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印象记

初知刘先生，就是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那是在1977年冬，我从所在的小城图书馆里借到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是大字本，很厚的一大本（由林冠夫、林东海二先生回忆文章看，大字本并不易得，小城图书馆何以有此，也不易解。）其时“文革”刚停不久，学生仍处在无书可读的年代，找一本唐诗选本都不易。对我来说，刘先生此书就是一部系统性的知识读物，极大地满足了读书人的求知欲（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知识青年读物《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是刘先生书的简编本。）。在刘先生几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这一版是受伤害最大的一种，但是，主体内容的学术品位仍存，知识含量大。

对于一个经历过不读书时代的高中生来说，要完全读懂刘先生的书是不可能的，但对其中的时代色彩，如阶级成分分析法与儒法斗争问题，也是完全无感的。我只是对其中所引的唐人诗文与刘先生的解读有兴趣。我将书中所引的唐诗多数抄写了下来，也将刘先生的解读摘录了一些。如书中论李白的片段：“李白在描写自然方面具有丰富多彩的色泽和风格。有的雄奇，有的秀媚，有的飞动，有的清丽，有的出于梦游，有的出于想象，但无不渗透着作者的思想个性。峨眉山的月色，白帝城的彩云，三峡的高峰，荆门的平野，龙盘虎踞的金陵，千峰攒聚的泰山，烈火张天的赤壁，卓苑荒台的姑苏，水尽南天的洞庭，江城如画的宣城，横天的渭水，青冥的终南，青削出的五老峰，清波荡漾的镜湖水，雄奇的天姥，惊险的剑门，四万八千丈的天台，一一出现在李白的笔下，以壮丽清奇的形象，激发着读者热爱祖国江山的感情。”以诗的语言解读诗，很有感染力与可读性。因为这样的内容是那个时代少见的，它能让人感受到古典的魅力。

这一点印象也显示出刘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特色：选出最具审美感染力的作品并能对其做出精当的解读。如同高级烹饪师不仅能挑出最优的食材，还能说出具体的做法，引导食客品出其中特别的味道。因为有了这些记忆，我在教学中，也多次引用刘先生书中所论，至今觉得那些贴近作品的点评与分析是很有启发性的。

由林冠夫、林东海文看，刘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曾就韩愈与李商隐事写信与毛泽东讨论（估计毛在60年代与刘先生讨论过此事）。在评法批儒的风暴中，柳宗元是大法家，韩愈被判入儒家反动派之列，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刘先生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知道毛泽东不是全盘否定韩愈。所以，在书中仍将“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作为一个专题，专节讨论。虽然在篇幅上，明显崇柳抑韩，仍保留关于韩文的一些精辟之论。“韩愈的散文语言，具有规范化与通俗化的特点。所谓规范化是合于语法的逻辑规律，所谓通俗化，是通达流畅，宜于实用。”他认为韩愈有改革文风的鲜明主张，一是语言独创，（“惟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一是文从字顺（“文从字顺各识职”“惟其是尔”），非常精当地概括出韩文的特点，以及韩愈对古文运动的贡献。其论韩之《杂说·马》：“一百多个字，波澜起伏，一层深入一层，形式方面，文法严整，文从字顺。”既有大判断，又有对作品文本精细的把握。

又如刘先生认为李商隐的无题之作多有政治寄托，并以此解读《锦瑟》诗，指出李活四十六岁，五十弦不是自咏，认为可能是追念顺宗内禅，对王叔文改革派失败表示同情，再结合自己一生政治遭遇的感受，似与咏史同一范围。其言：

李商隐作这首诗时为晚年，大中九年（855），隔顺宗内禅（805）正是五十年光景，他当时在四川，借用望帝典故，点明主题。《华阳国志·蜀志》：“杜宇称帝，号曰望帝。……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鸣也。”可见望帝的让位，由于被迫，故有杜鹃啼血的传说，有蜀人悲鸣的记载。以此来比喻顺宗的让位，似无不合。顺宗即位，王派当政，政治上实行改革，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只经过短短的几个月，这一切革新措施，全被反动政治集团推翻了。宪宗即位，革新派的人杀的杀，贬的贬，政治风云，变幻迅速，如同梦境一般，故有庄生晓梦迷蝴蝶之叹。革新派失败以后，中小地主阶级的改革分子，都感到悲痛，感到幻灭，作者用“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象征隐约的辞意，来表达这种感情，甚为含蕴宛转。这一政治悲剧在当时已是惘然，而今追忆起来，更令人悲痛，真有不堪回首之感。这种对王叔文集团所实行的政治改革的怀念，对顺宗被迫退位的同情，也是具有法家政治思想的李商隐所可能产生的。但这种解释，也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想法，未必真能符合《锦瑟》的原意，也可能有牵强附会之病。

这是一种泛政治化的硬解，但操作方法却是尽可能贴近文本。结论未必可靠，但有启发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打开文本的解读方式。

刘先生还为自己的发挥找到依据：“朱鹤龄说：唐至太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阨塞当涂，沈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计莫若瑶台谲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无罪，而闻之足以动。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皆有托。’早已自下笺解矣。吾故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出之者也。岂徒以片事奥博，撷采妍华，与飞卿、柯古争霸一时哉。学者不察本末，类以才人浪子目义山。即爱其诗者，亦不过以为帷房暱媟之词而已，此不能论世知人之故也。（《李义山诗序》）”应该说这一支撑还是有力的，证明刘先生这种主观化的泛政治化解读也是于古有征，有法可依的。实际上，自汉儒解读《诗经》以来就有了这样的传统。

那一年初春很冷，笔者每天依偎在火桶（皖南流行的取暧设备）中，看着窗外被白雪覆盖的江南小城，抄读着书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品味着刘先生的解读。在那样的时代，刘先生之作也不尽是迎合之语，而是以学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关怀，这样的时代印迹应成为文学史家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