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知识分子的生存思考与小说叙事的艺术创新

作为学者型作家，房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早已为学界熟知，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及其真实性的探索也成了他反复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无论何种文学形态，必须对现实和历史有所回应，能站在全人类和本民族的双重视角之上思考问题，才会有大的文学志向和丰富的文学维度。”（房伟：《“活”的历史与“活”的文学——〈石头城〉创作谈》，《新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杭州鲁迅先生》的前五篇作为同一系列的历史题材小说，是房伟在历史真实材料选取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叙事艺术加工而成，也是他在丰富的历史想象中，对“力与美”的新尝试。房伟说：“在无限接近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能体验到历史悲壮、平庸， 甚至是诡异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接近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加放松地思考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房伟：《在历史的灿烂星空之下》，《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历史吸引着他探索真相、大胆想象，也引发了他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思考。通过对作品主题思想、选材艺术、叙事手法的分析，能够发现房伟在呈现边缘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与关怀。

边缘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对边缘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思考是统领五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在小说中，房伟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知名作家和边缘知识分子。边缘知识分子是“相较于既保持知识分子独立性又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以及完全不干涉政治只倾心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知识分子外，沉寂在社会边缘的一批人”（关琳琳：《边缘知识分子刘大鹏生活考述——基于稿本〈退想斋日记〉的一种考察》，《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下，房伟笔下的边缘知识分子，无论是章谦、周预才、日本L教授、吴泰州、青年凶手还是成名前的王小波，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困顿。同为知识分子，思考他们的生存境遇，把他们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展现出来，体现了房伟对人物的同情与怜悯。生存困境作为边缘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也表现出一定的共通性，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在自身方面，边缘知识分子人到中年，面临“无名”的窘境。在前五篇小说里，房伟塑造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是男性，年龄多为四十岁。他们性格沉稳，有着文人温文尔雅、恪守己身的风度，也有人到中年、不甘平凡、勤奋进取的精神。但任凭他们如何努力，始终面临着无名气的窘境。“他虽然勤奋钻研学问，但文章发表得少，人到中年，职称还无法解决。”（房伟：《杭州鲁迅先生》，译林出版社 2023年版，第3、4页）章谦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不问世事，整天研究学问”，也不关心职称晋升的事。他看似与世无争、逍遥自在，最后却出人意料地走向了毁灭。“他是一个内向沉默的日本男人，人到中年，在一所无关紧要的大学任职，做助理教授，收入不高，也没有什么名气。”（房伟：《杭州鲁迅先生》，译林出版社 2023年版，第55页）日本L教授人到中年只到助理教授的位置，想要在学术界有所作为，无能为力。“人过四十不值得，那之后的生活，就是被慢慢锤击致死。”（房伟：《杭州鲁迅先生》，译林出版社 2023年版，第91页）成名前的王小波不被世人关注，只是一个失意、落魄的小作家，他看似通透的人生感悟，不过是无法摆脱自身困境而陷入的高度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

其二是在家庭方面，家庭情感缺失，促使边缘知识分子转向了对成功的渴望。他们一方面想要承担家庭责任，化解眼前困顿的局面；另一方面又盲目陷入被动，沉浸在对成功的痴迷中。“父亲欠下高利贷，吐血而死，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可怜母亲凭着几分姿色，周旋于本家几位富有的叔伯，才给我争来学习的机会。”（房伟：《杭州鲁迅先生》，译林出版社 2023年版，第6、7页）“我的确冒充了他的名字。开始是误会，后来就是我心甘情愿被人当成鲁迅。”（房伟：《杭州鲁迅先生》，译林出版社 2023年版，第23页）周预才的父亲病逝后，他依靠母亲出卖肉体挣来的学费上学，让他从小就觉得丢人，并发誓一定要好好挣钱。任职后，周预才进了一所小学当教师，在学校他从没有被人正眼看过。被错认为是鲁迅后，他借着鲁迅的名气，不但在工作上顺风顺水、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还过上了众星捧月般的生活，这也让他逐渐沉迷在鲁迅的角色里，甚至心甘情愿为此付出代价。“站在那些高大的白色洋房前，看着来往穿梭的人群，我狠狠捏着拳头，心里发誓，上海，老子来了！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房伟：《杭州鲁迅先生》，译林出版社 2023年版，第161页）杀死“女作家”的青年从小成绩不错，获得了爷爷的关心，但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他的成绩却越来越差，爷爷将兴趣转移到了成绩好的弟弟身上，父母亲戚也一度疏远他，甚至像躲瘟疫般躲着他。青年空有一颗不屈服命运的心，为了向亲人证明自己，博得他们的关注，他踏上了他所认为的成功之路，实则进入了死亡之旅的倒计时。

