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悲情： 一百年中国人的心灵史

谢冕，1932年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博士点首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新诗批评和研究工作。1980年筹办并主持了全国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著有《中国新诗史略》《1898：百年忧患》《谢冕编年文集》（12卷）等，主编有丛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2种）、《中国新诗总系》（8卷）、《中国新诗总论》（6卷）。

高秀芹（后文简称“高”）：在您的诸多著作里，当时您选择了《1898：百年忧患》作为代表作，您能谈谈这部著作在您所有著作谱系中的位置吗？比较其他重要的著作比如《地火依然运行》《新世纪的太阳》《中国新诗史略》，这部著作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谢冕（后文简称“谢”）：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在很多著作当中，比如我谈诗歌和诗歌史，或者当代文学，或者新诗研究——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一定很好——但是它体现了我自己的一种构想。这个构想就是在百年中国的历史当中，选出一年，这一年有概括性，前后拉开能够有代表性的一个纬度。我选择1898年，因为1898年对于文学来说，对于没有文学的时代，忧患重重，困难重重。中国面临着选择，道路的选择，往前走还是往回走？是维护帝制还是进行创造——新中国的创造？——中国面临着非常大的选择。为什么说1898年，因为1898年是内忧外患的年份。戊戌变法，我们的前辈先贤抛头颅洒热血，这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康有为先生、梁启超先生带领书生们公车上书，菜市口六君子，这是非常悲壮和动人的。这是我们近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我要抓住这一年，概括我们一百年所争取的，所以我选择这一年。我要为这一百年的文学立传，我要对一百年文学的争取，做一个表述。

这个表述就是用文学“这个年”揭开百年忧患的历史，其实这一百年，1898年所定下的题目到现在还在延续。这就是我们的文学史，也就是历史和文学，或者是中国当代人的心灵史。所以我很看重，这书写得不一定好，但是我真的用心了。

高：这部著作您下了很大功夫，包括材料的准备，翻旧书，在北京大学老图书馆看《清议报》等老报刊。另外，您的有些著作是先发了学术文章，后来变成著作，而这本《1898：百年忧患》是经过深思熟虑，开创了“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能谈谈这部著作的写作缘起吗？从出版到现在过去了近三十年，回过头来，您自己怎么看这本书？

谢：这本书是我带领学生进行学术研究、读书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个成果。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开始的“北大批评家周末”，我采取了一种课堂讨论的方式，也是师生合作的方式。我要出题目，让学生来做。我锻炼了自己，也锻炼了学生。因为我一直认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必须了解中国近代史，必须了解中国现代史。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文学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研究干什么？文学研究就是借文学唤起民众，启蒙民众奋发有为，向前走。不能忘记历史，历史不能忘记。在年初三本散文集（《花事》《为今天干杯》《碎步留痕》）的出版座谈会上我发言要忘记年龄、忘记痛苦，那是为了度日，更好地活着。现在我要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通过这个，我们要记住我们中国的山河和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那是血迹斑斑、泪痕斑斑，我们的前辈是这样走过来的。

说菜市口发生的悲剧，或者鲁迅所追求的那种革新，《狂人日记》说翻开历史的每一页都是吃人的历史，要寻找药，寻找民族复兴的药，不要人血馒头，这些都是文学的遗产。我觉得不能忘，要时刻记住，不忘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强国兴民。国家要强大，人民要有新思想，我们要成为现代的民族。这就是所谓民族之林，孙中山的追求也是在这儿，中国要站起来，中国人要站起来，中国要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员，而不是封建保守。我很看重这个东西，我要求学生不忘历史，要在历史当中找出文学和社会生活环境的联系点、连接点，我自己带头做，学生们也做，就有了现代文学的框架、文学史的框架，这就是我们当初想做到的，后来也实现了这种框架。

