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留下的

魏思孝的小说，有着一望即知的鲜明风格，以鲁中农村为基底，以村中的各色人物为素材，语言简洁利落，多短句，叙述缠绕之处干脆以序号进行划分，有快刀斩乱麻的利索劲儿。节制中却又生冷不忌，严肃处总冒出村野俚语，以道破本质的方式将庄重片刻击碎，庸常琐碎处反倒煞有介事起来，透出作者有意识地抽离情感和价值判断后仍藏不住的笑意。这令我想起儿时翻读家中日历的感受。那种家家户户都有的，放置在固定电话旁或电视机上的台历，纸张稀软，正面可记事，背面有文字，文字内容为大杂烩，谜语笑话、民间故事、科普知识俱全，随机出现，时常正面是严肃节日或某重要诞辰日，背面赫然是粗陋笑话一则，形成一种急转直下的幽默，令人忍不住向后翻，似乎能从中获得某种关于未来的征兆，又忍住不再翻下去，以使生活保持住那神秘，如此翻着，日子仿佛有了注脚，一年一年便这样过去——魏思孝的小说所提供的，便是这样一种关乎生活的切肤可感的滋味。这种风格，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可见端倪，在近些年的“乡村三部曲”中逐步稳定，而在新作《土广寸木》中越发成熟起来。

《土广寸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局部》由《馒头》《混子》《酒》《李宝·人肉·屎》《福利》这五个中短篇小说所组成，下半部分《一年》则以月份为标记，铺开整一年的人来人往、秋收冬藏。相较于他从前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显得不同寻常，如果用史书体例来打比方，称得上是纪传体和编年体的融合，每一小部分拿出来都可独立成篇，故事也足够精彩，放置在一起又可构成浑然的整体，在章与章之间的承接和应答中，小说生长出呼吸器官，整部作品气息贯通起来，这是魏思孝有意且精心布置的结果。得益于这种布置，我们有机会鸟瞰辛留村，看世事更迭中，究竟有什么离开了，又有什么留下了。

一

整部小说的叙述，以刘长生的离世为始。刘长生，半瞎，好指点江山、养生和放狠话，有心气又力不能及，挣命完成娶妻生子的人生任务，对同村人有着市侩悭吝的算计，但在吃上自己亲手蒸的筋道馒头时，又表现出几乎憨态可掬的满足来，这使得他拥有一位典型的辛留村式的人物的主要特征，即特别讨人嫌，但并不招人恨，因而当死亡降临在他的身上时，读者同村民们一起，诧异和叹息了片刻，但也只是片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刘长生去世后关于葬礼部分的书写。葬礼，一个极具冲突性的场合，各方人马的登场都有了理由，又因其自身丰富的习俗和含义，理所应当地成为一个天然的剧场，给作家以大书特书的空间。再看《土广寸木》中刘长生的身后事，“潦草”二字便足以概括，没寿衣棺材，没治丧发丧，魏思孝的笔触如冬日的风，迅疾地带过，儿子的亲手下葬，妻子心里飘落的雪花，以及唐秀云的那句“反正不应该是长生”，是他的死亡中为数不多的情感注脚。哪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的东西也不过如此，而这种东西反倒最切合他的身份，也最切合生活的逻辑。

在魏思孝的小说中，死亡向来是稀疏平常的事情，都说死生亦大矣，但在他的笔下，它和谁家的孩子出了远门打工，谁家的生意负债累累，谁的摩托车后视镜被撞坏了，读起来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无非是多了一场需要走动的人情。魏思孝有意识地跳出那种一谈及死亡便引申至文化意象、审美趣味或狂欢意味的知识分子视角的惯性，他将这些能被称之为“意义”和“美”的东西削减至最低，如此呈现出的效果，便是刻意干枯的笔触和格外节制的情感，将死亡及其连带所产生的东西相对客观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在《土广寸木》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样本可被描述得浓墨重彩的死亡：摔死在厂里浴池中的范爱农，后脑勺的血“流出了一张双人床”；赵长青的父亲，将妻子开膛破肚，用切豆腐的刀把妻子的脸“划成等待爆炒的腰花”；患了癌症的周红旗，一头扎进火车轮下，以一种惨烈的痛苦结束另一种绵延的苦痛……种种死状，被压缩进两三句话，有意淡漠地写出，以此杜绝用猎奇或煽情占据读者关注的可能，因为书写的焦点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于与死亡相关的那些东西。范爱农去厂里洗澡，是因为他作为上门女婿，在家中洗澡被嫌浪费水费，厂里是相对自在和自尊的一方天地；赵父杀妻的怒气，来自于那一百斤上好的、供不应求的、即刻就能换成钱的豆腐，就那么被摔碎在地上，“可惜这么好的豆腐了”，对生活的怒气和怨气只好如此发泄；癌症，治不好，治好了也费钱，落得家人埋怨——不信就看李瑶他爸，患癌后“自己不死心”，几十万地扔进去，换来高额债务和妻儿的哭诉——不如体谅地自我了断，兴许还能给家人留下点赔偿金，多么划算。“划算”，是辛留村村民们行事的根本逻辑，也是魏思孝写作时的重要参照，他没兴趣采取那种自上而下的悲悯的观照姿态，也不打算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层面极力发出呼号，只是尽可能地将乡村中生活与命运的残酷复活于纸面。钱、穷、命，这三样东西紧紧缠绕在一起，构成村民心中参不透的永恒谜题，在这样宿命般的残酷中，任何姿态都显得矫饰且失效。所以王闻在得知自己患癌后，脑中走马灯般掠过的尽是和钱有关的人生片段，刘长生离世后，村民们谈及他的死亡本身远没有谈及他未能得到的那份“福利”多，辛留村里的绝大多数角色的来和去、生和死，都与钱脱不开干系。

