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

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学界的兵家必争之地，引人注目的著作不知凡几，寻求突破并不容易。许子东教授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代表着又一重要尝试。这本书着眼“漫长的二十世纪”，始自晚清新小说，终于新纪元后的科幻叙事，以九十三部作品勾勒白话小说将近一百二十年的起伏发展，堪称洋洋大观。

在时间进程上，此书并不默守以往近代、现代、当代的分期成规，代之以更宏阔的晚清（1902—1916）、“五四”、革命以及80年代后等时代，从作品出发，旁及特定议题，夹议夹叙，自成风格。除了论及耳熟能详的经典，也点评乏人问津的冷门作品，更引人瞩目的是，作者在关键时刻往往穿插个人对作家生活、私人书写、文学生态的描写，甚至现身说法，见证历史事件。如此安排打破了文学史叙事的同质性，也凸显出关键词“小说”更为生动活泼的寓意。

1902年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能改变民心国魂，中国文学自此进入小说世纪。许子东的叙述由此开始。上卷中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乌托邦预言、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反启蒙社会怪现状纪实；刘鹗《老残游记》对清官的控诉、徐枕亚《玉梨魂》此恨绵绵的哀情……烘托出世变将至的众声相。“五四”之后，小说成为启蒙与革命的载体，鲁迅的《吶喊》《彷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郁达夫的《沉沦》凸显出个人欲望和国族焦虑的相与为用。丁玲从北平、上海写到延安，演绎着女性与文学的多角蜕变；张爱玲则凭借似水流言，写尽乱世里的浮华与苍凉。沈从文的湘西风土、萧红的东北大地投射出多少乡愁国雠；施蛰存、刘吶鸥放肆着新感觉派的感官震颤；叶绍钧《倪焕之》、路翎《财主的儿女们》则叩问青春与革命相生也相克的代价。

许子东以“说故事人”的身份甚至声腔娓娓道来，有对作家行止的回想、对时代波折的感慨，更多是从小说所形塑的“士农工商仕”参看中国社会阶层的此起彼落，从而对现实、对历史有了独特看法。他尤其注意“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消长。从刘鹗“清官比赃官更可恨”的悖论，到张天翼《华威先生》的官场闹剧，他看到不管时代如何转换，社会伦理、政治深层结构的变“即”不变，在在耐人寻味。这些复杂绵密脉络，哪里是政治或社会论述所能参详？只有小说以虚击实，敷衍一场又一场的“怪现状”，过去如此，现在何尝不是如此！

本书下卷更有看头。许子东处理十七年红色经典独树一格。一般所见是类论述多半不脱八股公式。但许子东却采取了一种世故练达的姿态，回顾《红日》《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作品的功过。这些小说里的人物也许僵硬，主题也许教条，但无碍一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共同分享的信念或记忆。凭借同情的理解，许子东看待《青春之歌》里一男三女的革命＋恋爱，以“像恋爱一般的革命”总结；他注意《红日》里英雄成群结队而来，以致面目不清，反而凸显了其他人的形象；他也思索《创业史》里的人物关系何以有了一言难尽的转折。许子东的论述举重若轻，却发人深省。相对于此，他回顾王蒙初露头角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钱谷融《文学是人学》所代表的批判意义，可谓语重心长。十七年文学讨论以老舍1966年8月23日自杀作结束，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80年代初许子东崛起于上海学界，以郁达夫研究获得好评。他也躬逢其盛，参与了80年代中国文学脱胎换骨的过程。下卷特别提及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各地青年学者聚集西湖之滨，畅论文学革新的愿景，为日后寻根、先锋等运动拉开序幕。这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年代。此前的伤痕小说如《伤痕》、纪实小说如《乔厂长上任记》、农民文学如《李顺大造屋》、浪漫反思小说如《爱，是不能忘记的》已从各种社会角度打开叙事能量，等到韩少功、阿城、史铁生、残雪、张贤亮等人的作品轮番上阵，已然有了百花齐放的气势。于此，小说不只是叙事的技巧，也不只是动听的故事，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活动。

许子东书讨论八九十年代的小说颇有感同深受的气息。他和笔下作家多属同辈，互通有无，一起经历风雨。也因此，他谈王安忆的上海纪实、张炜的家族痛史、莫言的红高粱演义、马原的后设实验、王朔的痞子文学、路遥的社会现实主义信仰……的确多了一份身历其境的亲切感。那是现代中国文学（以及文学评论）的黄金时代，作家直面历史，挖掘心事，竞逐技巧，虽然有过有不及，却无不元气淋漓。今天谈《棋王》《古船》《红高粱家族》《金牧场》等作品，很难想象它们几乎在同一时期“争先恐后”出现。与此同时，资深作家如王蒙、杨绛等有如远行归来，以《活动变人形》《洗澡》等作品铭刻曾经的遭遇、被压抑的情怀。述往事，思来者，他们宝刀未老。

