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步入随园

我1979年初毕业后即留校工作，先是在校长办公室处理一些文秘事务，半年后转而担任教学工作。在教学中开始感到自己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于是萌发了进一步学习深造的念头。后来通过徐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卢厚俭先生的介绍，我得以认识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纯一、谈凤梁等先生，并在他们的推荐和帮助下，于1980年初进入南京师院中文系进修，指导教师是金启华先生。

金先生是安徽来安人，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从胡小石先生，后又考取西南联大国学研究院（曾与杨振宁先生住在同一宿舍），然联大与中大的学风不同，金先生还是想跟着胡先生学习，就又回到中大，由胡先生指导完成学业，在西南联大就只算肄业了。金先生曾先后在中央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山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著有《诗经全译》《杜甫诗论丛》《中国词史论纲》，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是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能有机会向金先生问学是很难得的。金先生平时若给学生上课，我就跟班听课，其他 时间主要是自己读书，有问题就去向金先生请教。1981年，我还随侍金先生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首届杜甫研究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见到了缪钺、叶嘉莹、屈守元、王仲镛等许多仰慕已久的学者，许永璋先生也是在这次会上认识的。徐无闻先生也曾在会上见到，且印象很深，只是那时并没有想到他就是自己未来的导师。

除了向金先生请教外，平日请教较多的是谈凤梁先生。谈先生是江阴人，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他治小说最有成绩，其特点是富有理论色彩，能于纷繁的文学现象中洞见本质，极为精到。谈先生讲授元明清文学，幽默风趣，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他的课最受学生欢迎。谈先生读书治学极其刻苦，当时住房条件简陋，他就在南阴阳营宿舍的楼梯间用木板隔了一个很小的书房，一桌一椅，常常用功到深夜。就是在那个小小的书房里，他撰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简史》《古小说论稿》等著作，后来成为著名的小说研究专家，并担任了南京师范大学校长。谈先生抽烟抽得很厉害，书房又小，后来终至摧垮了他的身体，令人痛惜！谈先生很健谈，曾一再告诫我要好好读文学理论著作，认为这是解剖文学作品的一把刀子，并鼓励我努力读书，以后报考研究生。谈先生的教诲使我明确了学习的方向，直接影响了我的学术和人生道路。

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在金先生的指导下读书外，主要是随1977 级同学上课，补修一些本科的主要课程，然侧重已在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学任课的老师中，有皇甫煃、吴锦、顾复生、钟陵、郁贤皓和谈凤梁等先生。古代汉语课由钱小云（玄）先生上，吴金华老师做助教（期末考试试卷，吴老师会让我先做一遍，以把握难度的大小。吴老师后来调到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很受章培恒先生器重，惜英年早逝。吴老师哲嗣吴葆勤，现为凤凰出版社社长）。那时高考制度已恢复，“新三届”大学生都在校，学校和整个社会的学习风气都非常好，人人都积极向上，刻苦学习，我自己把听课和读书的时间也安排得很满。除了在南师听课，我还常到相邻的南京大学听课。像先师程千帆先生的“杜诗研究”课、周师勋初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鲍明炜先生的“音韵学”，我都完整地听过。许永璋先生的“大学语文”课、严迪昌先生的“宋词选读”等，我也曾听过。

这些老师上课，大都很精彩。吴锦老师上课，要言不烦，清晰流畅。顾复生老师上课，娓娓而谈，从容不迫。钟陵和郁贤皓老师上课则富有激情，议论风发，至今犹记郁先生讲到他热爱的作家李白，总是称“我们的李白”如何如何，让人忍俊不禁。程先生讲杜诗，记得是在1981 年9 月，因为课是给研究生开的，地点就在教学楼一楼南向的一间小教室里，每周两节，听众并不多，但有学生也有本系的老师（如许永璋先生就每次坐在教室后排听讲）。程先生开设“杜诗研究”课，事先编有讲义，文字繁体竖排，隽秀工整（后来我知道这是出自先师母陶芸先生之手），上课时按专题讲授，特点是格局大，层次高。程先生上课严谨而又生动，多用比较之法。通过比较，听者不仅可以对杜诗的精神深有领悟，而且又纵横捭阖，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特富启发性。先生上课，对时间的把握也总是令人惊叹。先生每次都会提前几分钟到，稍稍坐定，便开始讲解，每次讲完，话音甫落，下课铃声便响起来，极为精确。周先生讲《文心雕龙》在新教学楼，也是事先编好讲义《文心雕龙解析》，发给学生，上课时便逐字逐句地讲解，材料丰富，分析细致。后来在这个讲义的基础上，周先生又结合自己的研究，对《文心雕龙》全书做了解析，在门下弟子的协助下，撰成《文心雕龙解析》（其中注释由弟子们合作完成），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可谓《文心雕龙》的最佳读本。