其三是在社会方面，社会对边缘知识分子的忽视与抛弃，导致了他们理想的破灭。在身不由己的处境中，为了生存，一些边缘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与现实妥协。作为教授，吴泰州靠着学问能在上海高校立足、有车有房，却又在自己的圈子里庸庸碌碌、无人问津，甚至遭到学生的背叛。在不甘与痛苦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些资料，渴望借助这些资料写出C刊论文，无奈资料是假的，他再度失望、苦闷，不得已向现实妥协。“我年轻时候的梦，是做文学家，写出让人赞叹欢喜的小说。这个可怜的梦，我现在也大半忘却。”（房伟：《杭州鲁迅先生》，译林出版社 2023年版，第7页）周预才在捧高踩低、趋炎附势的社会现实中，即便有些学问，也难以找到出人头地的出路。假鲁迅身份被揭穿后，他苦苦追随自己的偶像鲁迅先生，几度制造出与他碰面的假象却不敢上前介绍自己，最后先生故去，他只好带着自己支离破碎的梦回到故乡。“没有光明的人生追求”“小说黄色细节太多”“故事不知所云”……成名前的王小波坚持不懈地向报社投稿，收到的却是编辑写满了埋怨和指责评语的退稿信。他越是努力挣脱现实的囚笼，越是伤痕累累，最后只能在理想仍未实现的遗憾中痛苦死去。

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房伟关注着历史上的出名作家，同时又对边缘知识分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考边缘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探寻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房伟选取边缘知识分子生存境遇这一主题的重要原因。房伟说，“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故事，需要有更多本土作家，从本民族文化与历史根底出发，写出自己的中国故事，而不是让别人替我们发声。”（房伟：《“活”的历史与“活”的文学——〈石头城〉创作谈》，《新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对历史边缘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探索，是房伟对历史做出的答复，也是他在书写中国故事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

特殊巧妙的题材选择

《杭州鲁迅先生》中的五篇历史小说均取自于历史上著名作家的真实故事，房伟在书写一个个色彩纷呈的故事时，在真实中增添想象，在想象中融入真实，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同时，房伟又通过作家与边缘知识分子的材料对比，塑造出了性格鲜明的边缘知识分子形象。

“纪实本义是实况的记录，指对事情或事件所作的现场报道，并非是主观臆造的，具有客观事实性。虚构的本义是赋予某种东西以形状，从中又引申出来的一种想象。”（刘钰桤：《浅谈小说<军队的女儿>中的纪实与虚构》，《文化产业》2020年第8期）纪实与虚构交融是房伟五篇历史小说的最大的特点。房伟将自己所熟悉的高校生活带进小说创作之中，并借助虚构手法大胆想象，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加以总结、提炼、升华，使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时代特征、展现时代风貌，达到一种艺术真实。

在五篇历史小说中，《“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选取的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杭州鲁迅”事件，虚构了一个与鲁迅长相十分相似的绍兴青年周预才因抑郁不得志而对鲁迅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苏门答腊的夏天》选取了郁达夫在苏门答腊遇害的事件，虚构了一个对郁达夫怀着崇拜之情的日本L教授不相信郁达夫被自己国人杀害，开启了远赴苏门答腊寻找真相之路。《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以王小波之死为原型，虚构了他的作品《绿毛水怪》里的女海妖（妖妖）将他的灵魂带到了他十七岁曾伫立过的大海之上，回归自由。《寒武纪来信》选取了小说家张某平被下放到安徽农村的事件，虚构了其与女读者通信抒发自己心中的无奈与心酸之感。《谋杀女作家》则是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一场轰动全上海的女作家被杀事件为原型，虚构了一个长相普通、没有过硬学历的男青年，在冷漠的社会里，犯下了不可挽救的错误。房伟运用纪实的手法将作家的死亡展现在读者眼前，再通过虚构将作家与边缘知识分子的故事衔接起来，展现边缘知识分子在底层社会的失意与苦闷。选取这些带有特殊性质的材料，房伟意在将个人的困境与时代因素相结合，揭露导致边缘知识分子出现生存困境的社会原因，让小说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更具时代气息。

