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笔下“五四”知识分子 “孤独者”形象的思考

《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这三篇小说均收录于《彷徨》，其主角或叙述者均为“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为我们揭示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作为形单影只的“孤独者”“启蒙者”的心态、遭遇与结局。而鲁迅作为知识分子本身，这三篇小说既可以看作他对知识阶层的近距离认知，又可以视作他对自身的剖析、反思，并最终在困顿与绝境中，在“呐喊”后的“彷徨”中选择摆脱寻不到存在意义的困境，承担责任，以及“野火烧不尽”式的野草般的反抗精神。

“我们为何而活着”作为极具哲学意义的自我设问，其答案指向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理想与需求。“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第一批觉醒者，自觉且自愿地扛起“觉醒年代”的大旗。于他们而言，使新思想深入人心便是意义所在。然而，传统礼教的抛弃令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基础，失去了乡土社会中人情来往的纽带，沦为“孤独者”。《伤逝》中的涓生每次和子君来往都要“被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所议论、偷窥”；《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说：“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回乡参加丧礼却被当作“异类”严阵以待，连他视作“天性不坏”“未来的希望”的小孩子都冷落他……存在意义最终在四处碰壁后破灭。当大部分社会处于黑暗、愚昧状态之时，“觉醒者”反而成了异类。

在失去了曾经的存在意义、被社会孤立为“孤独者”后，《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主人公又做出了不同选择。

《伤逝》表面上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但当摆脱了叙述者具有欺骗性的话术，这份爱情更像是一种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与一段失败的“启蒙”。涓生在同居前后对子君的描述从“可爱”“骄傲”“勇敢”转向“怯弱”“胆小”“浅薄”，子君作为本文中缺席的女性视角，作为亲密关系中的另一半，只能隐匿在涓生笔下的字里行间。可这不禁令人生疑：子君的形象是否过于割裂？涓生的话语是否全然真实可信？一个曾经沐浴在自由、勇敢、追求自我等新思想下的女性为何会在爱情“圆满”后甘于做一个“养几只油鸡”“整日纠缠于家长里短”的胆小怯懦的家庭主妇？同时，涓生的形象也充满了矛盾，曾经为了子君甘受众人冷眼嘲讽的人，为何会在同居后，在自己甚至没能力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之时，转而厌烦操劳家中各种事务的子君？而这些真的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爱情的易碎、现实的骨感、人性的易变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无论是涓生还是子君，非但不割裂，而且都是具有统一性的人物；只不过涓生具有思想的统一性，而子君具有爱的统一性。涓生爱的并非子君，而是他自身思想在子君身上的投影，这是他于死寂的黑暗时代中疲于奔波、“呐喊”之时所觅得的为数不多的“回音”。而这恰恰可以解释他为何喜爱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因为他喜爱的是自己亲手赋予子君的“新女性形象”；而子君或许自始至终都未真正触碰到“新思想”的内核，她的所作所为从始至终皆出于“爱”，而所谓“新思想”也许仅仅为她提供了一个契机。所以她追求“爱”时，背井离乡；得到“爱”后，追求稳定。这份亲密关系的不平等正在于涓生将子君视作学生，而子君将涓生视作爱人。所以在《伤逝》中，涓生“孤独者”的处境，是社会环境和涓生本人共同造成的。涓生在屡屡碰壁后没有放弃启蒙者的责任与理想，他寻找到子君作为启蒙的客体，寄托希望以及对自身社会存在感进行确认。涓生或许曾尝试将启蒙任务融入亲密关系，但最终只得到了不彻底的教化与阴阳相隔的爱情。他选择的这条路在与社会环境激烈的对抗中陷入了理想破灭与爱情悲剧的双重孤独。