如果说死亡是最彻底也最无可奈何的离开，那么当离开的选择是由自己做出时，是否有暂时脱离物质的可能？书写有着莫名的躁动情绪和精神诉求的角色，对于魏思孝来说并非新鲜事，他的早期作品《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几乎就是此类人物的集合，这种书写延续下来，不动声色地伏匿于此后作品的人物身上，并在某个时刻复苏，发出令人诧异的光亮。比如那位王能好，在四十五岁的年纪突发奇想外出打工，去的还是北京和上海，离开原因俨然是精神层面的：“眼下的生活让他失望”，缺少刺激，缺少新鲜，“生活亟待改变”。这理由像出自少年人不甘平凡的冲动，而非一个年近半百的碎嘴子老农民，虽说精神上的渴求并无年龄之分，但王能好还是害羞地藏起了自己的真实念头，对外宣称自己要当老板发财去。相较于王能好，《土广寸木》中卫东超的离开似乎更具世俗意义上的浪漫色彩，即正值壮年的他要同一位女子私奔，原因可以称之为“爱情”。“爱情”，这是在魏思孝的作品中并不算常出现的词语，却明白无误地出现在卫东超口中：“面前这几位粗鄙的人，怎么能理解爱情呢。”那么，他所理解的爱情又是如何呢？是暴雨天浑身湿透接彭莉下班，冬日午夜将她摇醒看雪，在没有暖气的出租房里两人用电磁炉煮火锅，吃完后借着余温相拥入睡，种种描述听起来确实是爱情，有相濡以沫的意味。魏思孝的笔当然不会止于此。与这些温情行为相伴的，是无休无止的性，与其说是泄欲，不如说是泄恨，“以赴死般的心态把对生活的憎恨发泄在对方身上”，恨意之强烈，到了令彭莉身体受伤的程度，也使卫东超猛然意识到自己对对方并无爱惜，继而泛起长久的、如芒在背的自责，这种自责，反倒才真成为爱情的证明。在这一对恋人身上，爱情当然是存在的，但这都无法掩盖出租房的寒冷、捉襟见肘的窘迫、异乡打工的处处碰壁、被抛下的妻子因开颅手术留下的后遗症，以及妻子转移至卫父身上的虐待，种种龃龉，让他们在关系结束时竟是松了口气。在王能好和卫东超同样的回乡结局之中，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以离开为途径来改变生活的尝试，往往仍落入生活的窠臼，对辛留村的人们来说，逃离可以带来片刻的对现实的躲避，但物质上逼人的困窘，精神上无处安放的虚无，依旧如鲠在喉，怎么也咽不下去。

二

属于辛留村的某个时代确乎是离去了。这个时代大概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彼时的风云人物名为刘丘，手下兄弟若干，其中以结拜发小贺国华最为忠心，一行人霸路劫车，手段狠辣，甚至还犯下人命几条，在辛留村，已属实打实的“能人异士”“草莽英雄”，足够成为那个传奇时代的核心与象征。关于他的故事，记录在上半部分的《屎》一章，在这一章中，吃了屎的有三位：第一位便是刘丘本人，为躲避追查藏身化粪池，可谓忍辱负重，无损英雄气概；第二位是心腹贺国华，在与刘丘关于是否要转战广州的团队发展上产生分歧，退出时被用于杀鸡儆猴的条件便是吃屎，出于忠心的爱，他照做，此事将传说的气氛推至高潮；第三位则是李宝，转述于幼儿园老师之口的童年吃屎事件，相当无聊，方才的打家劫舍爱恨情仇霎时消散，急转直下为和李宝本人一样的令人生厌，宣告传奇时代的彻底消逝。以“吃屎”为线索，与之相关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降格，从勉强还能称为豪杰直降到只能称为“称职的废物”的现状，令人清晰地意识到，让人有“车匪路霸宁有种乎”心气的时期，那个令人心生幻想的富于机遇的时代，早已结束，种种可能性不复存在。而为一个村庄所津津乐道的“英雄”，重要事迹竟然均与“屎”有关，又是多么滑稽与不堪，更衬出这片土壤的贫瘠与羸弱。

