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美国

应 帆  江苏淮安人，现居纽约长岛。著有长篇小说《有女知秋》、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等。散文作品见于《香港文学》《世界日报》《侨报》等。

困  境

2007年3月父亲去世后，母亲在乡下老家的生活就很孤苦伶仃。农忙的那一两个月倒还罢了，农闲季节就很愁人。那时母亲的生活重心大抵如此：每个周末在家等我们从美国打回的电话，每两三个星期去一次淮安城里弟弟的家，每个月去运河西岸的舅舅家看望还健在的外婆。

母亲大字不识两三个，不抽烟不打麻将，也不喜欢看情景剧以外的电视，即便是看电视，她也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法：时时打个盹什么的。寂寞无聊的日子，母亲在晚上会去村邻应寒梅家看电视。寒梅的老公在上海打工，寒梅带着儿子和奶奶在家，因此有时晚了母亲甚至就在她家草草睡了。母亲和弟媳妇处得不好，每次去看孙子应楚骐，也必定挑弟弟回来休假的日子，还要蛮费心事地攒了甚至买了乡下的草鸡蛋，从卖肉的三叔家割一两斤上好的排骨肉，这才似乎可以心安理得在二儿子家住上三两天。每周等我们的电话更是她的头等大事，常常在别人家扯闲的时候也忙着回来等电话。偶尔错过一次电话，底下一周就心事烦烦絮絮，以为我们这里或者那里不如意。外婆刚过了80大寿，耳目不及从前，母亲跟她说话就觉得很费力，又总归觉得舅舅们那里到底也是别人的家。处处似家处处非家，大概是父亲去世后母亲的最大感触。

有一次二姑回去，看到妈妈一个人打草包，念及她的孤苦伶仃，就道：“小姐，你当初要是抱养一个女儿就好了，现在也有人陪着说说话。”母亲打电话说：“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你说她们说话气人不？”二姑有一个抱养的女儿，说话也无他意，不过天性敏感的母亲还是以为别人嘲笑她了。两个儿子从农村出来，长大了分别在城里和美国上班。父亲在的时候，父母还能常常以此为荣。父亲去世后，母亲有时竟然觉得没有儿孙在身边变成了一种惩罚。

2001年11月份回国就曾经想让父母来美国探亲，跟弟弟说起时，爱军说他2002年初准备结婚。我说结婚也就忙个把月的事情，跟父母来美探亲不矛盾。爱军又道他媳妇８月份就要生孩子了，如此方知他们是奉子成婚，也只好作罢。2004年回去又起此心，但父亲健康已经不如从前，一家人去游黄山，消瘦的父亲很是勉为其难。我也因此就把这事放下了。父亲去后，考虑母亲来美的问题，仔细一想，她要是过来了，晚上有我和妻子相伴，但是白天的漫漫时光如何熬得过去，何况是在美国纽约这人生地不熟语言更不通的地方。后来知道妻子的预产期是12月底，倒放了点心：如果有个孩子给母亲带，大约那寂寞孤单要缓解很多。

得知要添第二个孙子的时候，原本有点犹豫的母亲终于改变了态度，甚至也很急切地想来一趟美国。可相出生之前，我们就告诉她Ｂ超显示是个男孩，母亲却一直将信将疑。2007年12月31日夜里10点应可相应声问世，打电话回去告诉妈妈。母亲又道：“真是男孩吗？Ｂ超也有做错的时候呢。你们不是骗我吧？”我们真有点哭笑不得，只好一再保证确实又给她添了个孙子，母亲就又道：“其实生男生女都一样，生闺女说不定还好点。生儿子是个名气，生闺女才是个福气。”

签  证

第一次去签证，因为考虑到母亲不识字，进了使馆门大概不知如何应对，就自作聪明给弟弟也准备了一份申请签证的材料，目的只是让他给母亲带路。出发之前，自然给母亲打电话，教她怎么回答问题。母亲普通话讲不好，尤其是“纽约”这个名字，虽然重复了很多遍，教她就说“纽扣的纽，月亮的月”，但是母亲无论如何“拗”不过来，“扭”来“扭”去，“纽约”在母亲口中就变成淮安话“牛学”那个地方了。好在母亲记性好，对于我来美10年回去７次的日期和经历几乎是如数家珍，让我们担心的同时又心存侥幸，希望她能顺利过关。

不料签证当天，签证官只看了两眼弟弟的材料，就冷冷地以有移民倾向为借口给拒绝了。可怜母亲跟在弟弟后面，准备了好多天的问答根本没有派上任何用场，什么纽扣月亮全部作废。上海回常州的火车上，即使得到签证也不想来美国旅游的弟弟感到很郁闷，母亲就更觉得憋屈得慌，心疼那每人将近千元的签证费用“没见一个水漂儿就没了”。