在南京师范学院学习的两年半，不但使我大开眼界，而且也奠定了我后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坚定了我在这条学术道路上走下去的信心。

北碚三载

20 世纪80 年代，全国各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并不是每年都进行的。1984 年我报考研究生时，印象中选择的余地不大，而招生简章中的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徐无闻、林昭德两位先生的招生方向——唐宋文学，赫然在目，这正与自己的兴趣相合，便决定报考。

那一年徐州的考场设在中国矿业大学的主教学楼。第一场考试是英语，英语考试的难度较大。英语考试结束后，第二场考试，考场中的考生人数锐减，大概吓退了不少人，其实专业课考试倒不算难，我还是有信心的。记得当时每考完一场，有人问考得如何，我便答以“还可以”。到了5 月初，就收到复试通知，便启程去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那时从徐州到重庆北碚，乘坐绿皮火车要两天两夜，路途遥远，心里却充满了期待和希望。西南师院坐落在缙云山下，是原来国民党川东行署的旧址。校园很大，倚山起楼，高下参差，道路蜿蜒，别具特色。校园内花木葱笼，四季苍翠。研究生面试安排在中文系，面试的老师除徐先生外，还有谭优学、荀运昌两位先生。老师们所提问的，多是些基础知识（如问“《史记》三家注”是哪三家等），我就觉得应该会被录取了。面试后，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先到南京看望金启华先生。金先生很高兴，说他会写信给徐先生帮我问询。不久，我就收到金先生的来信，告诉我徐先生已决定录取我了。

徐无闻先生（1931—1993）名永年，字嘉龄，三十岁后以耳疾自署无闻，四川成都人，1954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徐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农学院工作，次年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直至他走完人生的旅程。徐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书法、篆刻大家。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先生天资聪颖，性情温和平淡，学问渊博，诗书画兼擅，虽享年不永，然所涉既广，著述亦丰。在文学研究方面，先生有《徐无闻文集》《东坡选集》《批注唐人万首绝句选》；在文字学方面，主编有《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金篆隶大字典》；在书法篆刻方面，有《徐无闻书法集》《徐无闻印存》《书法教程》等，颇为学界和书法界所推重，陕西师范大学黄永年先生不轻许人，却盛称徐先生为当代成就最高的两位书法家之一（另一位，黄先生认为非启功先生莫属）。

林昭德先生（1917—1988），四川乐至人，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曾任教于重庆大学中文系，1956 年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直到辞世。林先生在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词曲研究方面多有成就。先生的《诗词曲词语杂释》是继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后又一部解释诗词曲作品中各种术语、俗语、方言的语言学著作。先生对川剧深有研究，曾搜集、整理过很多川剧剧本和研究资料，与李明璋合撰的川剧《夏完淳》一经上演，即受到广泛的好评。

徐先生和林先生1984 年是首次招收研究生，共录取了五位同学（另外四位同学是陶新民、张瑞君、陈忻和韩云波）。系里为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培养计划，由徐先生、林先生总其责，并请系内外的多位老师给我们开设课程。徐先生讲授“唐宋文学要籍解题”，内容涵括总集和别集，从编选宗旨、主要内容和特色，到版本源流、研究现状等，无不涉及，实际是从基本的集部文献出发，勾勒出一部唐宋文学发展的历史。林先生则为我们开设了“《论语》《孟子》导读”和“宋词研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细读，不但为我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打下了基础，而且也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得到加深。其他老师如谭优学先生，为我们开了“《春秋》三传导读”课，上课的讲义有《左传·通论之部》和《左传选读》。曹慕樊先生开设“目录学专题研究”，李景白先生开设“孟浩然研究”，荀运昌先生则开了“唐宋诗选读”课等。此外，徐先生还聘请历史系的黎明教授为我们开设“宋史研究专题”，请成都大学的白敦仁先生开设“宋诗研究专题”等。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徐先生第一次为我们上课时，未曾开讲，却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颜之推的两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先生的用意很明白。“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适莽苍者三飱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他是希望我们能潜心读书，多作积淀，杜绝浮躁，将来或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学术的辽阔天空中飞得更高。从徐先生的话中，也可见出蜀中老辈学者的治学风格，那就是读书甚多，却不轻易著述。平时不定期地与先生的见面，就是摆龙门阵，从文字、文学到书法、绘画，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一次与先生闲聊，问及先生退休后的打算，先生淡淡地答道：“还家贫不死，读尽旧藏书。”（陆放翁《日用》诗句）在先生的影响下，三年的硕士学习，大家各自按兴趣读书，且都很勤奋。这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除了围绕所学课程读书外，我感兴趣的还是文学、美学理论方面的书和唐诗。前者如黑格尔的《美学》、丹纳的《艺术哲学》、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以及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先生的一些美学著作；后者则主要是《全唐诗》。一个是理论，一个是作品，二者相结合，从中可见受谈凤梁先生影响的痕迹。