在小说中，成功的人物形象应该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好的人物塑造要求作者在每一个阶段都仔细思考。你要好好设计自己的人物，不要流于俗套，要让作品富于人性。”（奥森·斯科特·卡德：《人物与视角：小说创作的要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2页）为了更好地塑造边缘知识分子形象，房伟巧妙地将作家与边缘知识分子的素材进行了对比。

小说中主要有周预才与鲁迅、日本L教授与郁达夫、王小波与出名“女作家”、吴泰州与张某平以及男青年与“女作家”五对知识分子。周预才成为“杭州鲁迅”后，渐渐迷恋上了这种无忧无虑、酣畅淋漓的生活，对比从前遭人冷眼、卑躬屈膝的生活，他羡慕鲁迅，也怨恨生不逢时，无法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日本L教授作为传记作家，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中国作家郁达夫的死亡真相，可是“传记作家是可怜的文学工作者，传记写得好，荣誉归作家，传记写得差，诟病归传记作者”。日本L教授的无奈是作为作家，郁达夫可以熠熠生辉，得到世人的敬仰；而作为记录者，他只能生活在作家光辉的笼罩之下，一辈子平淡无奇。出名“女作家”和王小波同是作家，他批评过“女作家”，可与“女作家”对比，“人家很红，书卖得很好”，他却只能拿到一封又一封退稿信，在苦苦等待中日渐消沉。教授吴泰州发现张某平和女读者的信件，一方面为这样一位已经踩上死亡边缘线的作家仍旧可以凭借自己的名气与女粉丝暧昧，死后仍有作品流传于世而艳羡；另一方面又推己及人，为这样一位叱咤全国的著名作家竟会沦落到声名狼藉、身陷囹圄的境地而悲叹。男青年从小就在“女作家”的成功光芒下暗淡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各个方面也越来越不显眼，对比“女作家”的成功，他既心生嫉妒，又迫切想要逆风翻盘、取得成功，无奈最后剑走偏锋，潦草收场。房伟采用极具对比性的材料，突出了没有话语权的边缘知识分子的无奈与苦闷，他们在挣扎中失落，在失落中失望，又在失望中放弃挣扎。

米兰·昆德拉说，“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版，第8页）而房伟之所以能够塑造出生动鲜明的边缘知识分子形象，却在于这些人不是性格单一、非善即恶的形象，而是具有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作为边缘知识分子，他们既羡慕作家的荣誉与名气，有着一颗不甘沉寂的心，又在求而不得时，嫉妒作家的名气与运气，埋怨社会的不公。无奈现实就是一堵高墙，囚住了他们鲜活、跳动的生命，也磨灭了他们的热情与希望，他们只能选择和现实妥协、自甘沉沦。

别出心裁的叙事艺术

在这五篇小说中，房伟力争每篇小说都采用不同的写法，体现不同的创意。在《“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中，房伟运用了小说中套小说的叙事艺术。这种多层次的叙事在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里也曾出现，但在短篇小说中并不常见。《“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里有两层叙事，分别是章谦和“我”的故事以及章谦以杭州鲁迅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小说。这种多声部叙事能够反映人物的内心独白，让人物拥有独立的意识和声音。房伟说过：“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我还是想让每个人物自己说话。每个人物自己发言，可以充分展现时代丰富的侧面。每一个人物在大时代的遭遇和心灵感受，能凸显他心灵的创伤。”（房伟，唐胜琴：《著名作家房伟访谈录》，《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0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