第一次的失败也不是全无收获。母亲知道了签证的大概流程，中间看到一个年近八十的安徽老太顺利签过更给了她无限信心。一个月后的第二次签证，我们就让母亲一人进去。弟弟送她到梅珑镇广场使馆门外。

母亲说，她去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在家里给父亲上了一炷香，祷告道：“老头子，上次被拒签，是不是你舍不得我走，故意使坏的啊？二孙子已经出世了，大儿子要上班，大儿子媳妇要上学，你不让我过去给他们照看小孩，怎么说得通呢？”

也许是祷告有效，母亲第二次的签证异常顺利。签证官只问了两句，就对她说：“恭喜你！你可以去美国看儿子了。”当天回到常州，弟弟又给她买了回淮安的汽车票，到家已经是晚上掌灯时候。母亲在电话里说：“从常州走，天就黑了。我本来想第二天再回来，可是你弟弟工作忙，也没法子。到了淮安车站，坐了一辆马自达，我说没钱，一直到村口跟人借了钱付车费的。其实我身上有钱，可是害怕被人打劫了。”

回家后，母亲就忙起来：把家里过冬的冬瓜茨菰之类冬令菜蔬分送给邻居们，跟三爷二爷家交待了我们家的一亩多田他们每家长一季的分割方案，又去看了外婆，给她留了点钱，再给七十多岁一人过活的大姑送了一只猪腿等等，才算安定下来。过了几天在淮安乡下老家收到邮递员送来的印有签证的护照，母亲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那时已是2008年元月中旬，从中国来美的机票十分难订。原本的计划是妻子临产前，我回去接母亲过来，或者弟弟签证过了的话可以送母亲过来，顺便来纽约旅游一下，如今都不现实，只能让母亲一人飞过来了。这边的朋友也纷纷鼓励，赵锋说他们家近90岁的太婆一个人从中国飞到了加拿大，周波则说他曾经在肯尼迪机场看到一个中国老太背着背山篓走出来，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母亲。何况，大家还说，母亲的航班是从北京到纽约的直航呢？

到  达

最终是让弟弟陪母亲从南京飞到北京，住了一宿后，弟弟送母亲到首都国际机场。过了安检门，弟弟不能再往前了，就叫母亲跟着前面的一对美国夫妇往登机口去。母亲后来说：“还没走几步远，那两个老外就把我给‘溜’掉了。回头看不到你弟弟，往前看不到美国人，我的嗓子眼一下子着火似的干了。心想：这下没命了。”

幸好我们事先给母亲准备了一页求助信，她最终在别人指点下顺利找到了登机口，并在那里遇到家住纽约长岛的四川籍龚再文女士。再文女士看了我们准备的求助信，在机场就给弟弟和我分别挂了电话，告诉我们一定会将母亲安全带到纽约，并让母亲和我们在电话上说了两句。

元月26号下午，周波特地从曼哈顿开车来带我们一家三口去机场接母亲。下午三点时候，母亲背着一个简易的背包，别无其他行李，和再文女士一起走进了大厅。母亲的头发烫卷之后掩饰了发质的稀疏，人也显年轻一点。母亲是1950年出生的人，严格来说还没到花甲之年，但是一辈子的乡村劳作和过去十多年来陪伴父亲在病床和病床之间、医院和医院之间的辗转漂泊，还是在她身上打下了岁月的无情痕迹。跟同龄的城里老人比，她脸上身上的岁月看去是完全没有折扣的了。

告别了再文女士，母亲随我们一起回家。在车上，母亲看到安详睡觉的可相，就道：“昨天在飞机上听到他哭，我就焦心，心想这小孩怎么老哭呢？”一路上母亲就讲了再文女士的情况，包括人家有两个小孩，小孩有多大，上几年级，保姆要付多少钱，因何回国等等，母亲都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不改她一贯的喜欢查户口的习惯。后来我打电话给再文，提到这些事情，略表歉意。幸好再文女士不介意，倒觉得母亲是个十分热情关心人的老太。在十几个小时的航程中，对于刚刚遭受丧母之痛的再文来说，或许母亲的一切缺点都是可以包容的吧。

到家坐下来闲聊，母亲问周波：“你干什么事情的？开车吗？”问得周波也笑，我们也笑，只好又跟她解释美国大多数人都有车，周波在联合国上班等等。母亲又笑道：“美国是车多，刚才看到马路上密密麻麻停的都是小轿车。”

