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谈判任重道远

（文 / 徐菁菁）

( 6月1日，德国波恩国际会议中心酒店，绿色和平组织举行抗议活动 )

6月1日至12日，联合国第二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在德国波恩举行。本次谈判的目标是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新协议准备草案。根据2007年制定的“巴厘岛路线图”，今年底，国际社会应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新协议。本次谈判最终形成了一份长达200余页的协议草案。

“现在还很难预测是否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新协议，各方对协议的类型也存在不同看法和标准。”中国国家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吕学都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客观地说，波恩会议已经进入了实质性谈判，改变了过去对原则、义务等外围问题的探讨，进入到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等核心内容。”“但是，目前对哥本哈根会议最后将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各方的分歧依然很大。原本30页的协议草案讨论稿，经由各国补充，已经超过200页。可见未来谈判的任务很艰巨。”

“在波恩会议上，一些原有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阵营持有不同的观点。”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能源、环境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安东尼·弗洛盖特对本刊记者说，“排放目标是哥本哈根会前最重要的问题。在波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指出，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该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的排放量，而发达国家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目标。”

吕学都却指出：“40%的数字来源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发达国家在2020年减排25%至40%完全没有问题，甚至不需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在国内就能够解决。”“但除了挪威和瑞士以外，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宏源告诉本刊记者。

“发达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是，改造目前能源利用率很低的城市基础设施。”《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一书作者，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李侃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改造费用十分昂贵，甚至超过新建的费用。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的高质量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消耗，降低排放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降低生活质量，这是人们很难接受的。”

于宏源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巴厘岛路线图”，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测量、可汇报、可核实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但这一点并没有在波恩会议上得到推动。吕学都也认为“这是目前最大的矛盾”。李侃如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目前技术援助所面临的主要担忧，发明新技术的公司担心可能会蒙受利益损失。”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提出进一步要求。吕学都告诉本刊记者：“发达国家要求制定到2050年大气温室气体稳定浓度目标，也就是确定2050年大气内排放容量的蛋糕有多大，并对其进行切分。但由于发达国家已有大量历史排放的前提，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中国家必然是会吃亏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持有不同的准则。”李侃如告诉本刊记者，“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当为自己的历史积累排放量负责，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也应该纳入考虑范围。发达国家则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为防止全球的气候变化做出更多的贡献。”

“目前许多国家的态度不明朗，都在观望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的出台。”于宏源分析说。李侃如认为，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比，对气候变化的重视显著增加，“美国希望在这一问题上扮演领导角色”。于宏源说：“布什时期，美国的国内经济没有做好这种准备，这几年美国大力投入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和混合动力，各项新能源技术和能效技术飞速发展，GE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司。而美孚这样老牌的能源公司，也拿出大量经费进行气候变化和新能源研究。在这种基础上，奥巴马才能够推动‘绿色革命’。”“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全球事务之一。气候变化谈判说到底是一种领导权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