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藏品清点，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文物

12月16日，“妙宝庄严——故宫博物院藏法器展”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开幕，113件法器文物展示了清代宫廷极高的工艺水平（贺路启摄/视觉中国供图）

什么算文物？

2004年到2010年期间，故宫进行了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清点，得到的总文物数量是1807558件（套）。累计起来，这已经是故宫历史上的第五次文物清点。为什么文物数量总在不断发生变化？

主持这次文物清点的前院长郑欣淼是从文物开始和故宫结缘的。1999年底，他还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时，应邀参观了故宫举办的“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之后感触颇深。展览由法国集美博物馆的中国专家和另一位法国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共同合作向故宫提出来，其实是个相当“偏门”的主题。偏门到什么程度？在故宫过去关于文物的划分中，往往会把文物和外包装区分对待，外包装算作“资料”，甚至连资料的级别都够不上。大量用来支撑、包装、稳固文物的附件，如匣、盘、座、托等，都堆放在一间大屋子里。

“乾隆有个玉玩套装，是利用日本漆匣作为外包装，匣内错落有致摆放10层锦盒，锦盒内再放古玉。玉器是作为文物来保存的，套匣则早就弃放他处。还是为了配合那次办展览，好不容易才将它找出来。可是套盒本身就做得极具巧思——为防止锦盒放置的顺序混乱，制作者特地把层数顺序与吉祥祝愿的名字合二为一，如一统车书、二仪有像、三光协顺、四序调和、五采章施等等，外包装本身便结合了实用性与中华文化的底蕴。”郑欣淼和本刊这样回忆。

由此可见，对于什么算作文物的认知不同，决定了有多少物品会被统计进来。2002年郑欣淼来到故宫担任院长后，就将新的文物理解下的馆藏清点提上了日程。“虽然《文物保护法》中将文物定义为不仅古代，也包括近代和现当代一切有形的历史文化遗存，但是人们还是倾向将带有艺术性、年代悠久的古物看作是文物。”郑欣淼说，“因此传世的铜瓷书画和供赏玩的工艺品账目比较明确，不太清楚的主要是与衣食住行、典章制度及文化活动有关的物品，如宫廷家具、帝后服饰、皇帝玺印以及唱戏用的戏衣道具剧本，宗教活动的法器造像等。这些当时都不是文物，而是实用之物。”

这些明清宫廷物品有的过去已经被处理掉了，十分可惜。“像是上世纪70年代时，故宫把一些八旗军的盔甲给了电影制片厂和戏校，还有近一万件残破的盔甲允许自己的工作人员把上面的铜钉取下来，把内部的棉絮带走自用。当时的想法是这种盔甲多得很，都是重复品，保留一部分就可以了。可这个‘多’，是就故宫而言，从全国来说，则是相当少的。因为有大量的重复品，才能体现出八旗的军威和气势。”

随着对故宫定位的认识深化，也会导致看待文物眼光的不同。“长期以来，对故宫的定位是一间‘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些不属于文化艺术范畴的物品就被划拨走了，剩下的也没有算作是文物。”图书代表着皇家对知识和教化的掌控，宫廷里曾经有数量巨大的图书收藏。郑欣淼提到，上世纪50年代，有不少地方图书馆向故宫要书，好比内蒙古的图书馆要一些清宫所藏的蒙古文典籍，故宫都划拨给他们了。后来干脆把一大批图书划给了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让它直接和地方对接。这里面就有非常珍贵的“天禄琳琅”藏书中的239部。“天禄琳琅”是乾隆的藏书精华，包括宋、辽、元、明、金五朝善本。它的一部分被带到了台湾，一部分由溥仪带到东北后又回归故宫，历经坎坷。同样是在这种突出古代文化艺术馆藏的思路下，上世纪80年代，原来的故宫明清档案部划归了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经过这样的划拨和机构调整，故宫中仍然存留着大量的图书和档案，它们应该怎样被对待呢？

故宫南大库采用仓储式陈列方式，尽可能多地展示明清家具（肖予为 摄）

于是郑欣淼提出了一个对故宫定位的新认识：故宫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而且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院和文化遗产，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宝库。

