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授的杨树达

杨树达1936年9月10日日记：“王生荩来，云已如余嘱读段注一周，可谓能用心者。据云北大教师无极佳者，沈兼士较可，魏建功则同学无不詈之，教音韵一年，今音古音如何分别，至今茫然云云。王生人颇笃实，非狂妄好议论人者可比，其言或可信也。”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杨树达，在日记中悄悄写下北大教授的差评，很容易被认为是出于文人相轻心理的门户之见。不过细味这段话，并不难发现，杨树达所论主旨非关学术水准，而主要在教学方面。

日记出现的学生王荩（1906—1984），早年师事杨树达和沈兼士，1962年曾作《咏小学示丁赵王三子并序》诗，小序提及：“游学国门，得与清华杨树达、北大沈兼士两先生，昕夕过从，请业问难，经数寒暑，略窥其门径。”为人笃实的王荩很受杨树达器重，杨树达也倾向于认可他的转述。多年以后，北大教授白化文在《对一次考试答案的忏悔——回忆魏天行（建功）先生》一文中指出：“1951年初秋，魏先生为北大中文系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开‘中国语文概论’这门课。……魏先生讲课向来有天马行空之势。那一学期又赶上他拔牙再镶牙，可他坚持上课，那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就更难听懂啦。同学们刚由中学上来，缺乏大学听课经验，笔记记不下来，意见很大。……实际上，让只善于开专门化课程与指导研究生的大学者讲基础课，据我的经验，从来不是上策也。”由此可见，后来被舒芜贬为新时代“商山四皓”之一的魏建功，讲课水准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出现在杨树达日记中的如上记载，反映了杨树达对同侪教学水平的密切关注。这种关注与杨树达的学林锐评有异曲同工之妙，应当被视作对现代大学机构中学者生活状态的普遍反映。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杨树达的学术贡献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早先有关《积微翁回忆录》的解读文章中，其中的学术信息也更受关注。研读新近披露的《杨树达日记》，如果仍循着这条路径，将只能细化对学术史上的杨树达的认识，而杨树达教授身份的一面依旧模糊。事实上，既关心教学，又关注学术，才是杨树达现代学者身份的完整面相。

身处现代学术机构，我读《杨树达日记》，特别留意杨先生的教师角色。关注杨树达的学者身份，固然应该注意杨树达的著述及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这是一位学者在学术史上立足的根本。不过，著述为人人能有，未必需要作者栖身学术机构。换言之，讨论学术著述，对杨树达而言，仅仅揭示了杨树达作为个体学术工作者的一面。

杨树达的学者身份，依笔者看来，应从如下三个层面加以认识。首先，是作为个体的学术工作者，他在小学、史学领域的相关贡献应该归在这一身份之下。这一身份，并不对学者的学术生活有特殊要求。相反，在荒江野屋中著述应当被视作最高理想。其次，是作为学术机构的学者。统摄在这一身份之下的，有各类事务性的学术活动，包括学术会议、讲学、学人交游等。唯其在学术机构中生存的学者，才被迫卷入此类事务性活动中。最后，涉及学问的传承，是作为传授学问的教师。这一身份，意味着专注于知识和学术的传播，关心教学效果，记录师生往来等。作为教授的杨树达，主要指杨树达后两个层面的身份而言。而这，恰是从前关注杨树达的学人较少留意的。

在学术机构中生存的教授杨树达，其学术活动与日常事务相当丰富，交游面也异常广泛。倘或整体观照，无疑可作一长篇论文。本文无意于整体勾勒杨树达教授身份的方方面面，仅就其与魏建功教授的交往，看学术机构中的杨树达如何扮演教授的角色。

机构中的学者——与魏建功的互动

以魏建功为切口，讨论学术机构中的杨树达，原因是魏建功晚杨树达一辈，同是现代知名学者，且在杨树达日记中出现较晚，与杨树达交往的脉络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就为讨论两人相识相交的过程及终局提供了明晰的线索，方便去除枝蔓信息，专注于讨论学术体制中教授与教授的往来。

夷考杨树达和魏建功初次交往的时间，当在1933年9月21日。这天杨树达日记记载：“六时半到德国饭店，赴藤塚邻（朝鲜京城大学教授）、桥川时雄、小竹武夫之约，在坐杨子勤先生（钟羲）、徐森玉、钱稻孙、余季豫、伦哲如、孙蜀丞、魏建功、邓叔存等。十时归寓寝。”如同当下学术机构中学人的相识一般，杨树达和魏建功的初次见面也始于宴饮。通过共同的日本朋友，杨树达和魏建功认识了。不过交往无由深入，可能仅仅止于礼貌性的寒暄。此后长达近两年的时间中，杨树达日记也无一笔道及魏建功。