如果说《伤逝》中的涓生至少做了启蒙的尝试，那么《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则在清醒的麻木与自知的沉沦中选择放弃启蒙的理想，屈服于柴米油盐。他与外界的关系是较为温和的逆来顺受。“他们老子不让教ABCD”，他虽然觉得荒谬可笑，却会选择“那我就教‘子曰诗云’”。吕纬甫所代表的一部分知识青年在时下的变革中，无法找到基层教育中对应的位置，导致了启蒙者的缺位与启蒙教育的缺失。《在酒楼上》采用现实与回忆相互交织的叙述手法，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在两相对比之中更为鲜明。这种“看不到未来，迷茫于当下”的虚无感类似于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中“迷惘的一代”所经历的迷茫感，但后者更多是对战后社会感到无力、痛苦及彷徨的青年在对生活的追求中所遭遇的失望，着眼于青年群体中个体的迷茫；而前者所面临的却是两难困境下所产生的迷茫，正如《野草》中的“黑暗会吞并我，而光明又会让我消失”，是主动同黑暗抗争到底，在夜色之中消失殆尽，还是被动接受相对安逸的生活，亲手熄灭曾经的理想？倘若选择前者，做一团终究会被吞并的火，孤独与焦灼不论，会吸引来怎样的猛兽？又如何能真正照彻黑夜？倘若选择后者，便会在余生中接受责任感所催生的愧疚感的炙烤，并最终与对于自我存在意义的质疑相伴至坟墓。吕纬甫选择了后者，他的孤独并非来自被社会排斥、无路可走的英雄末路，而是曾于高堂之上高谈阔论的理想主义者、英雄式人物却不敢于人群之中发声，他自身对于少年理想的背弃促成了他迷茫而煎熬的孤独。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初读时便给我一种直击心灵的熟悉感。他的生命经历展现了魏晋文人的风骨，而他的死亡也带有悲壮的殉道感。与吕纬甫截然相反，他选择了“飞蛾扑火”式的极端抗争与自我毁灭，颇具《红楼梦》中“自执金矛又执戈”的意味。他形象鲜活，在没有血缘关系的祖母丧礼上号啕大哭，正如同《晋书》中描写的阮籍为母送终时的吐血哀号。他们的全部喜怒哀乐均是自由的，生死念想也是肆意的，他们完全地拥有自己完整的人格。最终魏连殳失去了“想让他活下去的人”后，本无须再活，但他在经历了集体的排斥、亲人的算计、孩子的冷眼后，决意以同样荒诞的方式回击这黑暗的社会环境。他表面上行为荒诞，但在他内心深处，定然有一个清醒的魏连殳，同吕纬甫一起坐在酒楼之上，吹着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冬风，感受入骨的冷意。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长期与两个完全割裂的自我共存。他在忍受着自虐的痛感之时，一定还享受着复仇的快感。最后他说自己“确实失败了，然而胜利了”。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发出的疑问“生存还是毁灭”，在《孤独者》中获得了“五四”式的回应。魏连殳注定会被黑夜所“毁灭”，所以他失败了；他殉道式的死亡彰显的与黑暗社会殊死搏斗的精神却“生存”了下来，所以他成功了。魏连殳一生都在忍受孤独，在他所生存的时空中，他也确实是一位“孤独者”。但放眼身后，他成了一个始终闪烁的历史坐标和永不消逝的精神图腾，成为“五四”后知识分子行走于路的参照物，他获得了长眠于路上的归宿。在这种意义上，他不再孤独。

尽管《彷徨》中大部分的文章基调都十分灰暗，但“困境”却从未被定性为“绝境”，因为鲁迅先生的期待与希望其实一直存在。是以，《在酒楼上》的最后虽然“醉不成欢惨将别”，却仍有风雪扑面的“爽快”；《故乡》中将“把路走出来”的期望寄托给了宏儿和水生；《狂人日记》中最后发出了喃喃自语“救救孩子”；《药》中夏瑜的坟前被献上了花环……而作为看客的“我”，最终也选择了走到月光下，走到风雪中。

“五四”知识分子们以“孤独者”的姿态，在迷茫中坚持，在“彷徨”中“呐喊”。而如今的我们在这个喧嚣熙攘的十字路口，在对个人的人生课题与时代洪流的裹挟感到无所适从之际，抬起头便望见了他，望见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