统一了观念，原来在计数时归属模糊不清的物品，就都进入了故宫文物的范畴。比如19.54万册的善本图书，和21万余块长期尘封在角楼和城楼的印书用书版；以及“样式雷”的烫样——烫样就是给皇帝来御览的建筑模型。从康熙年间起，祖籍江宁的雷氏家族7代人都参与到宫殿园囿的设计和建设，留下了画样、烫样和建筑做法等大量档案资料；还有能够反映清代官员觐见皇帝制度的红绿头签，作为皇宫门卫制度最好说明的腰牌，和区分明清官员品级尊卑高下的官服“补子”等等，都在这次清点中增加到了文物总账。

清点出来的所有文物，按照质地和用途来划分，形成了25个品类。这就包括陶瓷、绘画、法书、铭刻、青铜器、玺印、织绣、文房用品、家具、钟表仪器、珐琅、漆器、雕塑、金银锡器、玉石器、玻璃器、竹木牙角匏、宫廷宗教、首饰、武备仪仗、音乐戏曲、生活用具、外国文物，还有古建筑模型构件和古籍文献。这种分类体系在全国的博物馆中独一无二。唯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将故宫如此巨大丰富的收藏理出头绪。

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背景下，故宫又在2014年到2016年间开展了“三年藏品清理”。截至2016年底的公开数字，故宫文物藏品数量上升至1862690件（套）。这里面新增加的几种类型主要是乾隆御稿与尺牍、甲骨、陶瓷和陶瓷碎片标本。它们有的是历年新征集来的，有些是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有些又是在藏品的不断清理过程中有了新的发现。藏品清点的难度超乎想象。负责文物账目管理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原处长梁金生就告诉本刊，至今有三大箱乾隆御制诗稿都还没有整理完成，没有进到统计。“这和清理所要求的细致程度也有关系。原来只是点个数，现在每件文物要抄录内容，丈量尺寸，还有对题跋来点评，工作量就很大。”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曾经主持了故宫建院以来最大规模的文物清点（黄宇 摄）

被遮蔽的价值

“1976年，我大学毕业来到故宫，就分到了宫廷组（后称宫廷部）。老先生和我谈笑，不要小看宫廷组，故宫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有一句，宫廷组是‘十个部门排老十，九个部门排老九’。”原宫廷部副主任苑洪琪和本刊说。前半句说的是宫廷部管理的物品数量多、门类杂。“清宫有庞大的后妃群体，还有三年一次选秀进来的秀女，这些人每人进宫就有一套吃穿用度的东西，称作‘公铺’。皇帝一年要做100多套衣服，不同的季节或场合都要有对应的服饰，其他人员按等级递减。可想而知这些用品积攒下来数量有多大。”而后半句则是指这些物品过去普遍被定为价值不高。同样是瓷器，那些供太监宫女日常使用的叫“桶瓷”，是从景德镇用大木桶装来的，就归宫廷部保管，而那些按照帝王旨意烧制的精美瓷器则是在器物部的库房中存放。

在第五次文物清点中，不少有待于厘清的“资料”都属于苑洪琪所在的宫廷部来管辖。怎样来看待这些宫廷物品的价值？郑欣淼说，它们有的成为某些重要场合和历史事件的见证，“比如某位皇帝在某个时候穿的一件衣服，清宫当时在保存时，就在旁边附上了写有字迹的黄签，这里面含有和事件相互印证的历史信息”。清点过程中，宫廷部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对御茶膳房地上堆放已久的破旧地毯和帐帘进行保洁清理和熏蒸入库时，发现了一批袁世凯称帝后用于宫殿冬季保暖的帘子。这填补了故宫织绣类中“洪宪”款文物的空白。“袁世凯称帝后将故宫三大殿的名字修改过，帘子上附带的字条正好就能证明这个事情。”