如果不是魏建功1935年出版了代表作《古音系研究》，他再现于杨树达日记中的时间势必还要延后。杨树达1935年8月3日日记记载：“阅谢振定《知耻斋文集》，翻阅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可见，学术著作的出版，拉近了杨树达与魏建功的关系。尽管杨树达在日记中未表达对《古音系研究》的看法，但这次翻阅却表明，这部著作引起了杨树达的注意。另外，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著述仍是学人建立联系的重要纽带。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则学人之间由著述而产生的认识，要比觥筹交错的宴饮活动深入得多。只不过，大多数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并无明显记录，反倒是那些社交痕迹，使后人进一步确证了其间的联系。1936年8月23日，杨树达在一次宴会上又遇到魏建功。这天的日记写道：“六时，赴于思泊、唐立庵之招赴东兴楼，同坐周季木、商锡永、顾颉刚、容希白、罗心田、魏建功、孙海波、吴世昌。九时散，归寝。”于省吾和唐兰设宴东兴楼，出席者都是文史名家，而偏于考证一派，似以相近的学术兴趣为号召。不过，杨树达和魏建功虽俱属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中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但魏建功精研音韵学，与杨树达主要致力于训诂学仍有差异，且二人治学方法又有古今之别，外加在不同高校工作，故此，两人在社交场合见面机会不少，但紧密联系并不容易建立。

然而，在以宴饮为媒介的学术社交和著述交流形成合力以后，学人之间的联系和彼此的关注有望更为密切。在1936年8月23日那次聚会后不久，便有9月10日杨树达通过学生王荩了解北大教师教学情况一事。那次谈话提及沈兼士，固因沈兼士教学风评较好，但涉及魏建功，想来应是杨树达主动询问所致。至此，魏建功终于进入杨树达的视野，成为他关注的同行之一。

现代学术机构中的学人，即便互相认识，有所接触，却往往很难发展出持续而紧密的联系。如果两人之间学术工作上交集较少，即便是关注的小同行，关系也多是疏离。据杨树达日记所示，自1936年那场聚会后，直至1941年，杨树达才再次与魏建功联系。杨树达1941年5月31日日记载：“晨检文字学讲义一份校误订本寄大学用书会，拟卖稿也。主其事者为魏建功，拟以编辑主旨详告之，草稿未讫。”经过1937年抗战以后，平津学人纷纷南下，杨树达执教湖南大学，随校迁移到湖南辰溪等地。魏建功则先在西南联大任教，1940年6月后到重庆担任教育部“大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专任编辑。正在此期，杨树达家计困难，拟将在湖南大学的文字学授课讲义兜售给“大学教科书用书委员会”。

时隔多年后，杨树达原以为凭借先前的关系及学界的声望，这次卖稿会相当容易，结果事与愿违。《积微居友朋书札》保留了魏建功1941年6月27日的回信，述及杨树达这部书稿暂时无法入选的缘由：

大学用书编委会收稿办法附奉一份，乞察入。会中不完编之稿不付审查。（其办法至板，必初审一人，覆审三人，校订一人。）大示编辑大意谓音、义二编当补撰，则功一时未便转交会中。又大学科目规定形、音、义并重，一年学程；则先生所谓“每年都能教完”是为形一部分。如此将何以一应付之？不得不俟明教而后处理也。（别附一空白通函以见其实在。）王了一兄有一书稿，正因未完，暂存功处也。……后学魏建功顿首。

尽管谦称后学，魏建功照旧公事公办。原因在于杨树达所交书稿不完整，而教育部大学用书编委会规定，稿件不完善，就没法交付审查。况且文字学课程包括音形义三部分，杨树达讲义只包括“形”的部分，又不合课程要求。有鉴于此，魏建功拒绝审查这部书稿。为表一视同仁，魏建功还告诉杨树达，王力寄来的未完书稿，也没能进入编委会审查之列。

此后，两人当续有书信往来。杨树达1941年9月13日日记记载：“魏建功来书，云将他适，速余完成《文字学·义篇》，以便移交。因取前撰《训诂学大纲》撮录之。警报作，出至土木室，始录完。”据此可知，魏建功曾劝杨树达完成文字学讲义的书稿，以便在他离开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之前，将书稿交会审核。