母亲初到家，颇为拘谨，看了楼下的客厅厨房，忽然问：“我晚上睡哪里？”我笑道：“我们睡沙发，给你在厨房搭个小床吧。”母亲“噢”了一声，等我带她上楼看了卧室，这才似乎放下心来。我在她房间的窗口指给她看远远的曼哈顿楼群以及其中的帝国大厦，母亲却毫不在意。

送周波下楼，周波说：“看你妈好像不敢抱小孩嘛。”我也笑：“可不是嘛，她也很多年没有抱小孩了吧。我弟弟的小孩也已经５岁半了呢。”等我回到楼上，可相已醒，母亲在妻子的鼓励下，第一次小心翼翼地抱起了他，嘴里喃喃自语地呵护，目光中流露出无限喜悦。

发  现

我一向以为自己的敏感、善观察等特质来自于母亲，母亲跟我们同住的初期再次验证了这一点。母亲刚到的时候，妻还没有开学，有时候母亲得闲就出去在附近街道上走动走动，我们也常常带她去超市商场看看。母亲很快就有了许多发现。

她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这边怀孕的妇女真多，而且怀孕的女子常常还拖着老大老二什么的，而这一点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了。确实，在中国城市里，有两个小孩的家庭已经少而又少了。而我们在美国待久了，对美国的大家庭生活也已经司空见惯，再无好奇之心。在妻怀孕之后，我们方才对周围的“孕妇”格外关注，但是母亲来美不久就能一眼看穿本质，看到一个国家繁殖后代的状态，还是让我自愧弗如。

母亲的第二个发现来自对黑人的观察：母亲觉得他们的屁股真大，牙齿真白，说他们有的竟然也很好看。母亲还好奇一些黑人头上密密麻麻的麻花小辫子怎么扎的，怎么洗，多长时间洗一次，这些问题问得我们也只有鼓嘴摇头的份。母亲还觉得白人老太太的皮肤真好看，看上去白得透明，大概符合母亲那传统的“一白遮百丑”的古老审美观念。

母亲还发现白天开车、去超市购物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好像中国的农村：青壮年男子在纽约大多在做美国式的公司奴隶，而中国农村的青壮年男子都到大城市去打工挣钱了。母亲一早出门散步，看见许多上班的人急匆匆地往地铁站赶，常道：“这边人走路很凶的。早上去地铁站，好像赶场子去似的。”有一回早上，散步的母亲和赶路去地铁站的我不期而遇，母亲跟我挥手而笑。她的神情里透着陌生、尊敬和好玩，大约联想到自己儿子也是一个走路很凶的上班族，因此笑，并且逗得我也不禁笑起来。

我们住的大楼里颇有几户养狗的人家，母亲看到人家跟狗亲吻、给狗穿衣服、带狗出门散步，觉得又好笑又好奇，道：“真跟养孩子似的。”我说可不是嘛，母亲就道：“这些人真是脑筋差一窍了。”

当然母亲最好奇的发现还是我们楼下对面的超级先锋超市门口的玻璃瓶易拉罐回收机。母亲最早看见许多中国老头老太在那里退瓶子罐子，问清楚了怎么回事，又看清楚了怎么操作之后，也最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失  踪

我开始上班、妻子又开学之后，母亲每天一早五六点起床，出去在附近的两三条街道上散步。等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她便回家来接管应可相。等到下午妻子放学回来，母亲也往往憋不住，要出去走走逛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望望周遭洋相。

2008年刚过了春节时候，纽约地区的科大校友会照例组织了一次聚餐聚会。那是一个星期六早上，我急着出门去曼哈顿参加聚会，而母亲左望也不回来，右望也不回来。我和妻一边照料孩子，一边就瞎唠叨，总害怕不识字、不讲英文，也讲不好普通话的母亲发生迷路失踪等事故。

那天在家坐立不安到十点多钟，实在没法子，我就下楼出门。却不想在楼下大厅里看到母亲，跟另外一位五十来岁的妇人相谈甚欢。母亲见了我，忙着介绍说，“这阿姨是上海来的，跟我差不多大……”我着急慌忙地跟人问了好，说了我们担心的事情，也就匆匆去地铁站了。

后来母亲就给我们说了上海妇人的身份故事，包括人家是做什么工作的，每周做几天，每天几个小时，工资多少，劳保如何，婚姻状况，两个女儿的年龄等等，听得我们只有瞠目结舌的份。不过，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在美国找到朋友的感觉，也感受到她久违的、与人交流的兴奋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