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微翁的治学“秘笈”

在上海读书时，有幸听了陈尚君老师很多次文献学课程，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辑佚唐代诗文非常重视工具书的使用。后来他在《我的神明书架》一文中也举出课堂上经常提起的那本《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以前看陈寅恪、岑仲勉的著作，在涉及人事研究时，文献随手取舍，佩服得很。但这部索引则将唐代基本人事文献的具体细目全部作了编录，使笨拙如我也可以在史料间任意跳掷腾挪。……我在上世纪80年代做唐诗文辑补，广检文献，手头一直放着这本书，随时准备对检查核。可以说，我那时能够广泛了解唐代人物事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本书提供的方便。许多学者都喜欢故作高深，似乎一切学问都是阅读得来，何曾利用工具书。其实有成就的学者都离不开工具书，甚至自编工具书。在我则多年来坚持购备各类文史工具书，自己也编过。金针度人也自度，学问其实不复杂。

课后他还在微博（2013年5月19日）上提到课堂上讲过的有关工具书之于学者重要性的例子：

【自编工具书】陈援庵于前辈学者中，治学最讲方法，尤重工具书之编纂，若《二十史朔闰表》《释氏疑年录》皆是。此类工具书予自己以方便，示他人以方法。且编纂过程得养成网罗文献、精致准确的习惯，知任何材料都非侥幸得之，诚可一试。

正好那时候读书比较杂，有一日读到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回忆录》，里头也有不少地方提到他自编工具书的一些情形。

《积微居回忆录》于杨树达其人读书、治学有很细密的记载，但毕竟是一部节略之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的《杨树达日记》（本文所引日记内容均出自该版）内容丰赡，史料价值颇高。当年颇为关注的积微翁治学“秘笈”——自编工具书，相信会有更多详细的揭载。

杨树达先生是北师大国文系的先贤，他和辅仁大学的陈垣、余嘉锡同时当选为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陈寅恪曾给予他相当高的评语——“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这样一位学问深湛的学者，究竟是如何做学问呢？从他日记的记载能受到很多启发。

杨树达治小学，自述取法高邮王氏，他说：

家中原藏有《皇清经解》一部，家君命读郝氏《尔雅义疏》，是实为余治小学之始。后以次渐读高邮王氏诸书，近年余治文法实颇得力于此。……盖自十四五岁时读郝氏《尔雅疏》、王氏《广雅疏》，即颇知声义相通之说。

他治学非常注重研究材料的分类和工具书的编纂。1945年他在给当时中央编译馆提交的《拟整理经籍计划草案》中就提出三种研究计划——《经籍异文假字误字考》《编纂名物制度通考》《编纂新经义丛钞》。e1945年7月25日日记说：

晨清写《经籍整理计划书》：一编《异文假字考》，二编《误字考》，三编《古制度名物汇考》，四辑《经义新钞》。

可见他最初的计划是分为四编，误字和通假字分开编纂。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异文假字考”他的学生高亨已著先鞭。杨树达1937年5月8日日记说：

同室高君晋生赴郑州，转开封河南大学，清华研究院毕业也。渠在河大亦任文字学，谓戼即门楣之之本字，说极碻。又知渠现著《文字通典》一书，取古书中异文通借之字，依古韵部编次之，现已得稿本二十册云。

高亨是杨树达清华时的学生，其治学颇有杨氏风格。追溯这部通假字典的著述缘起，无疑当是源自杨树达的学术规划。这里的《文字通典》就是后来出版的《古字通假会典》，高亨（1900—1986）生前未及见出版，直到1989年才由董治安先生协助整理出版。

近年出版的《岳麓书院藏杨树达手稿》收录各类文稿约65种，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各种题材的索引。这些索引虽然可能还算不上是正式工具书，很显然他是为了个人研究需要而进行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治学“秘笈”，因为它们都是给自己用，不足为外人道。正如陈尚君老师所言：“有成就的学者都离不开工具书，甚至自编工具书。在我则多年来坚持购备各类文史工具书，自己也编过。金针度人也自度，学问其实不复杂。”有了这些工具书，就可以很快找到所需的研究材料。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所藏杨树达文稿之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工具书，例如：

