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四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各自成就

刘大杰（1904—1977）是著名的文学史家，他的代表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一共出版过四个版本，其中第二版、第四版生前身后皆曾遭遇批判。在他逝世47年后，当我们共同纪念他诞辰120周年，回看这部著作的四个版本，可以相对客观冷静地给予重新评价。

刘大杰先生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和欧美文艺思潮研究，他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初兴趣是对《红楼梦》、晚明小品和魏晋思想的涉猎。他从1938年着手《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上卷写成于1939年，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下卷完成于1943年，1949年1月方得出版。全书出版，恰赶上时代变化，也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画上合适的句点。在他动手以前，各种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86部（据陈玉堂统计），刘著后出转精，关键不仅因他前此已经有丰富的文学实绩和对世界文学的充分了解，更在于他对欧洲文学思潮，特别是法国进化论和社会学派文艺理论的深入掌握。他特别赞赏朗宋《文学史方法论》所讲，一个民族的文学，“便是叙述种种在政治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之中，所延长所寄托的情感与思想的活动”（《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自序），因而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属性和淑世功能，重视社会政治制度和地理环境变迁对文学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也认识到文学作为人类心灵活动的记录，也因作家个性不同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他也承认深受丹纳《艺术哲学》及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认为艺术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其间有规律可循。他受佛里契《艺术社会学》影响，关心巫术艺术及神话人类学的探讨，受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影响，特别重视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作用。他那时已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在讨论艺术起源时，曾引用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和普列汉诺夫的《原始民族的艺术》。对国内前辈，他最推重的是王国维、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胡小石等人，其中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对新乐府和佛经与文学关系的论述、对明清小说的评价，深受胡适《白话文学史》和小说论著影响，以唯美诗来概括六朝诗和晚唐诗，则看到梁启超的影响，论述殷周社会状况，评价唐宋词及宋元剧曲，多承王国维之说。他将李白、杜甫分别归入盛唐的浪漫诗和中唐的社会诗，则受他在武昌师大老师胡小石的启发。

虽然有以上中外论说与一流学者的前期工作，他深感这一工作“艰难而危险”，艰难是指年代久远，材料复杂，难以做好取舍，危险则在如何避免主观武断，发生“不应有的偏袒或谴责”（同前自序）。涉及前者，他的视野不局限于历代文学作品，举凡历代政治举措、社会变迁、宗教信仰、艺术氛围等皆加以关注，不仅广征四部典籍，且对清末以来有关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的成果，皆有所参考。涉及后者，他秉承朗宋所云文学史家“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予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情感超过我的信仰”的训条（同前自序），始终保持客观性与历史性，始终以审慎冷静的态度去分析文学现象，给以公允周延而又不失个人独见的评述。

虽然坚守以上原则，刘先生丝毫不掩饰他对抒发个人怀抱的浪漫诗歌的情有独钟。他认为魏晋文学“完全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充分地表现一种超然的神秘的浪漫情绪”，他认为盛唐诗人“眼里没有皇帝王公，没有礼法名教，唯一的中心，便是个人的放纵与自由”，他认为李白是“当代浪漫生活、浪漫思想、浪漫文学的总代表”，“狂字在这里绝无半点罪恶的意味，是一种勇于破坏、追求自由的浪漫精神的最高表现”，他认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时代的文学精神完全相同”，“精神上是浪漫的，态度上是革命的，一反传统的拜古思想，而建立重个性、重自由、重内容、重情感的新理论”。在评价具体作家时，他多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传达作家的独特个性和人生遭际，如述屈原、李白、杜甫、柳永、张岱诸段，都很精彩。

《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上册完成时，刘先生自省“人类究竟是容易流于主观与情感的动物”，他虽牢记朗宋的三个切勿，但最终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希望读者“给我将来一个修补的机会”。50年代初环境改变，刘先生在思想和学术上都希望努力跟上时代的变化。他在30年代已经接触的苏俄唯物史观和文艺思潮，这时以新的面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先前的学术思想，也看到许多先前忽略的新史料，这就有了1957年12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先生在1957年版《新序》中说：“我早就计划，想把这部书重写一遍，增加内容，分为四卷，起于上古，止于一九四九年。”也就是说篇幅拟增加一倍，下限则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因忙而难以实现，“这次印出来的，只在文字上作了些改动，体制内容，仍如旧书”。现在对比二本，可以看到改动涉及以下几点：一是删去一些内容，如初版大量引用的胡适的论述，以及偶尔引及的布哈林论断；二是补充了一些新见史料与四五十年代学者的较新见解，如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谭其骧对《招魂》所涉地理的研究、赵景深的元明戏曲研究等；三是修改了初版的一些提法，如将“唯美文学的兴起”改为“形式主义文学的兴盛”，将屈原改为具有“爱国爱民的深厚感情”的伟大诗人。对于初版中大量凭艺术直觉所作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和才情的批评描述，这一版也有较多删落；四是增写了《司马迁与史传文学》，元散曲增加了马致远、睢景臣、刘致的专节，杂剧增加了关汉卿、王实甫的专节，明清小说提高了对《水浒传》的评价，将清代“平话小说”改为“侠义小说”。

