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儿一样的文字

作者:王星

(文 / 王星)

其实本来该叫“画儿一样的文字”的。“意派”艺术展在今日美术馆开展,也凑热闹去转了圈。按照策展人高名潞的解释,“‘意派’非风格之意,乃思维模式之谓。‘意’乃‘理、识、形’之契合,与再现、分离迥异”。展览分为三部分,所谓“人”、“物”、“场”。见到那几块石碑应该是在“场”场地里:横卧在地上的八块大石碑,对应的拓文挂在墙上,每碑看似两字,实则由四个字简省或粘连而成,分别是“乾坤沉浮”、“阴阳世界”、“福来迦摩”、“家乡茶食”等等。

面对拓文中花枝般曲折参差的大字,第一反应倒是有些不恭地想起了俗间常见的“黄金万两”、“日进斗金”之类。这类文字被定义为“合文”,算是合体字的一种,最大特点是单字符多音节。吉利话合文作为“斗方”成为张贴饰品,据考证始于宋代。不过,倘若其初始出处确实是刘唐卿《降桑椹》中的“招财进宝臻佳瑞”,如今最常见的“招财进宝”字样怕是要等到元代以后才能见到。

也许是考虑到这些吉利字笔笔珠玑,斗方上的合文通常只有字符部件的拼合乃至重复(例如著名的双喜字),基本没有减省。以减省见长的是另一类合文,即所谓“当字”。当字是旧时专门用来书写当票的文字,据《典当史》记载,“形态似脱胎于草书之《十七帖》”。又有传说是明末山西江湖郎中兼书画家傅山首创,且编有《当字谱》。《当字谱》已佚,从现存的当票上看,当字最大的特点是所用之字大多只写一半,例如“袄”写作“夭”,“棉”写作“帛”。那串著名的“虫吃光板印布老青山羊皮褥一件”,纯粹“就画论字”地一眼望去,颇似“虻寿冲美恙羡或”。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当字都被视为“剥削和坑害典当人”的工具而为人不齿。《十七帖》乃唐代名帖暂且不说,当字毕竟也算是合文的一种,而合文的身世也着实算得上古朴高贵。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就可见由“武王”写成的合文“珷”。曾经风靡一时,如今却鲜为人知的一个合文是“圕”。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这个字注音为tú shū gǔan,释义为“图书馆”。此字诞生于1924年,发明人是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其初衷是“以‘图书馆’三字笔画繁多书写不便,乃创‘圕’代之”。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通过杜定友提出的“采用‘圕’新字案”,其后更致函各图书馆,要求广泛使用“圕”字。30年代期间,“圕”在文化学术界尤为流行。

1932年,杜定友编纂了一套《汉字形位排检法》,首次提出“字根”学说。所谓“字根”或称“部件”、“字元”,后来成为电脑时代解决汉字输入问题的关键所在,更早的应用则是在古文字辨识领域。抛开古字符背后的微言大意不论,它们一眼望去其实和那些斗方或当票上的“画符”合文没什么两样。与汉字有关的古文字中,如今最有名的自然是看似汉字但无一汉字的西夏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对字根或部首的解析破解西夏文,这一点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如今已归纳出一套公认的西夏文部首表,一些基本字根也已确定。西夏文在造字方法上仍借用了不少汉字六书的原则。很难以汉字猜西夏文,这在相当程度上怕是因为按照西夏人心目中的象形会意“画”出的字符与汉人心目中的大相径庭。西夏人崇尚佛教,将“佛”字设定为左为表“人”的字根,右为三横加贯穿一竖,意指佛可沟通天、地、人三界;西夏文的“仙”也是由“人”与“山”省笔组合而成,不同于汉字的是将“山”架在了“人”上面。至于以“小”与“虫”合并而成、代表“汉人”的那个字,自然更使汉人难以“望文生义”。

回到那几块“乾坤沉浮”的青黑石碑上。碑上合文中的部件基本都没有减省,按“斗方原则”当属吉祥话之列,作品标牌则说它们是某项“简词艺术计划”的一部分。与石碑同展厅的还有另一些以“状态”、“天书”之类命名的摆弄汉字的作品。“意派”展览中将“场”诠释为“意之驻所谓之场”。六书中有会意,字成,“会意”也就有了落脚地,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字画”放在“场”展区倒也合适。后来又看到对“简词”作者的访谈,作者说“这个作品里的‘字’有一定的规则,只要是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可以念懂”。回想起来,几块石碑中最好认的是“阴阳世界”,毕竟“日”、“月”两字天生就像一家;最难认的却不是“福来迦摩”,而是“家乡茶食”。

又见有评论说这些以字入画的作品嘲讽了西方人眼中的汉字。确实见过有位比利时诗人米修这样分析汉字的“椅”字:“一个蹲着或站着的人,在一件木制品旁边发出愉悦的赞叹。”不过,同样匪夷所思的误读也曾出现在熟识汉字的人面对其他文字时。有篇广为流传的银川游记,作者在其中感慨西夏将国名“夏”造字为“不”与“死”的叠加。“死”字头顶一横上移一点,压住“不”下半部,出来的结果的确有几分像西夏文的“夏”字,只可惜“不”加一横已确认为西夏文部首之一,通常用来表示“上”,全字并没有“不死”之意。

那位比利时诗人误读了“椅”字,但随后的分析却不妨一听:“仅就这个‘椅’字而言,我们就可察觉中国人是多么地不喜欢事物未经修饰的外观。他们的审美趣味在于组合,在于象征性、比喻式的表现手法。”说字像“花儿”一样,总比用“画”来形容多了几分狎弄之意,但在无字可创、只能把玩现有字母的西方人看来也许未必如此。与动辄“夜雨粟,鬼夜哭”的中式造字相比,16世纪法国活字镌刻家托利对自己的工作显然更充满温情:“饱餐佳肴之后,我便躺在床上,张开想象的翅膀……在这些奇思异想之中,悄然浮现某种我设计过的古代文字。”托利所设计的字体中,最著名的一种名叫“野花”,那可真是一些花儿一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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