这种降格不止发生在章节内部，章与章之间也有着遥相呼应与降调的关系，比如《混子》。传奇时代落幕，“草莽英雄”的称号难有人为继，同样是喊打喊杀出身的能人，称呼只得降为“混子”。《混子》一章，以艾庄印刷厂厂房为线索，按历时方式将几十年变迁写来，写至主角高宁一众，却转为倒叙手法，先将这群人的现状呈给读者看。这群自诩为“兄弟”的中年男人，相处方式有着清晰的上位者与下位者的印记，大家口中靠不正当手段成为体面人的高宁，在小说中给兄弟王能越打的那一通电话，使用的是居高临下且不容置疑的祈使句，王能越对此有微词，却还是推不掉两千块钱的报酬，便以已变味的食材为报复，两人碰面后以服务者和被服务者身份展开的对话，令人难以寻到所谓老朋友的印记；苦恼于买房首付的传宝，打心眼里看不惯赚了点钱便趾高气扬搞排场的包工头东明，便又从王能越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偏见中找寻对自我处境的安慰。这样一种弯弯绕绕且自知的关系，以有求于人和获得优越感为支撑和平衡，诡异却稳固地维系着，并被冠以“兄弟”之名。直至遭遇了那三个试图收保护费的小子，自己年轻时的记忆开始复苏，他们开始回忆起那个属于他们个人的传奇时代，如何扒火车，如何饿着肚子一路到青岛，如何一起偷钱，谁又替谁挨了一刀，身上的文身和刀疤均是证物。对着三个沾亲带故的孩子，他们的追忆、控诉、指责、指导，带着强烈的表演欲，自恋、自怜、自怨、自叹，均在其中，从前的记忆有多鲜活，当下的境遇便有多蹉跎，顺境逆境都叫人提不起精神。而那种自行赋予了冒险精神和江湖情结的往昔，他们心中属于自己的传奇时代，实际上可能也并未存在过，只是以时光和想象为其镀上了金边，成为心中自我凭吊的神龛。这一章的最后，魏思孝简要地交代了那三个孩子乏善可陈的现状，并使用了一长串的词语：

电动车，保健品，生病，单身，订亲，催婚，外卖，服务员，丧母，罚款，奋斗，加班，失业，租房，KTV，伤心，困，失眠，流水线，贫穷，绩效，提升，开会，团队，盖浇饭，付出，信用卡，快手，自杀，事业，放贷，汽车，地位，成功，希望，殡仪馆，王者荣耀……

这样简单得近乎粗暴的写法，在魏思孝向来简洁的笔调中也并不算常见，或许惯常的短句已不足以表现那种枯竭，只能用这样单调、罗列和标签化的词语，从形式上对他所说的“称职的废物”的境遇进行隐喻和契合，拼凑出一个传奇和英雄已离去的时代中，乡村年轻人的某种难以言说的精神症候。

三

那么，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是能够留下来的？我们不妨跟随赵长青一起，踏上一次重回辛留村之行。赵长青，全村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留名于《天南地北临淄人》的人物，在外部社会价值体系中也算成功人士，有着整部小说中几乎最为惨烈的身世，父亲杀害母亲后，他再没吃过豆腐，也再没回过家乡，却在自己身患绝症后，泛起了难以遏制的回乡的念头。在虚构出的赵长青的视角中，村容村貌当然有所变化，但不至于让人辨别不出轮廓，儿时的伙伴隔着岁月也可一眼认出，并从对方的变化中印证自己的衰老。此情此景，种种感受涌现——对贫穷的回忆、关于父母惨案的苦痛记忆、试图向女儿诉说的冲动、片刻的动情，都属常规，是读者意料之中的反应和情感。魏思孝如狡猾的舵手，故意以更为书面的语言和不乏煽情的措辞，将故事引至似乎难以避免的俗套之中时，他猛地一个转弯，将王闻妈请出场。王闻妈带着对“吃公粮的主”的敌意登场，夹枪带棒的几句挖苦话，让原本僵直的文本霎时鲜活了起来，也让赵长青自己都不知在寻觅什么的心在此终于落地为安。刻薄的不饶人的说话方式、藏在刀子嘴下的柔软心肠、即便唏嘘也要尽快将消息传遍全村、八卦时还不忘挑理和吹嘘自己儿孙的惯性，连同妇女们的揣度，这才是他最熟悉、最切肤也最安心的东西。对赵长青来说，或许这就是还留存在辛留村中的东西，也是让他在人生的尽头将生命的一部分安置于家乡的东西。