1957年版可以认为是刘大杰先生出于适应新时代变化而改写旧作，希望跟上时代节奏，但他的苦心并没有得到承认，反而遭致大规模的批判。其中复旦师生的批判点，可归纳为此书体现“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思想”，不理解“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表现“人性论”以及“评价标准的错误”，归结到最后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皆见《〈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1958年版）。刘先生在当时，也曾做通盘的深刻检查，在文艺气氛稍微宽松时，也曾再三撰文表达自己的见解。1959年他撰《文学的主流及其它》，对“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之说，表示不能苟同，坚持认为“现实意义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文学不等于现实主义文学”，斥责前述公式“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实际也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变形”。他在《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评》（《文学评论》1959年4期）一文中，以《诗经》《楚辞》为例，认为“谈论它们的特色，除思想内容外，还要注意民族形式，只是单单地提出民间创作、文人创作，单单提出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看起来似乎很新，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

1962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次修订本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与上一次修订本做比较，这一次的修订幅度较大。初版中大量引用的西方学者论述，差不多被删削掉了。在论述文学发展过程和评价作家作品时，保存了原书的大体框架和主体思路。其中明清两代文学的叙述，有大量新的补充。与当时通行的几种集体编写的文学史著作相比较，刘著的个人色彩仍很显著，在体系完整、论述深刻及文笔华丽诸方面，也显然有优胜之处。

刘著第四版，其实包含先后出版的两册书。一是1973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首有刘先生1972年7月的《前言》，称1962年版后“又作了一些修改”，以此本与1962年版目录比较，第二章总题《周诗发展的趋势及其艺术特征》，“艺术”改“文学”；第三章《社会的变革与散文的勃兴》，后二节介绍历史散文与哲学散文，标题皆增“的发展”三字，将原论述各部分列为细目，删去了《周诰》。改写了此章的结语，删去原引章学诚的论述，加入“这一切都显示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立场和观点”，将“后代的历史家”改为“封建时代的历史家”。第四章，《楚辞的特征》改为《楚辞的民族性特征》。第五章谈汉赋，删去《汉代以后的赋》一节。第八章增加《魏晋的赋》一节。第九章《从曹植到陶渊明》改为《魏晋诗人》，具体则三曹并述，对曹植颇多贬词。最后两章谈南北朝的文学思潮与诗人，删掉了隋代诗人。从大端来说，有适度的改动，没有很大的变化。我记录购此书于1973年9月，当时罕有可读之书，像此册对上古到唐前文学做完整系统的介绍，更属难得。当时曾仔细阅读，虽不尽能理解，但大约获得一模糊的认识。对当时已经在农场度过第五年的我来说，堪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第二册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版权页所写为1976年8月第一版，我则购于1977年4月，当时已到复旦大学读书。此版从出版到上市恰好经历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书的前后也没有作者的说明文字。就本册言，以37万字的篇幅专言唐一代文学，1962年版此部分仅218页，现在增加到512页，是完全彻底的改写。1978年，批判刘先生时，主要针对此本。刘先生已于前一年去世。这一年我报考唐宋文学研究生，此本仍作为重要的参考书。今日客观分析，此册是迫于时事，受委托而新著。其附会时政，随处皆有痕迹，即改变先前对士人及其儒学立场的客观评价，处处体现尊法贬儒的笔触。同时也可看到，他对唐代文学所有大小作家，以及正统与通俗文学的全方位观照与评价。就我认识，当时还没有一部唐代文学专著，有如此完整的论述。1962年版，涉及唐代文学者仅五章，即《唐代文学的新发展》《初唐的诗歌》《盛唐诗人与李白》《杜甫与中晚唐诗人》《词的兴起》，此版则增加到十三章，新增或改写较大的部分有：《陈子昂与刘知己》对陈大力表彰，增写陈的追随者，刘知己部分显然从批评史导入。《边塞诗人与田园诗人》对盛唐诗人有全面分析。《柳宗元与古文运动》将原书首章涉及古文运动部分，大幅度扩写，推崇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成就，韩愈仅沦为附庸地位。《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唐代的短篇小说》《李贺、李商隐及晚唐诗人》《唐代的说唱文学》《唐代末年的文学》五章，几乎完全新写，许多内容都是当时一般文学史不涉及，或涉及而论述不够的。我隐隐约约有种感觉，刘先生早年在初版出版时的仓促、主观、用情，他一直有为最后完成四卷本古今会通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做足全面准备。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年岁渐增、身体多病时，他适应时风，有迎合的论述，也借此将多年积累的认识做一完整的表达。偏颇是难免的，牵强也不断出现，但也部分表达了他的新见。如果天假以年，岁月静好，以刘先生的锐悟，是可以有另外的认识与总成。我们每个人都从那个时代过来，不必苛求也不必掩饰。

