其乐，到头来发现：经费投入巨大，论文数量巨大，但拿不出多少新知识，更难有新思想。中国知识史上的“八股文运动”曾极大地误导、伤害了中国知识的进步发展，当代的“学术新八股”现象值得反思和警醒，否则会贻误国家，贻误后代。

“饶宗颐现象”还对知识的分科问题提出了批判性启示。分科是追求知识的一种方式路径，不应成为限制知识的桎梏规制。饶宗颐的学术探索反映了知识的主体性律则，知识的内在原理必须予以充分尊重，后人以所谓分科的知识名目去割裂知识整体、框定知识体系及属性，已经表现出诸多削足适履的后果。

同时，饶宗颐的治学方法也给后人很多启发。现在学界对饶宗颐提出“三重证据法”予以充分重视，较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饶宗颐显然更进了一步。其实，综观饶先生的皇皇巨著并结合他丰富的书画艺踪，可以看出他的治学方法并不止于“三重证据法”或其他某种方法，而是有更丰富的内容。

记不清是哪一次拜会饶先生，他讲述了自己对学问的看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做学问有三种类型：一是“会计型”，讲究细致、精准，要像会计做账一样分毫不差——我理解这主要是指学术考据，要以充分、翔实的一手资料为依据，把结论做实；二是推理型，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层层推进，然后得出逻辑性强、令人信服的结论；三是想象型，像作家那样，要有想象力，能产生有益的新知识、新观点。他说，这三种学问类型，一个人能做好其中一项就很不容易，如果能三项兼顾，那就更加困难，更加难得。

我想这是饶宗颐先生一生体悟出的治学之道。所谓“三种类型”其实也是三种治学方法，它不是出于僵化的学科体制、学术形制，与学院派的教条、教规完全不一样，它以通俗的比喻道出了学问之道的根本特质和基本路径——学问的本质是获取知识。凡可获取知识者，都是学问。

关于饶宗颐 “想象型学问”的提出，可能与所谓做学问要严谨的要求不符，我理解，饶先生是从学问的知识类型和知识本质看问题的。因为在人类的知识增长中，想象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能力，是人类知识增长的重要方式。按照哲学家金岳霖的观点，所谓思想，包含了思议和想象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离开了逻辑思考和形象化想象，就难以构成完整的思想。

饶宗颐的学问之路，可以说体现了三种学问类型的结合。当然，饶先生是针对不同的学问对象因学施法，是一种“无法之法”，这是“饶宗颐现象”的一个底层逻辑，也是有学者提出饶宗颐的治学特色是“创造性优于严谨性”的原因所在。

知识的本义是发现，根本价值在于创新，这是“饶宗颐现象”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拘于条条框框，成就不了大师，也产生不了任何新知识、新思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作为后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对饶宗颐大名有所闻知；大约是在一九九八年初至上半年，我任深圳大学中文教育系主任时受学校委派，操办第七届中国屈原学会暨国际楚辞研讨会，受北大褚斌杰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夏传才教授委托，联系身在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来深圳参会事宜，其间多以电话、传真方式往来。

二00五年，为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由乐黛云教授主持，在深圳大学召开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其间乐教授将她担任了二十多年的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交付给我，后据作家刘心武先生回忆，该所是中国大学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我深感担子沉重，商议之后，邀约聘请了内地学者乐黛云、胡经之，香港学者饶宗颐，时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荷兰莱顿大学佛克玛等几位国内外有代表性的学者为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顾问。这样，就同饶先生有了更多的学术工作上的联系。

在与饶宗颐先生的多次请益中，感受最深的不是他学问的渊博深厚，而是他对学问、知识，对世界、人性的洞达与澄明。他那二十余卷的皇皇巨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以及精湛的书画艺术，其实只是他精神世界的外化形质，窃以为“饶宗颐现象”的知识学意义，根本性地体现于它所呈现的知识逻辑和人文精神。

二0一七年深圳大学创建以饶宗颐命名的文化研究院，不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弘扬求知、求真的“饶学”精神。饶宗颐引用陶渊明诗句“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回应，是对我们的鼓励和肯定。饶先生还对犹太学及界论研究多有关切勉励，二0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他为相关界论著作书题“两界智慧书”，书法出神入化。这应是饶先生生前所作的最后题词了，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