1.古音今存，稿本；

2.声雅不分卷，稿本；

3.韩非子拾遗、春秋札记、假借字录，稿本。

其实，他日记之中还记载了一些编纂索引的例子，其中有好几种都见于《岳麓书院藏杨树达手稿》，例如《金文世族谱》索引、卜辞索引、甲文考证索引、《甲文说》索引、《方言》索引、《广雅疏证》索引、《后汉书》人名索引、《尚书》索引等皆是。此外，还指导学生权国庆完成毕业论文《说文均谱》，其实也是一部工具书。1936年3月29日日记：

校权生国庆所编《说文韵谱》覃、添二部，余拟抄存一份也。余久欲为此而未暇，权生欲为毕业论文，余即以此题示之，为定体例。

杨树达自编的索引只有一部正式出版，那就是1934年7月好望书店出版的《群书检目》，此书最初名为“国学书目索引”（1933.5.1），后又改为“国学要籍检目”（1933.8.17），出版时定名《群书检目》。全书收录四部要籍75种，先秦两汉要籍基本囊括在内。全书主要开列各书篇名对应的版本页码，个别经史要籍还附经典注本页码。可能由于这部工具书现在看来已经过时，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杨树达文集》并未收录。由此也能看到杨树达治学和王国维、陈垣等学者一样，都非常善于编纂各类工具书，来促进他的研究。

杨树达日记中所见最重要的一部自编工具书恐怕非《经诂类纂》莫属。1934年1月10日记载：“晨，清理已改编之《纂诂》（以后名《经诂类纂》），补粘昜部诸字，复类粘耕、青部。”这部《经诂类纂》是他将《经籍纂诂》分条目剪开重新按照古韵部、古声纽编排的一部大型工具书。1933年10月24日为写作《之咍部古读》一文，曾翻检过《经籍纂诂》；1933年12月24日，因为研究语源学的需要，开始重编此书。他在日记中说：

晨出门买纸二刀及洋剪二事归。剪《经籍纂诂》，用古均、声类类聚之，以便检阅，颇苦条理不清楚，以用浆糊粘合诸条，颇费事也。……晚剪《纂诂》，思用洋针汇合小条之法，较浆粘为佳。晚八时寝。

他开始剪贴的前一天曾与吴承仕聊《说文》，“（吴承仕）亦欲修正章君《文始》，举例甚精，非兼士右文之书可及也。”其实自杨树达入京之后日与章门弟子如吴承仕、沈兼士、黄季刚、钱玄同等辈交往，从讲授文法开始，也于古音学和训诂学甚为关注，受其影响也读了《文始》。后来又打算在《文始》的基础上开始语源学的研究，杨树达称之为“声训学”，实际上他并非专门研究古已有之如《释名》之类的“声训”材料，而是因声求义，通过系联同源词来求取字词正确的解释。1932年7月13日云：

写《声训学》“犮”字条，略仿《文始》之例，而加谨严，贯穿之字必同部，不欲泛滥。1932年7月17日云：

连日意欲为《声训学》，而表出之法未得其宜，看《广雅》委声之字，忽有所悟，仍以《汉风俗史》提纲作正文、材料作小注之法行之，则行文自由，读者亦较清晰。遂撰“委”字一条，极自喜。

杨树达1932年模仿章太炎的《文始》，开始同源词（声训学）研究，到1933年，为了深入开展这一工作，重编《经籍纂诂》。他1935年在《治国学应先通文法明训诂》一文中曾对这一工作有过介绍，他说：

盖自十四五岁时读郝氏《尔雅疏》、王氏《广雅疏》，即颇知声义相通之说。然郝王到今又已百年，此事尚无一专门之著作，窃不自量，欲于此事有所发挥。……二十一年（即1932年），余得清华休假半年，家居无事，努力搜辑材料，目治手钞，凡得十余厚册。是后休假期满，日日上课，匆促不遑，所搜集之材料，未能参加整理。到今三四年，尚未能将整个成绩表示出来，颇复感叹。

杨树达1932年7月到年底的日记大部分时间都有写作《声训》的记载，也印证了他的上述说法，这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说文》按照古韵编排，他主要参考的就是江沅的《说文解字音均表》。他在此期间曾指导学生权少文完成毕业论文《说文古韵廿八部声系》，权氏自序云：“阅稘年成草，再岁终稿。”完稿在1936年底，其创始之年大概就是1934年左右了。这也正是杨树达进行语源学研究的时期。

