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的三个层次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那么开端就是高峰。如果从20世纪初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和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开始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那么《狂人日记》标志着从晚清到五四的关键转折，其意义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晚清小说以官民对立结构为主线。五四以后小说加入穷富阶级矛盾。在《老残游记》里，官判冤案和黄河决堤的受害人也可以是地主士绅，《狂人日记》里迫害民众的有县官衙役，也有绅士债主。后来的现代小说，大都淡化官员形象，反派属于“赵家人”。第二，晚清小说“怪现状”中的底线是违背传统礼教，李伯元、吴趼人都把将女儿、媳妇献给上司作为最无耻的官员行为。而《狂人日记》则写“礼教吃人”。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看法是晚清与“五四”的重要分界线。第三，晚清小说的基本模式是“士见官欺民”。“士”或许暴露官场或者鄙视“怪现状”，或是考官好过买官，或是独立向官府抗争，总之都是英雄，是启蒙救世的人，可《狂人日记》的主角只是生病时才反礼教，病愈后便去做官，而且自己也曾参与吃人，需要忏悔。后来，鲁迅给科举废除后的中国读书人设计了多种出路，比如穷极潦倒的孔乙己、因无力救援祥林嫂而内疚的“我”、批判阿Q的奴隶性却又协助判刑的“穿长衫的人”，等等。第四，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直至今日，在“士官民”三角关系中，只有民众，大都被读者同情、被作家歌颂。直至今日，小说里的民众总是好的，唯有“五四”时期，民众也会被批判被拷问，何以冷漠麻木？为什么参与迫害？怎么会被欺又欺人？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是《阿Q正传》。

《阿Q正传》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在北京《晨报》副刊（《晨报副镌》）上连载，是鲁迅的学生、朋友孙伏园约的稿。开始发表在“开心话专栏”，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讽刺幽默的专栏。“优胜记略”“优胜记略续”，是比较好笑。但是写着写着，就不大好笑了。孙伏园看了，立刻明白小说的分量，所以就转去了文艺版。

后来一般的小说在报刊连载，是边发表边创作，参考读者反应，然后发展剧情，慢慢决定人物和故事发展。张恨水《啼笑因缘》的连载模式，其实是作家、编者、读者的共创模式。在文化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是文学的“生产关系”影响文学的“生产力”。但《阿Q正传》的连载经过十分特别，是报纸为作家让路，版面为作品服务。

阿Q这个名字有几个解释，应该叫阿Qui。不知是否中秋出生，不能写成“桂”；也不知是否有哥哥叫阿富，所以也不能叫“贵”。现在只好用Qui第一个字母Q……这些话应该是为了“开心话专栏”订制。周作人另有解释，说鲁迅用这个Q写国民性，画出麻木的、被人杀了头也没表情的“吃瓜群众”脸，没有五官，只有辫子。

鲁迅作品中最容易普及也最难研究的就是精神胜利法，基本的生理/心理基础是“情理不分”。今天很多人觉得精神胜利法要抛弃，但也有人觉得有好处：“好死不如赖活”“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

精神胜利法至少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变换思考的角度，以获得心理感情的快乐。经典例子，“这里只有半瓶水了”，或者“这里还有半瓶水”。同一事实，不同角度。前者要求高，压力大；后者安慰自己，比较开心。前面“直面惨淡人生”，陶醉自己心灵。前者像鲁迅散文中的视角，后者像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在一个“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的社会等级秩序中，往上看，正视失败，努力上进；往下看，更容易有幸福感——这是精神胜利法的入门和基础。

但阿Q一出场，就已经进入了精神胜利法的第二层次：要点是虚构事实，再转换角度，以求心理快感。小说里有几个例子，阿Q没有家，只做短工，介乎雇农和无产者之间。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旁人说，阿Q真能做。按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说法，阿Q就属于农村中的革命力量、最应该依靠的群众。可是当时阿Q并不知道自己身份的光荣，和别人吵架，就瞪起眼睛：“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如果阿Q祖上真的是很阔，那么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第一层次，强调“还有半瓶水”。但如果，“先前很阔”只是幻想，就是精神胜利法的第二层次了，就是虚构事实、转换角度、心理安慰。

小说里精神胜利法的最常见模式是：在形式上被打败了，被人揪住了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心满意足地得胜走了，阿Q站了一会儿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得胜走了。

需要第二层次的精神胜利法（虚构事实、转换角度、心理安慰），一般已经或正在蒙受屈辱且无法诉说。据说人类与动物的关键区别之一便是能相信虚构的故事。可见不拘手法消解耻辱的第二层次精神胜利法也是人性丰富的表现。阿Q的过人之处只是假想幻觉的速度快，技术熟练，每每省略了“假如”“幻想”的过程。久而久之，先前真的很阔，真是儿子打老子，不像话。

精神胜利法的第三层次，也是虚构事实，也是变换思考角度，求心理快感与安慰。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虚构要以自虐的方式产生，这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层次。

小说里写阿Q心满意足，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愉快地喝酒、赌钱，居然还赢了一回。但是赢钱以后糊里糊涂又跟人打架，打完以后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银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吧，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子，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这在小说里是第一次。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

他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啪啪连打自己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以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虽然还有点热刺刺的，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第三境界。

有个猴年的段子，说猴在树上，抬头看都是屁股，低头看都是笑脸，左右看都是耳目。精神胜利法的第一层次就是少往上看屁股，多往下看笑脸，于是自我感觉良好。第二层次就是把左右耳目都假想成“儿子”的笑脸，虚构事实，求心理安慰。第三层次就是自虐，把上面的屁股当作可以亲吻的笑脸，然后感到无往而不胜。