相较于赵长青，于“我”而言，那个留在辛留村的、不断召唤“我”返回的因由要明确得多，那便是母亲老付。魏思孝的写作向来是刻意将情感的浓度调低的，勾勒人物，以达成一种旁观者或是闯入者的视角效果。但在《土广寸木》中，下半部分的写作却显得不同寻常。下半部分名为《一年》，顾名思义，是以月份为划分，将一整年捋着依次写完，婚丧嫁娶，节日选举，播种收获，俱包含其中。整篇以第一人称“我”为主语，“我”和母亲老付之间发生的故事为主要脉络，笔触柔软，温情脉脉，是魏思孝作品中少有的质地，令读者越发摸不清现实与小说的边界。由文字生长出情感的枝蔓，枝蔓中饱满的汁液，使得阅读体验从嘈杂一下转入清静，静到可以听见文字的呼吸和心跳。正是有下半部分这样的“收”，才使上半部分的“放”不至流于散乱。可以说，《一年》这一部分是整部小说的定心丸。而老付又是《一年》中的绝对主角，称为主心骨也不为过，在“我”的视角中，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显现出夺目的可爱、智慧与光彩。她会当着儿子的面，毫不避讳地夸赞别的小伙子，将其视为“别人家”的孩子，却也总惦记着儿子的电话和归家；她勤于劳作，却不赋予劳动以太多的意义，种地不过是出于没法看着地荒废的农民本分，去城区干零活则是为了无需伸手朝孩子要钱；进城查体前心情沉重，却不耽误两眼放光地八卦他人的病情，得到健康的体检报告后立刻宣布自己不再浪费这钱了；还有同冯爱月之间的友谊，两人一同嫁进村，一起做伴、做活、讲心事，替对方出头，分开几日还要打电话，由青年延续至老年，可以说是整部小说中最为动人的情谊。

由此，前文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能够留下来的那种东西，就是以“老付”为代表的某种气息，一种蓬勃活泼的精神头，一种无论如何磋磨都结实的劲道。它无关乎高尚或卑劣，也与人性的伟大或幽微无涉，不过是一种朴素的精明，体谅和索取并存，果敢和游移同在，劳动却不标榜其意义，担心着也笃定着，庄重且诙谐，坚韧亦柔软，如此杂糅在一起，形成了那股熟稔的气息，带着从生活中所淬得的恒常的属性，长久地扎根于村庄之中，只要它留存一日，村庄便能屏住那口气，而不至于真正地走向衰颓。循着这股气息，可以看到散落四方的年轻一代的游子们，总会在某个时刻突然生出与辛留村的联结来。在城区送外卖的陈华宁，跑完最后一单所做的事情，是往老友们的“辛留村酒神群”里发自拍，用数条兴奋的语音试图参与那场自己并未出席的村中酒席；过年时村中所发放的福利，成为许多人与村庄一年一度的相约，不算值钱的几样东西流转于家庭和地区间，没人选择丢弃或拒收；最远的是移居西班牙的刘雄，因经受割裂与痛苦而抱着必走决心的他，对家乡实在谈不上什么亲近或怀念，但他始终习惯于以山东老家为度量单位，计算着“托莱多离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七十多公里，辛留村离省城济南一百多公里”。写出这种细节，并非为了佐证辛留村之美好或是游子对于家乡的眷恋，魏思孝的写作从未落入将乡村一厢情愿地想象为田园牧歌、人性小庙的套路中。当人们的离开早已成为无可撼动的事实时，找寻留恋的蛛丝马迹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在注定的离开中，总有那么一点存留于村庄中的东西，使人们在回望时被牵扯住视线，被轻轻地攥住了呼吸，产生再去望一眼的冲动，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之于村庄的意义又是什么，或许是值得书写和琢磨的问题。

小说的最后，“我”从北京回来，人民大会堂去了，新闻联播上了，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回到村中，老付一张嘴依旧是“我还向你汇报了”，棒子依旧是只能卖两千八而非一万。来与去之间，变与不变之间，是庸常恒定的生活，它足够锋利，也足够柔软，两种特质交融在一起，构成了这一部《土广寸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