更多宫廷遗物则有助于人们去了解皇权典章制度、皇家日常生活细节和满族风俗。“宫廷历史文化的主体是宫廷典制，而封建社会对皇帝来说，国和家是一体的。因此宫廷典制中许多内容就是王朝典制，即国家典制。这些典制是封建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根本。宫廷历史文化是一个王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郑欣淼这样说，“故宫保存着皇家衣、食、住、行、宗教、教育、医疗、婚姻、休憩、丧葬的各种场所、遗物和制度记载，提供了皇家生活方式的标本。由于清代距今并不远，清代的历史格外受到重视，描绘清代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视剧铺天盖地。皇帝到底怎么上朝、军机处是什么样，都引起人们想要深究的兴趣。在‘戏说’之风盛行的情况下，故宫有责任也完全有能力告诉人们皇权运转和皇家生活的真实面貌。”

苑洪琪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宫廷饮食，最近刚刚出版了《故宫宴》。回溯起来，她对宫廷饮食的关注，还是在“进宫”后完成第一项工作时埋下的种子。当时领导带她去银器库房，给每件器物重新来写编号。“大柜子陆续打开，里面是成百上千的火锅，我写了一天也没写完。”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康熙、乾隆时代举办“千叟宴”时用到的食器。“千叟宴”实际是场“火锅宴”，每次都有两三千位对国家有功的老臣参加，每桌都摆放着火锅。这是东北发源的满族人保存下来的饮食习惯。

节庆和平时，皇帝都吃些什么？是否每顿都有108道菜？苑洪琪在爬梳宫中《膳食档》的记录之前，脑海里也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疑惑。她看到皇上餐桌上每餐必备的，其实是南小菜、清酱、酱三样这样的腌制小菜；豆汁儿这种民间小吃一经从民间引入宫廷，就受到了乾隆的喜爱；宫廷举行元旦、万寿、冬至的大宴，与宴王公仍然需要延续满族传统，自带酒肉出席。呈现这些只言片语的记录，便是向民间对宫廷刻板的奢华想象来作回应。

明清宫廷遗存之外，郑欣淼认为，就算面对传统艺术收藏的铜瓷书画门类，也要结合故宫的特色开展研究。“对任何一件传世书画作品，各大院校的研究者都可以去讨论它的艺术风格、作者生平之类。那么对于故宫所藏的书画，故宫人还应该从那些角度来挖掘呢？你可以通过与皇帝的题跋结合起来，来看它流传和收藏的经过，从而分析皇帝的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你也可以和它们所张挂陈设的宫殿联系起来，看看它们是从哪些殿堂被集中到了一起，背后体现了皇帝怎样的意图。”郑欣淼说。他因此于在任期间，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核心就是故宫文化的整体性。即使是单件文物，也要置于与周遭宫廷的联系中来看待。

书画与宫廷交叠，还有一类长期被轻视的清宫旧藏是帝后书画。这一方面和他们封建统治者的身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老一辈书画鉴定学者主要的兴趣点都在传世文人作品。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从事帝后书画的整理研究，也很早意识到了其中的意义。“就拿乾隆皇帝来说，过去都评价乾隆的字迹缺乏变化，是千篇一律的‘面条体’，这是很不准确的。故宫保存着乾隆从12岁书法临摹的习作，一直到晚年的作品，他的书法面貌至少能分出四个时期。相比他的绘画一直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他的书法经历了从模仿古人到确立自信的过程，更加富于变化。”

去细看乾隆的真迹，更能将他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清史中都会把乾隆说得非常孝顺，但会让人觉得那是一种道德宣传。而当你看到那些乾隆在母亲寿辰到来时专门为她制作的纨扇，有着羊脂玉雕刻的手柄，扇面上是他亲自创作的诗文图画，你就会感到一位百忙之中花时间和心思来做这些的帝王，一定对母亲有着发自内心的深情。”杨丹霞说。第五次文物清点之后，两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得以从资料升级为文物。

清晰的文物“家底”和文物结构为故宫继续向前发展夯实了基础。之后故宫通过扩大开放区域并新添宫廷原状陈列、增加“仓储式”展厅的方式，再加上定期举办专题特展，让观众得以在参观时目睹到了更多的文物。目前，故宫博物院每年展出的文物藏品将近3万件，比几年前增加了一倍。它们在186万余件的馆藏当中，尽管只占到2%的比例，但结合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传播手段，那些曾经不为人所知的文物，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入人们的视野。

（实习记者印柏同、严胜男、常雅倩、王鸿娇、包欣卉对本文亦有贡献）