杨树达是日日记天头记载：“与魏建功（寄《文字学·义篇》）。”可见，杨树达将新补充的《义篇》讲义寄给魏建功了。不过书稿还应该包括的音篇部分，仍未见杨树达续纂。而此时魏建功已辞去大学用书编委会编辑的职务，转至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于是，杨树达的这部书稿就被搁置了。这份讲义即1940年湖南大学石印本《中国文字学概要》，而杨氏据《训诂学大纲》抄录的《文字形义学》，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时，最终也只有上半卷。

这次不成功的“卖稿”经历并未影响杨、魏关系，反让他们因此联系得更加密切。魏建功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授期间，又一度为教育部负责教材审定，他便将相关工作交给杨树达。如1942年5月7日日记记载：“阅魏建功拟《文字学教材纲要》，附以批评，教部所颁发也。”可见这一时期魏建功将文字学教材的纲要交给杨树达，请他帮忙审阅。

日记所载杨、魏二人的学术交往仍不够全面，但并不妨碍由此推测他们交往的深度。杨树达1946年1月8日日记载：“魏建功寄来伪北大教授容庚与傅斯年书，腼颜自饰，谋欲恋栈，且自拟蔡邕，抑何可鄙！”这封私人信件涉及人物臧否，仅此一点，可证魏建功与杨树达在对待抗战时期沦陷区学人的态度方面，达成共识，并可见二人的交往较此前更加深入。

抗战以后，由于魏建功的学术地位不断上升，引起杨树达更密切的关注。如1946年12月5日日记云：“余季豫寄到《辅仁学志》十九册，翻阅之。魏建功文字扭捏，殊不耐观。《汪辉祖年谱》偏重学术，似尚好。”1946年12月6日日记云：“戒甫来，同至关帝庙答访潘洛基，不值，入室小坐，至精洁，壁间悬楹帖。魏建功书甲骨文，以兴为舆，承罗叔言之误释也。”无论从文字表达水准还是文字学造诣方面，杨树达都对魏建功提出严厉批评。不过，熟悉杨树达日记笔法的读者不难发现，那些杨树达批评越多的学林人物，恰恰是他特别重视的学者。魏建功此期引起杨树达的关注，当与其在这一时期抵达中国台湾担任国语运动会委员，兼任台湾大学教授等有关。此期魏建功风头甚劲，而国语运动又是杨树达“一生之敌”黎锦熙等人热衷的事业，故杨树达在日记中难免对魏建功颇有微词。

学术机构中学人交往十分微妙，偶有微词，不过形诸日记，多只在私下场合谈论，以便日后好相见。果然，两年以后，杨树达与魏建功在时隔十多年后，再度晤面。杨树达1948年9月23日日记载：“九时赴礼堂出席研院二十周年纪念会及院士会议。总统蒋公莅临致辞，旋由院长朱家骅、秘书翁文灏致词。院士张元济（八十二）、胡适之皆有演说。适之举余名，谓携眷千里来会，为难得，次及援安、季豫，闻之增愧。午饭后，魏建功来，久谈。”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中，杨树达成为81位院士之一。而9月的这次院士大会是彼时中国学界的盛事，从北平赶往台湾办理国语推行委员会交接的魏建功，因此专程绕道南京，拜访学界名宿，杨树达便是其中一家。仅此一条，即可见魏建功善于经营学界人脉，其日后出任北大副校长，于此也窥得端倪。

不过，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院士时，魏建功尚不够资格参评。但两年以后，风云变色，新中国成立，属于魏建功的新时代来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遴选学部委员，标准和人选，均较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发生重大变化。杨树达1950年11月11日日记载：“得让之书，云前研院院士非反动，科学院皆聘为专门委员，以陶孟和见示名单勘对，张元济、顾颉刚、柳诒徵并非反动而无名，非院士如黎锦熙、魏建功却入录，知其说未确也。”新旧机构导致荣誉学衔入选人员的变化，引起杨树达高度关注。僻居湖南的杨树达，不得不倚仗在京人士获得消息。余嘉锡儿子余逊告诉杨树达，从前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只要不是反动分子，一律入选学部委员。但在仔细比勘新旧名单之后，“两朝院士”杨树达敏锐地发现余逊所谈标准不能成立。毕竟，魏建功和黎锦熙正以非中央研究院院士而当选学部委员，而张元济等非反动的旧日院士却落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