高：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变化让人沉潜下来，向前走，走到“五四”前头，您要考察“五四”是怎么发生的，您把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走到了1898年，这些都是您自觉从当代文学越过现代文学，来到近代和现代，这对您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您要钻到旧书刊里，要去看很多的旧材料，从文中叙述看出您多次到圆明园、颐和园旧址，您能谈谈当时的写作状态吗？

谢：其实我对近代史和清史是很有兴趣的，我当时收集了很多关于北京历史的书，当时北京古籍出版社出了一套关于北京历史的书籍，不是清代史，也不是北京史，而是有关北京历史的著作，以明清两代为主，是由很多文人写的。我很有兴趣，见一本就买一本，那时候交通也不便，购买也不便，不能邮购，必须到新华书店买，所以也不全。那时有意研究这方面，后来就到了圆明园遗址，圆明园的这些著作我要对照着遗址来看。有一段时间我对圆明园很熟悉，圆明园那时没有那么多建筑，都是废墟，我经常去废墟上看一看。关于清史、关于近代一百年以来中国的遭遇，我搜集了很多材料，但是我没有做研究。后来在写作时，重新唤起了我的记忆。颐和园里发生的事我知道，光绪皇帝被关在颐和园，后来被关到北海那边。我就到那边看了一下，又看了颐和园里的石舫。有个外国诗人说这个石船很孤独，它走不动，“中国所有的船都充满了风/只有它感到了孤凄——它走不动！”这是中国的船，“走不动”，很形象。

我自己的兴趣加上搜集的材料，加上现实的考察，再加上在北大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查阅旧报刊。《清议报》一份都没有丢，保存得非常好。现在从网络上可以找到，但那时候我必须亲自去图书馆阅读，一篇一篇地阅读。因为这是在触摸历史，真实地触摸历史，那份一百多年的报纸，都非常脆了，不能搬出来，我就在那儿阅读。那个图书馆里头也就我一个人在那儿，灯还是燕京大学的灯，那个台灯现在还有，很古老的灯，桌子和椅子也还是原来的。

作为一个老师，我出题目，自己也做，我必须做出个样子来。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我必须自己做，让学生们看到我，学我的样子，起码学我认真做学问的样子，从一手材料阅读入手，认认真真写作。

高：“百年忧患”是您给20世纪中国文学定的基调，“1898年是伟大的年代，中国由大希望的天空跌进了大苦难的深渊……北洋舰队的沉没、百日维新失败……这些，本身都是事件，都不是文学。然而1898年的泪和血，都成了哺乳中国文学的文学之乳。”您怀着饱满的悲情来叙述这段历史和文学，感人至深，书中时时感觉到您的悲哀和感慨。您当时写作的激情来自哪里？您是怎么处理情感和理性、历史和文学的？

谢：我的情感建立在历史的血迹斑斑上，建立在废墟上面。在当时丧权辱国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说我们不能遗忘这段历史，我们要通过文学，把它展现出来。你是学者，你是文学家，你的写作不是为自己，你不能只是一个人的悲情，你的写作是要为着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复兴。大悲情的时代，其实也是大抱负的时代。我现在就觉得，好像人们忘掉了历史，他们不熟悉这段历史。

这一百多年的斗争、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都是为什么？强国兴民，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就是这个。把文学的理想、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他写成一本小说叫《新中国未来记》（1902），那时他就用“新中国”一词，他有着把“旧中国”变成“新中国”这样一个理想。现在我们应该有大抱负、大悲情和大希望。我的失落感也在这儿，我们的文学家忘记了这些，唯有鲁迅时刻提醒我们，为什么鲁迅这么伟大？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么崇拜鲁迅，就是他通过有限的作品，包括杂文在内，一直在唤醒民众。我们号称是鲁迅的弟子或者学生，我们有愧。

高：忧患和悲情是本书写作的基本调性，也是您对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的总结。20世纪的忧患跟古代文化传统（比如屈原和杜甫）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吗？还是1898年以来追求现代中国的必然结果？