中国小说几乎以一种踉跄的姿态迈入20世纪最后十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事件让“新时期”文学戛然而止。当小说家重新整理一切，诉说世纪末的故事时，竟然有了恍若隔世的错觉。陈忠实的《白鹿原》以苍莽的黄土高原为背景，记录几十年“政权、族权与神权”的循环内卷，犹如鲁迅自啮其身的长蛇。同为陕西作家的贾平凹则以《废都》写尽颓靡色情的底蕴竟是最可怕的虚无。王安忆的《长恨歌》回顾上海几度繁华终末，充满诱惑，也充满凶险。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更揭露“身体快乐，成了唯一的精神武器”。但还有什么作品能像余华的《活着》，简单的两个字，道破一切？

许子东90年代负笈海外，之后辗转中国香港从事教职。因缘际会，他又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各类媒体平台，点评人物时事，因此他得以从学院内外双重视角看待自己的专业。他一定明白各种来来去去的时新文学理论，但选择了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谈论小说，以及小说所辐射的生命百态。这其实触及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本命意义。所谓稗官野史，巷议街谈，小说缘起于市井人间，是一种最鲜活的话语，是巴赫金心目中“众声喧哗”的场域。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第五回中的警语，用于许子东的“小说学”最是贴切不过。这是一部“过来人”的读书心法：唯其看过见过，甚至活过，才能以更包容的角度面对小说内外的风风雨雨，以更通达的立场看待人性的美丑。

许子东老老实实地重读他心目中的佳作，分享心得；如后记所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独特角度的中国故事，都在进行作家个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都在以文字描述或参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现在有机会连贯并置一起，可以回头看看‘中国怎么会走到今天，又会走向怎样的明天？’。”在这样广义的小说语境里，他不仅重读作品，也重读作品出现的生态：1926年郁达夫的“恋爱”日记、1936年鲁迅晚年的“误诊”疑云、萧军延安时期的日记、1952年巴金在朝鲜战场、1984年韩少功的寻根倡议、1994年王安忆的上海作家生活……

许子东的点评时有神来之笔，一两句话令人回味无穷。他谈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之分，谓前者是“文学北伐”，后者是“革命南下”；“五四”文学之前的文学汲汲于“官场”；“五四”文学关注“生死场”；延安文学则成了“战场”；茹志鹃《百合花》的主题是民众与革命的关系，“一种能用‘新婚被子’来象征、来纪念的抒情关系”；“王朔的《顽主》介绍‘流氓’是怎样产生的”；贾平凹《废都》写尽男女龌龊情事，骨子里却是“一本写‘无聊’的大书”；余华《活着》是“几十部当代小说的缩写本”；许子东以新世纪刘慈欣的《三体》总结。面对三体人的毁灭性攻击，章北海——“世纪末/世纪初中国小说里最新的一个干部/官员”——向官兵训话：“同志们，我们回不去了。”

“我们回不去了。”张爱玲《再生缘》里的名言兜兜转转，到新时代似乎有了更复杂的含义。《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触及一个隐性历史话题。如果20世纪初梁启超号召小说“不可思议”的力量，编织世事，振奋民心；21世纪小说作者的渴望，就不以救国或原道为高潮。恰恰相反的，它是一种梦魇式的漫游，以逃离世界为诉求，或以陷入既陌生又极熟悉的所在为反高潮。许子东的大哉问：中国怎么会走到今天？会走向怎样的明天？

然而站在本体论的高度，许子东又暗示小说推陈出新的动力，未尝或已：与其纠结是否“回不去了”，不如畅想、辩证“回到未来”的方法。当代文化传媒千变万化，众说纷纭，小说的影响看似式微。吊诡的是，小说失去了20世纪文学的焦点位置，或文化、政治建制的青睐，反而获得了空前解放。不论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知识体系、一种政治宣言，还是一种欲望机器，小说形成复杂的叙事网络，建构也拆解现实，并引发无限想象的可能。当代作家驰骋在文字建构与解构的天地里，言说那不可说的，看见那不可见的，想象那不可想象的。他们证明了文字这最古老的传媒魅力依然无穷。

呼应许子东的观点，我认为小说不仅反映，甚或预言现实——这其实是最保守的看法。小说家戳穿大人先生的表面文章，直面不能闻问的内里。他们穿梭不同时空，打造最复杂的生命情境，拆解宏大命题。与此同时，他们叩问历史与信仰、正义与救赎、罪与罚、爱与恨等命题。多年前我曾建议，相对于大说，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国复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但这中国的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

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等青年学者发起“重写文学史”运动，三十多年以后，许子东号召“重读”，俨然延伸这一脉络。有鉴于历史与文学所呈现的种种决定论式的命题，以及因之所产生的虚惘暴虐后果，“重读”20世纪小说饶有深意：唯有承认叙事阐释权的掏空，我们才能以更谦卑的态度，面对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挖掘小说表象之下的记忆与想象。而重读小说的意义不在还原真相，而是体验真相的种种拟态；不是对文学史料做实证叙述，而是正视虚构叙事的本命，释放并检讨历史的幻魅力量，与小说的记忆潜能。

许子东教授与我结识超过三十年。当年他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师从李欧梵教授。这些年我们各自在不同岗位发展，一直互通有无。他的理念借由不同管道推动文学，获得学院内外的重视。《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谓总其成之作。谨以此文，聊志我们切磋文学的因缘，并向子东兄多年坚守文学的苦心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