80 年代很多学校的研究生教学和培养中往往有访学一项。1986 年暑假前，徐无闻先生也曾带领我们外出做了一次访学。因为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以后去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徐先生把访学的方向定在了西北。师生数人从重庆出发，先到成都，再到西安，在西安拜访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黄永年先生，还参观了西安的名胜古迹。又从西安到天水，游麦积山。再从天水往西到兰州，最后抵达敦煌。每到一地，每观一名胜，先生总会给我们讲一些与此名胜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令人留连忘返，至今犹记最后离开敦煌时，先生那种无限怅惘的神情。此次游学经历使我们接触到了书斋之外的广阔天地，增长了见识，拓宽了眼界，可谓受益良多。后来我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任职三十余年，空闲一点的时候，也时常带领门下弟子出游，虽不能远至敦煌，但也踏访了不少南京的文化胜地，寓教于游，或许也是对当年随徐先生游学的一种传承与追念吧！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唐宋唱和诗词研究。我最初注意到诗词唱和现象，是因为读到高适的《燕歌行》等作品，发现它们都是唱和诗，但一些诗话和文学史著作谈到唱和诗，多持否定态度，心中遂启疑窦。在南京大学听程千帆先生讲杜诗时，受先生启发，开始对此做初步的思考。先生上课既多用比较之法，也就让人由此及彼，联想丰富，深受启迪。比如，他讲杜甫的《望岳》，就将其《青阳峡》《凤凰台》《万丈潭》《剑门》诸诗与之进行比较；讲杜甫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联系张衡的《四愁诗》和文天祥的《六歌》；讲前后《出塞》，又附以范成大的《催租行》和《后催租行》；等等。一次，先生讲到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举岑参、高适、薛据、储光羲诸人同时所作，进行比较，并指出这种同题共作的情形，最能见出诗人的用心。我当时马上联想到：文学史上的许多唱和诗，如高适的《燕歌行》、韩愈和孟郊的联句、白居易和刘禹锡的《望江南》词等，不也是同题共作吗？二者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呢？程先生在课上讲授的这些专题，后来大多与我的师兄莫砺锋、张宏生合作，写成文章，结集为杜诗学的专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了，而我在听程先生讲杜诗时所想到的诗歌唱和问题，要到负笈入川后才得以做较深入的思考。

1986 年9 月，在与徐永年和林昭德两位先生讨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时，我提出想做唱和诗词的研究，得到徐先生的支持，他认为“这个题目有点意思”（开题时参加讨论同学们论文选题的老师还有李景白、谭优学等先生，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考虑成熟，只是谈了一些很简单的构想，所以，当时李先生就担心我这个题目不好把握）。于是，我开始具体着手搜集和考察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唱和作品和唱酬活动，并进行初步的思考。当时思考较多也最费心思的问题，就是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性质、特点、起源、发展、类型，以及其取得的成就、评价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边思考边写，一直到寒假前才完成初稿。次年开学，又根据两位先生的意见，做了修订，题目定为《试论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论文外审和答辩的校外专家，徐先生请了时已调入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和四川大学的成善楷先生（卞先生因故未能成行，故改请四川大学的陶道恕先生）。卞先生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论文评阅意见中写道：“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而其组成部分的唱和诗词，一向被人冷落。巩本栋同学的论文，填补了空白，建议继续深入研究，写成专著。”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陶先生也充分肯定了论文所取得的成绩，认为“作者文字表达能力较强，并能把旧传统与新论说结合，颇能提出自己的见解”，“难能可贵”。徐先生和林先生的论文评语则是：“（此文）写作态度认真，占有资料比较充分，对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带规律性的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有积极意义。我们认为，这个选题难度较大，他取得的成绩可喜可观，已达到硕士论文应有的水平，请准予答辩，并建议授予硕士学位。”先生们这些勉励的话语，一直都是激励我不断学习和探索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