谢：那是历史，你说杜甫也好、屈原也好，那个忧患是旧中国的。梁启超或者蔡元培追求的是建立“新中国”，包括孙中山在内，是近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悲情，忧患是近代文学的主题。忧患后来成了传统，也成了现代文学的主题，梁启超在《新民丛刊》著文，署名“中国之新民”，著名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出版时，其中有作者的署名“忧患余生”，由此可见当时写作者的情感和心态。传统文化遗传的基因就是家国情怀、江山社稷，那是忠君爱国，我们不是。但是对国家的灾难、民众的痛苦给予同情，并且为之呼吁，这是一致的。这是文学的传统、文学遗留下来的遗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以后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要从中华文明当中、从文学的历史当中、从社会历史当中寻找我们自己的归属感。这很重要！

高：《1898：百年忧患》是一部非常“谢冕体”的学术著作，当时您要求这套书生动活泼、晓畅易懂，让读者喜欢看。虽然是学术著作，但是要不拘一格。具体到《1898：百年忧患》，它有着诗性语言的叙述、精确和富有感情的描述、富有见解的评论，这部著作显得如此个性鲜明，好读好看，跌宕起伏，比读小说还过瘾。您的叙述像电影的镜头，有长镜头，也有细部微观聚焦，这是您有意追求的风格吧？现在的DeepSeek写学术论文，十多秒可以搞定，可是要写出“谢冕体”的文章大概还需要喂养一段时间。我们开玩笑说，95%的论文写作可以被取代了，可能谢老师是不能被取代的那5%吧？

谢：它也可以学会。对，所以可怕就在这儿。它不是我，但是它像我。我忧虑啊，有一点害怕，所以现在我不学，你学我可以，但是我不学你。我不跟它直接交往，直接交往太可怕了！但是我写作中有我的情怀，它是没有情怀的。它可以学我，模仿我，但是情怀和境界的东西是很难学的，也有可能有一天它也能学会。不过，我还是我，我要思考，我要写作，我要用我的风格，在写作中获得快乐。

回到《1898：百年忧患》的写作，我前面说过我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因为毕竟要从上一个世纪末的某一个年份开始，这意味着我要从我从事的文学研究领域，往前挪动至少一百年，我要像一个勘探者一样，小心翼翼地开采我曾经封存的“油井”，一百年，太惊心动魄了！为这次写作，我在1996年春节后携带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到海南岛，在南海的涛声中深情回望百年。一开始，我的耳边总是响起丘逢甲写于1896年的那充满哀伤的诗句：“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天割台湾。”从黄遵宪的求索，也从丘逢甲的诗句中，我看到了吾国吾民百年的斑斑泪痕。写作中时时流露着我对先贤的感情，也不时地表达我个人的评价，我几乎是在沉重的思考中，含着泪光写下了《1898：百年忧患》中的每一个字，这些感情和评价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是“百年忧患”的一部分，或者说就是忧患本身，这也是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

百年忧患，强国新民，成为我求学治学永远的母题。

高：学术著作有如此诗性的叙述风格，在后来的学术规范里可能会受到压抑和排斥，甚至不给毕业。后来的学术规范要求“论文体”，要求一定要有大量的引用，一定要有板起面孔的理性或者逻辑性……您怎么看待学术规范和个性的学术风格？

谢：我是这么看的，学术的写作要求有一定的规范这是应该的，应该遵守的。例如说要引用别人的话必须注明这话从哪儿来，哪个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对别人的尊重，这个学术规范是应该有的。但是论文的写作毕竟是一个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一方面要有逻辑、要有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既然是创造性的劳动，它就有情感，就需要情感，就需要发扬你个性的特点，甚至独特的写作风格，这样才有生命力。

我过去读过一些作品，包括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们都有很鲜明的个性特点。我主张学术论文应该表现论文作者的个性，而且应该展现他的写作风格。现在大学里头的一些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基本上不展现个性，所有博士生写作的风格都是一样的，甚至没有风格，没有个人特点。我写这本书，包括后来写《中国新诗史略》，都要求自己用散文的笔调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