对精神胜利法不同的定义就是对于《阿Q正传》主题的不同解说。一说是旧中国阶级固化当中的弱者生存策略；第二种说法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还有第三种说法，这是普遍的人性弱点。

按第一种说法，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弱者的生存工具。旧中国，只要阶级分化严重，阶级矛盾突出，社会缺乏必要的上升阶梯和减压器阀，“阿Q们”的屈辱感始终会存在。鲁迅自己在《阿Q正传》的俄文版的序里面提出来：“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总之，阶级压迫是精神胜利法的土壤。

第二种说法，这是中国的国民性。不只限于弱势群体，有钱人、当官的、权力在握的人，也需要阿Q精神，才能生存下去。汉人过去数千年，大部分时代在异族统治下生活，容易产生“欺软怕硬”“自欺欺人”的国民劣根性。

第三种说法，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世界各国的人，面对强权，都有可能需要精神胜利法之类的心理调节机制。罗曼·罗兰认为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有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在某种意义上，阿Q精神也是专制的群众基础。

我最近重读，深深感到“屈辱感”是《阿Q正传》的核心。

回顾鲁迅的童年，回顾他的身世，其实他从小被迫要和屈辱感打交道。跟少年周树人一样高的药铺柜台，比他身体高一倍的当铺柜台，都铭刻着他少年的屈辱感。据说他当初去读洋学校，也是因为乡间有人造谣，传他偷窃家中财物，辟谣都没法辟。所以他也忍辱赌气，离开家乡。后来在仙台学医，成绩中等，一百六十几个人里边六十几名，但即便是这样，日本学生还歧视他，说是老师照顾他，等等。

弃医从文以后，兄弟俩编书，当初才卖出20本。之后做教育部小官员钞钞古碑。可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志气不能得到施展。把夫人叫作“礼物”，作为丈夫都屈辱。鲁迅立志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还是各不相通，连自己的手都几乎不懂自己的脚，所以我极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常常总自汗有些隔膜。”

受尽种种侮辱，但总有一个方法可以挽回自尊，那就是“摸小尼姑的脸”。这是整部小说也是主角一生的转折点，也是奴隶走向奴才的关键转变。

《阿Q正传》除了写阶级秩序、国民性、专制群众基础外，同时是一个有关20世纪中国革命的预言。小尼姑骂阿Q“断子绝孙”，无意中唤醒了男主角的性意识，但是向吴妈求爱失败，不仅被下了隔离令，在村里生计都成了问题。于是进城，帮小偷们站岗放哨。可惜转行不成，走投无路之际，革命来了，举人（士绅为官）下乡避难……“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可见阿Q革命的第一个理由是泄愤，屈辱感的宣泄。果然，他一自命造反，连赵老爷也怯怯地叫他“老Q”了。接下来，就是阿Q的革命想象了。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这什么都混在一起），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幺？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我们注意到，他第一个要报仇的，是比他地位更低的弱者，其次是这个压迫他的老爷。其间原因，可以专门写论文研究。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已经在想着怎么指挥下面的奴隶了，想做主人了。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这篇小说写于1921年。

革命有两种：平民革命，美丽动人的口号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个人欲望的解放；贫民革命，实事求是打土豪、抢东西，20世纪50年代陈涌强调阿Q的革命性，近些年汪晖也细细分析阿Q的本能和潜意识。

陈丹燕曾经采访过上海外滩的老黄包车夫，说那时被外国人欺负，坐在上面，要左转右转也都不讲话，就把那个手杖，往拉车的人的左肩或者右肩敲敲。拉车的人心里也很不开心。陈丹燕问车夫，那当时你怎么想的，是不是将来要打倒他们，或者是要追求平等？老车夫讲，我当时想的，就是一定要改变命运，以后一定要坐在车上，我就可以敲敲别人。

有关20世纪中国革命的预言，梁启超在1902年写过《新中国未来记》，详细描述两个主人公争论君主立宪或者革命道路，没写完。没法想象中国未来的事情。鲁迅没有梁启超的政治远景，他只是虚构了一个乡下的雇农，睡在土谷祠里做梦，无意当中，也描绘了今后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故事。所以王富仁说，《呐喊》是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阿Q正传》故事简单，思想复杂，不同的评论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切入口。石一歌强调“阿Q终于被挂着‘革命党’牌子的‘长衫人物’平白无故地当作强盗拉去枪毙了，阿Q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悲剧，这是多么沉重的历史教训”。

小说里，阿Q被捕后见到大堂上面的人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阿Q“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地蹲的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

这些个长衫人物是鲁迅笔下在狂人、病愈后的狂人、孔乙己和《祝福》中的“我”之外的第五类知识分子，也就是明知百姓被欺，却也要做帮凶的“聪明人”。在石一歌看来，对长衫人物的批判，“揭示出一个历史的结论，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了”。

汪晖也很关注《阿Q正传》的结尾，在游街途中，在唱戏不成又没看到吴妈之后，“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了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粒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他的皮肉……这些眼睛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救命……’”汪晖说：“阿Q的觉悟在于他临刑前的瞬间，当他把喝采的人们同四年之前要吃他的肉的饿狼的眼睛联结起来时，阿Q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的恐惧，喊出‘救命’，从而打破了‘精神胜利法’之圈。”

最后这段“狼眼睛”“鬼火穿透皮肉”“咬灵魂”等心理描写，实在不大像阿Q的身心反应（即刻便是临死瞬间），而更接近后来《野草》里的意象。也许作家在最后瞬间忍不住降到阿Q身上，犹如夏瑜坟上的花，强调“阿Q精神”在特定历史时空下也可以是农民革命的土壤，但实际上整部小说写的是，在普遍人性意义上，“阿Q精神”如何构成专制社会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