杨树达重编《经籍纂诂》的思路与《说文古韵廿八部声系》近似。权少文只是将《说文》训释按照古声韵构拟系统重新排列，而杨树达重编的是《经籍纂诂》，所收的训诂材料更为丰富，将为他的语源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训释材料。因此他于此项工作极为殷心，从中也获益颇多。例如开始重编之后的两个月，1934年1月2日，他就开始“写《声训》‘厚谓之重’一篇，凡连属十七字”。重字属东部，而那段时间他就在改编《经籍纂诂》东部。1934年1月3日日记：“晨阅改编《纂诂》东部讫。”5月15日，已经黏到盐部。5月18日云：“过纸店买纸，补粘微部字。”杨树达从此日起，开始订补以前诸部内容，可见其书已经大体完具。这项订补工作到1934年6月2日方才完成，这一天的日记云：“晨补黏各部字讫。”6月3日以后再提及《经籍纂诂》就不再是黏贴，而多是阅读了。例如6月3日云：“晨阅《纂诂》幽部唇音字，孚声字多训皮，与包同声故也。”

从6月3日到23日，几乎日日阅读各韵部唇音字，在此期间写的《释晚》《释放》也都是关涉唇音字的文章。6月26日就开始读影母字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略微窥见杨树达这部《经诂类纂》的大致体例。杨树达嗣后经常提及重编的《经籍纂诂》，1934年7月1日曾云：“归写《释经篇》，近日通解小学，若有神助，此文亦其一也。”“若有神助”不可谓非重编《经籍纂诂》之功也。他阅读重编《经籍纂诂》与撰写声训学的论文此后一直相终始，断断续续的记载直到1937年4月。完成重编之后的两三年内，他撰写了《形声字声中有義略证》（1934.1）、《古音对转疏证》（1934.11）、《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1935.7）等重要论文。杨树达1935年自述云：

近时陆续发表关于此事之文字，有《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及语源学论文十二篇等。（皆《清华学报》发表）友朋中小学家如沈兼士先生等颇复过加奖誉。其中除说明古人字义同则字之组织往往相同系一通则外，余皆零碎片断。虽时有一字二字新义之发明，距余理想中之著述却甚远也。

在他系统阅读剪贴本《经籍纂诂》之间，他还完成了一生中比较重要的几部著作。1936年他开始撰写《汉书窥管》，1937年2月出版《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这些也是杨树达的代表作，日后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学术声誉。陈寅恪对他早年《汉书》的研究评价极高，称“汉事专家，公为第一，信可称‘汉圣’”。近年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重印20世纪学人重要著述，杨树达的这两部书都入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变幻，杨树达离京返湘，重编的《经籍纂诂》没有随他南下。而1937年12月22日云：“得迪人六日书，知翦贴《经籍纂诂》已由张生清常亲携南来。”事实上他得到的消息有误，该书仍在北京。所以到1939年3月30日，他开始自编《经籍纂诂》索引，借此来替代剪贴本。当天日记如此记载：“以声类系统编诗韵，据《经籍纂诂》目录为之，亦兼为《纂诂》索引。”但此事不知为何中辍，到1941年6月1日，方重事纂录。当天日记云：“蒋生敦典写《经籍纂诂》目录来。……翦《纂诂》目录，拟以声类类聚之也。”直到本月24日，该目录都没有完成。但是这一段时间，他频繁阅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大概由于朱书字头也是按照古韵编排，汇聚各家训释亦颇丰富，算是他《经诂类纂》的一个替代品。后来杨树达重新见到剪贴本《经籍纂诂》的时候，有一些已经损坏，也是用《通训定声》来代替的，1947年7月5日云：“阅《通训定声》德部，因剪贴《纂诂》，此部已坏不可用，故以朱书为代也。”

剪贴本的《经籍纂诂》要到1947年6月9日才寄到湖南。由于多年不曾翻阅，这一剪贴本“已有三分之一潮损，黏合不能开叶。骧儿去岁赴平，余即嘱其寄来，骧迟迟不寄，乃至于此。余之不能教子如此”。千里迢迢把这部自编工具书寄到湖南，可见杨树达是何等之重视，可惜已经有部分损坏。《经诂类纂》寄达湖南第四天，杨树达开始编纂《文孳》——很可能是一部总结其语源学研究的专著。这部书亦名《声训学》，50年代以后又称《声义学》。从此，他阅读《经籍纂诂》（及其平替《说文通训定声》）与撰写《文孳》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