最后，我想引用《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7月11日刊躲斋《关于旧书重引》中对《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的评论来作结：“因为它最真诚，它是在作者处于最佳心态时的成果。”

附录

尊敬的各位曾与刘大杰先生共事的本系年长学者、尊敬的裘新书记、尊敬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文学教材建设基地参会学者、所有外地和本市、本系的参会学者，上午好！

昨天我在台风大雨声中准备今天的发言，想到与会学者参会的奔波和辛苦，内心充满不安。服务会议的年轻教师与青年学生，也在雷声雨声中辛苦忙碌，也谢谢你们！

刘大杰先生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两度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后一段长达二十九年，其间曾任中文系代主任，为中文学科的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就我本人来说，虽然没有机会与刘先生共事，面聆教诲，但在1973年即到复旦就学前四年，就读到那时新出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认真阅读，大开眼界，增进学养，奠定基础。那时我是已经务农四年多的仅读一年初中的知青，这段读书经历是值得记取的。我目前忝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深知本系从1925年确认以“整理旧文学，发展新文学”为办系宗旨以来，正是有刘大杰先生这样饱学而勤勉的众多大师近百年来的持续努力，方有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学科的学术成就、学术传统，与人才梯队现在的格局。刘大杰先生是上海市社联认定的学术大师，他的成就为中外学界广泛认同，在纪念他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有责任学习他的道德文章、学术精神，体会他的学术思想、文学才华，接续他开拓的中国文学史学的道路，取得新的成就。

刘大杰先生是苦学成才的光辉典范。他未周岁丧父，家境贫寒，十二岁教他识字读书的母亲杨氏去世。他放过牛，种过地，做过两年织毛巾、制阳伞的童工，在困苦中坚持自学，十六岁考入武昌旅鄂中学，三年后考入武昌师范大学。他曾撰自传体小说《三儿苦学记》，叙述自己的成长过程。这段经历，即便相隔百年，对现在年轻学子也具有鼓舞的意义。

刘大杰先生曾广参名师，追随郁达夫到上海，并由郁介绍到日本留学。他从专攻欧洲文学起步，尤其关心欧美那时新起的文学思潮。归国后做过文学编辑，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和欧美文学思潮研究、魏晋思想研究等方面，皆有卓越成就。正是以对新旧文学和东西文学的广泛理解为基础，他转而从事中国文学史撰著，得以后起而超越前贤。

刘大杰先生撰写文学史，确认文学是人类的灵魂，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文学是进化的，认定文学史者的任务，就是叙述进化的过程与状态，包括形式技巧上的变化、文学思潮的特色，以及政治状态、社会生活和学术思想对文学的联系和影响。刘大杰先生曾自述他受法国进化论和社会学派影响之深，他也牢记法人朗宋所言：“写文学史的人，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与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但他又时时感到以有感情的人写有感情的文学，所以在第一版上册出版时，就感到自己恐怕是一名失败者，希望有“修补的机会”。

刘大杰先生是一位不断随时代进步的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关注苏俄文艺思想，引及经典作者的论述。50年代他是自觉努力希望跟上时代步伐的，遭到批判后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文学发展史》留下四个不同版本，在学术史上很罕见，得失当然任由后人评说。我曾听朱东润先生说过，刘先生一生真的很不容易。

最后，请允许我与大家一起分享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中有关李白的一段论述：

李白的一生是最平凡的，也是最不平凡的。所谓最平凡的，他一生没有做过一点正经事；所谓最不平凡的，他是什么事也做过，什么生活也尝过。那最平凡的生活，使得他不能成为廊庙之器；但是那最不平凡的生活，使得他成为最伟大的诗人。他是天才、浪子、道人、神仙、豪侠、隐士、酒徒、色鬼、革命家。这一切的特性，都集合地在他的诗歌里表现出来。他的脑中有无限的理想，但任何理想都不能使他满足，他追求无限的超越，追求最不平凡的存在。他的感情变动得非常迅速，他能领略人生及自然界的种种滋味，他厌恶现实的鄙俗与规律的束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